“教立于上”转换为“俗成于下”的成功

第五节　“教立于上”转换为“俗成于下”的成功

汉武帝开始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思想道德教育，是适应时代需要的，因而也是富有成效的。汉朝之所以能很快成为一个威震四海的大汉帝国，有汉朝初期的文明积淀与财富积聚的原因，但汉武帝后在“春秋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在思想道德教育中，广泛开展大汉、强汉意识的政治宣传，积淀为以汉为尊、以汉为荣的社会文化心理，是重要原因，应该说汉武帝后的思想道德教育是很成功的。据《汉书·儒林传》载，当时“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迷邪归正之路”。顾炎武也盛赞“三代以下，风俗之淳美，无尚于东京（东汉）者”（《日知录》卷十三）。

汉武帝后的思想道德教育经受了时代的考验，一是虽有王莽之变，但人们思汉心切，“吏民歌吟思汉”，“天下莫不引领而思汉”，虽时有农民起义却多打刘氏招牌，可见百姓拥汉情深的政治局面并未瓦解。这说明汉朝思想道德教育是深得民心的，刘氏抑强扶弱“遗恩余烈”，“高祖孝文之宽仁结于人心深矣”（《后汉书·王刘张李彭卢列传》），盛德则能得众心，则百世不忘矣，可见刘氏之大德已转化为天下之厚望。二是虽然东汉和帝之后开始衰落，宦官外戚势力膨胀，政治腐败，但仍然保持长期的社会基本稳定，“政治虽浊，风俗不衰”（《资治通鉴》卷六十八），朝纲虽乱，害未及民。可见汉朝思想道德教育营造的大汉政治的社会根基深厚，未能轻易动摇。三是虽然社会上农民暴乱也时有发生，但多是局部的利益矛盾性，而非整体的政治对抗性。这些情况说明，汉朝的思想道德教育经受了政治动乱的考验，这是不争的事实，普通百姓对大汉的整体认可度是可以的，所以汉王朝能延续四百多年之久。对此司马光认为，“教立于上，俗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岂惟取重于缙绅，亦见慕于众庶；愚鄙污秽之人，岂惟不容于朝廷，亦见弃于乡里，自三代既亡，风俗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资治通鉴》卷六十八）。经过长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朝野官民之间的思想道德意识已经相当程度上融合在一起了，并成为社会稳定的良好思想基础。

但独尊儒术的思想道德教育一元化追求虽使政治伦理意识强化，也因此弱化了“处士横议”的批判精神，失去了士人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独立人格，导致儒家思想道德意识神学化，进而演变为谶纬学，导致思想理论的僵化、教条化，把国家主导思想引入歧途，因此也失去了思想创造力和教育的活力。

汉武帝以后的思想道德教育有很强的官本位意识，一切思想道德教育都在意于维护中央集权的神圣性，限制思想道德教育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宽。董仲舒过分提倡愚忠，提升皇威，却忽视民生、民主，因此对东汉后期外戚宦官的把持朝政，桓灵时期的政治混乱，表现得软弱无力，思想道德教育影响不了政治，导致自身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