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指导方针的提出

第二节　“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指导方针的提出

耶律楚材（1190—1244），契丹人，是元朝思想道德教育的方针制定与理论设计的奠基性人物，并身体力行，在元朝的思想建设中有其无与伦比的独特价值。

耶律楚材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很受成吉思汗的政治信赖和才能赏识，成吉思汗曾指着耶律楚材对元世宗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耶律楚材具有鲜明的华夷一统意识，主张“泾渭同流无间断，华夷一统太平秋”（《湛然居士文集·洞山五位颂》），精心设计了社会性的思想道德建设的思路，是很有建树的。可惜在元世宗死后，他受排挤，被诬告，说“天下贡赋，半入其家”，然而官方抄其家的结果是，仅有琴、书、画、石而已，清廉之甚。他是元朝很有人格品位的思想家，是很有思想深度的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者。

耶律楚材的思想道德教育方略集中反映在其“以儒治国，以佛治心”的八个字中，这是他《寄万松老人书》中宣示的。万松老人是一位佛学宗师，耶律楚材曾在报恩寺从他学佛三年，深懂佛理。由此可见他早已设计自我，以儒用世，以佛养身。因此他一旦处在权力高位上，就开设一条儒、佛合用的思想道德教育思路，这是很有创见的。一是他把治国与治心区别开来，治理国家、修养心性不是同一回事；二是把儒、佛不同的思想道德教育功能区别开来，社会性的思想教育以儒为宗旨，而个体性思想道德教育以佛为皈依，儒可治国，佛能治心，治国必须正心，而正心唯禅为能。以儒、佛作为维护元朝统治地位的精神支柱与思想武器。

耶律楚材理论思维比较深，思想境界比较高。他虽然推崇儒学，但他不赞成儒学万能论，他曾在《寄用之侍郎》中说：“用之侍郎携书，诫以无忘孔子之教。予谓穷理尽性莫尚佛乘（法），济世安民无如孔教。用我则行宣尼之常道，舍我则乐释氏之真如，何为不可也。”他直率地认为，儒“不足以治心，仅能治天下”。他虽然从小信佛，但他也不认为佛学思想是万能的，他不赞成自己的佛学老师万松老人所认为的“佛法可以浚心”、“可以治国”的观点。他强调儒、佛各有所能，应相容、互补。

他主张以儒治国，把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主张以汉制为遵，以孔教为宗，认为“宣尼万世帝王师”（《湛然居士文集·邳州重修宣圣庙疏》）。他竭力劝说元朝的高层统治者尊孔子重儒学，要他们相信只有以儒学思想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指导思想才能治国安民，必须确立儒家传统思想的主导地位。他崇孔圣，建孔庙，兴学校，力倡崇道德，重仁慈，“国维张礼义，民生重食货”（《湛然居士文集·和平阳张彦升见寄》），主张礼义与民生并重。可以说他是苦口婆心地宣扬儒学思想的，他对政界官员提出要求，“夫君子之学道也，非为己也。吾君尧舜之君，吾民尧舜之民，此其志也。使一夫妇不被尧舜之泽者，君子耻诸”（《湛然居士文集·贫乐巷记之》）。他对学子提出要求，“学士既归夫子尊，吾儒宜识仲尼心”（《湛然居士文集·刘润之作诗有厌王琴句因和之》）。他对社会提出要求，“行看尧舜泽天下，万国咸宁庶绩熙”（《湛然居士文集·刘润之作诗有厌王琴句因和之》）。他对自己也提出要求，“殷周礼乐真予事，唐舜规模本素心”（《湛然居士文集·李庭训和予寄复用元韵以谢之》）。

耶律楚材主张以佛治心，以佛理为人心依归，他自己是一个佛教的信徒，对佛经《楞伽经》等很有研究，富有佛理修养，深知佛教教理的修身养性的治心功能及其对于社会稳定的政治价值。他认为人应修行学道，“身处红尘而又能看破红尘”（《湛然居士文集·寄万松老人书》），他认为“于念而无念”，“于相而离相”，“忘生死，外身世，毁誉不能动，哀乐不能入”，这才是人的理想的思想道德境界。他自己以佛道陶冶情性，不堕红尘，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这种磊落的为官品质即得益于禅宗佛理。

虽然耶律楚材面对儒之入世与佛之出世的思想冲突，治国与治心的现实矛盾，但对自己的思想道德教育是乐观与自信的，“从今率土沾王化，礼乐车书共一天”，“定远奇功正今日，车书⁽¹⁾一混华夷通”（《湛然居士文集·用前部送王君玉西征二首》）。“唾手要荒归一统，汉唐鸿业未能过。”（《湛然居士文集·过天德和王辅之四首》）他孜孜以求的是“车书一天”、“华夷混一”的如汉唐那样的盛世鸿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