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理最大”的教育思想根基

第一节　“道理最大”的教育思想根基

唐朝后期思想道德教育低迷无力，造成社会性的思想意识与道德风尚的混乱，高层政德失守，宦官专权，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的衰落与五胡十国之乱，分裂割据混战不已，正如欧阳修所说：“甚矣！五代之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乖，而宗庙、朝廷、人鬼皆失其序，斯可谓乱世欤！”（《新五代史·唐家人传》）宋朝建立后，一方面结束“五季割据，干戈相寻”的战乱局面，争取社会有序，思想稳定，成为平民百姓中普遍的心理期望，另一方面如何吸取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成为上层社会的普遍思考。陈桥兵变的直接教训与启迪是，必须改善君弱臣强局面，强化中央集权，所以赵匡胤一登上帝位就提出一个现实的问题：吾欲息天下之兵，其道如何？据沈括《梦溪笔谈》载，宋太祖曾问赵普：“天下何物最大？”赵普迟疑不答，当宋太祖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断然回答：“道理最大。”太祖多次表示回答得很好。这一问一对，被后人誉之为“尧舜之问，稷契之对”（刘实甫为《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序）。宋太祖从赵普的回答中意识到，思想的价值及教育的地位不可低估，这是作为一个军人出身的统治者的政治感悟。因此“道理最大”成为宋太祖的政治“宝训”、施政“家法”。宋孝宗说：“祖宗时，每事必问道理，夫焉得不治。”可见宋太祖是这样认识也是这样施政的，表明了宋朝统治者具有很强的政治理性，善于审时度势，这是从武士将军向帝王的角色转换中的自我调适。

“道理最大”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是相对于权力至尊而言，相对于武力崇拜而言，相对于私意放纵而言，是一种政治理性的追求。任何至尊权力都必须向天下申述其存在理由，有理才能服天下，才能为社会所接受。道理最大就不能因私失公，“天下惟道理最大，故有以万乘之尊而屈于匹夫之一言”，“夫知道理为大，则必不以私意而失公忠”，“寿皇圣帝因臣下论道理最大，乃以一言蔽之曰：固不当任私意，呜呼，尽之矣”（《中兴两朝圣政》）。道理最大就要尊重民心。“道理最大”也是对思想权的尊重，宋徐元杰《楳（梅）埜（野）集·甲辰冬轮对劄子》：“天地间惟道理最大，人言之所以必争者，顾惜此耳”。“道理最大”是对权力至尊的挑战，对武力崇拜的抗争，对私心无忌的制约，坚持了思想的超越性，也是权力寻求思想支持的政治自觉，是寻求政治文明的一种努力，是“道尊于势”论的宋代新版。

“道理最大”说上承道统谱系大原，下兆理学思想之兴，虽然在宋初此说流传不广，似乎影响不大，但因为受到了宋太祖的赞赏，为宋代思想道德教育奠定了深厚的思想认识根基，诚如姚勉所说，“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雪坡集·癸丑廷对》），由此而引申出尚文、尊儒、重士的思想建设方略和道德教育纲领。

一是尚文，确立了文治教化的治国价值意识。宋初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虽发动兵变取得帝位而能君临天下，但不免有些惴惴不安，需要改变自己的形象，宋太宗直白地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资治通鉴后编》卷10），从此“抑武兴文”，以教为先，以德泽治国，“以文化成天下”，成为国策，其目的是从根本上扭转唐以来的尚武局面，以文德强化国家的软实力。《宋史·文苑传》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艺祖（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宋初连下尚文抑武的举措，一方面强调“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司马光《涑水纪闻》），竭力提高武将的文化修养，这既是维护权力安全的深谋，更是强化思想建设的远虑；另一方面蓄四方图书，宋朝统治者不仅自己“听政之暇，惟务读书”，以广闻见增思虑之效，普遍意识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宋会要·职官》）宋太宗时设崇文院是尚文治、兴文德的社会宣示，是顺应人心思治之举，是很得人心的。

二是尊儒，以儒学为思想建设的主导思想。“道理最大”即以理为尊，以理为大，这种政治意识背景催化道统意识复兴，理学思想崛起。“道理最大”即坚持治国施政的合理原则，这理就是儒学之理。所以宋朝一开始就竭力提高孔儒思想的社会地位，把儒学看成是“帝道之纲”，竭力推动尊孔崇经的风尚。赵匡胤即位之初即明确宣布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竭力推动读儒书、行儒教、重儒生、兴儒风，大力宣传孔子的圣教圣德，有意识地强化儒家思想的社会影响。据《续资治通鉴》载，建隆三年六月，赵登极，“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赞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他不仅自己虚心读儒书，发动献书，充实儒教内容，且积极兴学，各类学校遍于宇内，加快儒家思想的社会扩散。宋真宗曾效法秦始皇、汉武帝搞“封禅”，率文武百官及僧众三万余人到泰山封禅，并亲到曲阜祭孔，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以求在全社会营造尊孔尚儒的思想氛围。

