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枝弱干，教育重心下移

第三节　强枝弱干，教育重心下移

《颜氏家训·治家》中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其实并不尽然。魏晋南北朝时期因为国家分裂，君权弱化，面对“生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现实，对意识形态制控无能，导向乏力，因此其思想道德教育的重心下移，呈现强枝弱干现象。虽然政府思想道德教育疲软，但士人中玄学思想传播，民间宗教意识扩散，家族中家训家诫风行，却成为时代性的思想道德教育风尚。

虽然魏晋南北朝也较重视风俗巡使制度，经常派员巡视、考察民风民情，注重对社会道德风尚的了解与引导，这方面史书中多有记载。孙吴曾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巡行风俗”；北齐武成帝曾“诏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恶，问人疾苦，擢进贤良”；宋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博采舆诵”；梁武帝遣内侍巡行天下，“观政听谣”。此外如晋武帝、宋文帝、南齐高帝、北魏元帝等，也都派使到各地调查研究社会舆情，以反观自我，地方官也遣使对所辖区域作风俗巡察，了解民间对朝政的风议，以观省政教，以解民间疾苦。这说明在当时，巡省风俗，采察风谣，以把握社会心理与社会舆论，是一项制度性的教育举措，有利于克服思想道德教育的迟滞性与盲目性。但总的来说，这只是停留在了解情况的层面上，对社会底层进行有计划的政治思想教育却几乎微弱无力，社会底层的思想道德教育基本上处于社会自发性状态。

一、士人在“越名教尚自然”的玄风中自我觉醒

早在汉时已有《老》、《庄》、《易》“三玄”之称出现，东汉后期士人如马融、郑玄、蔡邕等人在思想上、生性上、生活上都已以“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为时尚，实际上已出现经学式微、玄学滋生的征兆。魏晋时玄学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郭象、张湛等，在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上思想逐步演变，由名教本于自然转向越名教而任自然，进而转向名教即自然，刮起了玄学思潮，很快风靡全社会，其因源复杂：一是出于对政治风险的回避。魏晋南北朝时期豪族专权，社会动荡，政治腐败，一些士人面对混乱无序的社会，深深感受到生命的沉重，面对政治腐败的现实，深深感受到政治抱负的失落，面对动荡多变的乱世，则深深感受到政治风险的压抑，因此士人往往陷入徬徨、求索的心理状态，有意回避政治，寻求超脱，谈玄成为士人中的时尚，玄学思想的扩散之风也因之而在社会上形成，这也是政治上门阀士族势力恶性发展的反作用力的产物。二是出于对儒学思想教育科学性的质疑，对东汉经学思想教育神学化、谶纬化的拘泥、僵化走向的反叛。一些思想家、教育家对儒学思想教育以社会责任的制约排斥个性自由的向往，消解人格独立意志的现象深为不满。他们意识到，六经只代表历史的陈迹，不重变通，不重人性，对社会变化的非适应性的缺陷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凸现，因而滋生了摆脱它、超越它的思维指向。三是出于对儒学道德人格虚伪的批判。阮籍在其《大人先生传》一文中揭示了“假廉以成贪，内险而外仁，罪至不悔过”的人性现实，表达了他对外仁内险、外廉内贪的两面人格的不满，并痛斥那些“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裈裆”（裈即裤）的伪君子。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中更是揭露得淋漓尽致。王弼《老子指略》中称，“崇仁义，愈至斯伪”。他们追求的是人性的回归。四是因为政治动荡，中央集权削弱，政治权力对思想意识的控制能力相应减弱，人们的思想压力相应减轻，容易出现对传统的正统思想的异向思维，寻求新的思想通道，因此也就容易产生新的思潮。以至“一时名士风流，盛于雒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尚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

玄学思想道德教育体系的核心理念是“越名教而任自然”。这句话出自嵇康的《释私论》：“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任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这里所说的“名教”即礼教，即道德教化，指的是儒家的道德规范教育；这里所说的“自然”即指人的天然本性。“越名教而任自然”即从对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理念的抨击与批判中，尊重人的天性，顺应人的追求，要无措是非，行不违道，物情顺通，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玄学家立意于以“简易之教”导向“无为之治”，他们提倡“崇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群生安逸，自求多福，默然从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声无哀乐论》）。这与儒家建立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惧祸忧患的心理之上不同，其所追寻的是以个性的解放化解社会思想问题的新的思路。从思想道德教育角度上说，魏晋玄学更多的不是政治层面，而是个性层面的思想追求。

玄学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鲜明个性。玄学的思想道德教育虽回避了政治，却补充了政治，在那万物皆贱、唯权为贵的时代，更多关注的是人生而非社会、是生活而非经典，是个性而非原则。虽然玄学思想教育中主张以“三玄”代替“六经”，其目的是张扬玄远的思维，探寻玄远的世界，但教育中所关心的不只是《老子》、《庄子》、《周易》三玄的经典价值，而是面向生活，让人们自主甄别人生价值与生活的意义。

玄学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鲜明的批判性，不赞赏儒家的以名为教，不主张死啃经典，拘泥于文字章句，而是主张不言之教、不言之学。王弼说，“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周易略例·明象》）。言是教与受之间思想交流的障碍，突破语言的束缚，发挥自己的悟性，才能“得意”，才是思想的接受，这是对汉朝儒学的空守章句、繁琐证引、但诵师言、不敢创造的不良的思想教育风气的有力批判与否定。

玄学思想的传播扩散方式主要是诗文传送，聚会交游，拓展思想传播的空间。魏晋时期曾经有过几次很有社会影响的大型聚会，如西园聚会、金谷聚会、兰亭聚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可见其思想交流聚散之盛况。魏晋士人都很看重诗文的社会价值，以之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大胆地在诗文中申述人生的价值与思想的追求。他们平等地清谈论辩，超越自我，超越社会，他们“志无所尚，心无所欲，达乎大道之情”（嵇康《释私论》），自己解放自己。郭象提出“独化论”，提倡自我修悟，“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掘然自得而独化”，“独化于玄冥”。

在儒学思想官学化、神学化，谶纬学盛行的文化背景与沉闷氛围中，玄学思想在广大士人中的泛起，无疑是一股颇有思想吸引力的时代清风，这是社会思想观念的时代性裂变，有其客观必然性。

二、平民在宗教传播中自我向善

魏晋南北朝时期，真正占领社会底层思想道德教育阵地的是宗教，包括佛教与道教，活跃于广大民众中的是宗教思想道德意识的传播与扩散。

南北朝时佛化披于国中，是中国佛教思想传播扩散最热的时期。据史载，北朝拥有僧众200万、寺庙3万余，南朝也是“塔寺形像，所在千计”，诗人也咏叹“南朝四百八十寺”。可见整个大地几被佛化了。佛教传播之活跃，佛教信仰之风靡，佛教信徒之众多，佛教建筑之普遍，佛教教育的社会泛化由此可见一斑。佛教思想道德教育具有良好的社会适应性。对于缺少文化的劳苦大众来说，神道设教不失为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教育方式，而对于承受着社会动乱的深重苦难的百姓来说，依靠信仰的力量是解脱精神压力、使自己心灵净化的唯一可行的思想选择。

与此同时，在社会思想道德意识传播活动中，比较活跃的还有道教。道教以道为万物本原、最高信仰。道教起源于原始社会的巫术，是古代流传下来的自然崇拜与鬼神崇拜意识的混合物，也源于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的思想滋养，而谶纬神学也为道教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氛围，与玄学有着共生互动的相附关系。道教形成于东汉末的太平道，道首是张角；三国两晋时，五斗米道，道首是张鲁。道教是中国唯一的土生土长的宗教，本来只是一种民间的道义性的组织，但在乡间平民百姓中思想影响很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思想在帝王中、在士人中、在民间三个层面广泛传播开来。东晋以后得到官方的支持，其社会思想影响加大。北朝的道士寇谦之（365—448），对东汉道教进行改造，去除“伪法”，“专以礼度为首”，向人性化倾斜，受到北魏世祖的宠信，那时“崇奉大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魏书·释老志》），皇帝即位都必须道坛祭道，于是以道治身演化为以道治世。北周时道之尊仅次于儒，其思想地位大大上升。道教的最有权威的经典是东汉的《太平经》，东晋的葛洪（283—363）的《抱朴子》，北魏道士陶弘景（456—536）的《真诰》、《真灵位业图》，也是道教的经典之作。