道理之理即“道德性命之理”，因此“道理最大”一说与理学之崛起相伴随、相呼应。《传贻书院记》中说，“道理最大”这句话“开万世理学之原，猗然盛哉！”宋朝思想家已经意识到儒家传统思想的现实的非适应性，不再满足于祖宗成法，虽有志于承继传统儒家思想，但从新的视角、新的层次去寻求新的开拓，已成为普遍的追求。宋朝理学是魏晋隋唐的三教圆融的产物，吸收了哲学思辨性，摒弃了宗教神秘性，使儒学上升到哲理化的高度，儒学也因而出现了新的面貌，不再把儒学看成是学术，只作训诂考证，而是看成是思想，重在义理阐释。宋朝后期更把理学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与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理学的主导地位得到了政治上的确定，但宋未曾钦定其为官方思想，也未曾使用暴力以保证其思想统治，其思想文化政策还是比较宽松的。

三是重士，士人成了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力量。一方面，由于“道理最大”思想的影响，“自时厥后，天下设立书院，通今学古之士彬彬辈出”（《传贻书院记》）。宋朝统治者中“得士者昌”的观念极强，意识到治天下离不开士人，对士人一般都比较宽容，养士不薄，有言论自由，有政治地位，有优厚俸禄，以优渥士人进行柔性控制，与士人同治天下，所以士风益振，有参政议政的热心。另一方面，“道理最大”之说是士人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为士人争取政治地位的一种努力，为“道”寻找制高点。“道理最大”之说受到宋初统治者的肯定，从此掌握“道理”资本的士人也受到了相应的政治尊重，而士人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道理”，君以士为师，士以道制王、以道议政、以道导民，士人成了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导力量，办书院，招徒讲学，传播儒学思想，都很热乎。

宋朝士人关注时政民生，范仲淹所说的“言政权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范文正公集·奏上事务书》），是当时士人共同的责任自觉与政治热情。从历史上看，士殉国者唯宋为多。

宋朝士人也较有思想活力。如赵普、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寇准、韩琦等，都是很有思想创造力且在社会上很有思想影响力的士人。宋朝理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产生的。思想界有新学（王安石）、理学（程颢、程颐、朱熹）、实学（陈亮、叶适）、气学（张载）、心学（陆九渊），各树一帜。

宋朝士人很有教育责任自觉。宋士人热心于思想道德意识的教育与扩散，李觏认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盱江集·安民策第二》）。“所谓安（民）者，非徒饮之、食之、治之、令之而已也，必先于教化焉。”“立民以善，成善以教……移风俗，敛贤才，未有不由此道也。”（《盱江集·安民策第一》）安民成善，以教化为先，是当时士人的共识。王安石、朱熹、陈亮等在社会性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影响都很大。

宋朝士人追求圣贤人格。如果说汉之清议风，虽议朝政，但只臧否人物，魏晋之清谈风，只谈人生，忌谈政治，那么宋朝士人中则大力倡导圣贤之学、圣贤气象、圣贤人格，具有纵深性，在社会上富有思想道德影响力。从社会整体来说，宋朝思想道德教育更重规范，而少重人格，但士人中并非如此。朱熹的《近思录》专设“总论圣贤”一节，“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朱熹所说的圣贤气象即他所倡导的理想人格模式。所以宋士人心怀天下意识很强，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大力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岳阳楼记》）。还有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都反映了宋士人所追求天地万物一体的共向性的思想道德境界，志在激发圣贤气象、爱国情怀、救亡图存意志，这些都是宋人的典范人格，都反映了重志节、尚操守的人格理想，具有时代性色彩。南宋时国势日蹙，这种精神更显得很可贵。

可以说，“道理最大”是宋朝思想道德教育纲领与主脉，是一脉传承，上承道统，下启理学，影响社会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影响了三百余年的历史。吴渊为魏了翁《鹤山大全集》作序中高度评价了“道理最大”一说的巨大的政治价值：“艺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语开国，以用读书人一念厚苍生，文治彬彬，垂三百年，海内兴起未艾也。”宋朝政治生活中的“用读书人”、“厚苍生”、“文治彬彬”都从“道理最大”一语中引出。南宋的李季可《松窗百说》也高度评价宋太祖与赵普的问对的政治意义，“所以定天下，垂后世者，莫不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