道家是一种思想流派，道教是一种宗教组织，道教使道家抹上了宗教色彩，而道家使道教披上了哲学外衣，道教较之于道家更具迷信意蕴。但道教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就不再是如道家那样只是一种思想潮流，而且是一种社会势力，是重要的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力量。道教以道为教，既不能完全忘情于世事，也不能排斥道德的生活价值，而以修道为积德，以道为德之核心，主张通过思想教育以“清澄性理”，去除污染。认为人是可教的，百兽可教之战阵，畜牲可习之进退，“低仰之驷，教之功也；鸷击之禽，习之驯也”（《抱朴子·勉学》），何况人为万物之灵呢？“夫陶冶造化，莫灵于人。故达其浅者，则能役用万物；得其深者，则能长生久视。”（《抱朴子·对俗》）人是可教的，浅学可役物，深学能长生。道教并不排斥儒学思想，可以说多为亦儒亦道，提倡忠孝、和顺、仁信，但它坚持道本儒末，道源儒流，道体儒用，抱朴子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抱朴子·内篇》）。

道教以老子为道祖，尊之为太上老君，以张道陵为教祖，尊之为天师，并以他们为人格楷模；以道士为主要传播力量，“人行大道，号曰道士”（《太霄琅书经》）；以道观、道场为思想扩散的主要阵地与载体。道教思想道德意识的主要教育方法是提倡自我修炼，通过自我修炼达到神仙境界，以为只有全于人道才能进入仙道。

三、士族成员在家训、家诫中寻求进取人生

魏晋南北朝是重家族轻君臣的时代，世家大族的出现，门第观念的强化，家族意识的上扬，再加上其时官学衰疲，社会动荡，大族人家为保全门内，普遍重视家门传学之习，行家教，正家风，兴家业，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也就化整为零，以家庭为本位进行。因此这个时期家诫、家训之类的著述抄本，也即家庭德育教材在社会上大量涌现，虽多出于名门大家，但流传很广，对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与思想信仰起了很好的作用，是那个时代很有创意的思想道德意识的传播方式，是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一翼，这是对当时的社会思想道德教育紊乱的一种有效补救，对传统的思想道德意识的社会普及起了很好的作用。

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家诫、家训有诸葛亮的《诫子书》、《诫外甥书》，王修的《诫子书》，颜延之的《庭诰》，王肃的《家诫》，王昶的《诫兄子及子书》，姚信的《诫子书》，李秉的《家诫》，夏侯湛的《昆弟诰》，羊祜的《诫子书》，陶渊明的《与子俨书》，任昉的《家诫》，王褒的《幼训》，王筠的《与诸儿书论家世集》等。最著名的是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是典范性的家教教材，广受社会欢迎，以至于《颜氏家训》“泛滥书林，充斥人寰”。这些都成为社会上很受欢迎的，普遍采用的家庭思想道德教育的教材。

家训、家诫中普遍重视在族内特别是年轻人中进行道德信仰教育，修身治学教育，事功济世教育，忧患意识教育，族长普遍对年轻人寄予热情的理想人格期待，希望他们超越世俗，走出平庸，志存高远。《颜氏家训》鲜明反对北齐大夫那种教子媚俗的教育。在魏晋南北朝，之所以家训、家诫类教材广泛流传，参与面广，基于以下三点社会共识：一是思想道德教育要从小抓起，重启蒙教育，用颜之推的话即“人在少年，神情未定”，“少则志一而难忘，长则神放而易失”，在幼小时易于教育；二思想道德教育要依靠长辈亲人言传身教，亲人施教效果好，“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阋，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诲谕”（《颜氏家训·序致》），所以这个时期形成长辈亲属直接参与对年轻人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盛况；三是家教是治、平之教的基础，能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所以家诫、家训中的道德教育的政治取向都比较明确，主旨在于修身砺行，立功扬名，转化为思想信仰与道德守则，不只在意于“整齐门内，提撕子孙”，更在意于确立平、治天下的大志。社会上家诫、家训的选择性流传，反映了人生价值尺度的社会选择，使思想道德教育家庭化，深入到每一个社会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