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强权制控

第二节　明初对思想道德教育的强权制控

一、直接掌握思想道德教化的主导权

朱元璋出身寒微，不过是一个和尚、一个游丐，本为布衣，一跃而为天子，生怕天下不服，其自尊意识极强甚至有些过敏，他强权制导思想道德教育，以凸现其独尊地位、一统意识，强化其对天下的思想制控。据《国榷》卷三载，朱元璋曾征询臣下：“卿等知朕训民意乎？”翰林王祎回答：“三代下人主，知政不知教，自古帝王身兼君师。陛下训民，天下师也。”朱元璋亲自参与思想道德教化活动，组织宣传教育资料的编写，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带动臣下与地方官自觉履行“宣教化”的职责，以善导民，敦笃教化，牢牢掌握思想道德教化的主导权，千方百计运用权力驱民从教。

二、以法制宣传教育为主题，深入广泛宣讲《律令》、《大诰》

与汉唐只重对读书人的儒家经典教育不同，明朝思想道德教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相当重视对社会大众的法制意识的宣传灌输，把它作为思想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以统一社会舆论，形成稳定的社会思想与政治秩序。

明朝制订《大明律令》，编制《大诰》，形成《御制大诰》（74条）、《御制大诰续编》（87条）、《御制大诰三编》（43条）。诰，即告诫文；大诰，即告诫天下，明太祖认为忠君、孝亲、治人、修己，尽在于此矣，要“颁之臣民，永以为训”。他颁布《大诰》，“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今后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诛”，其所申述的是权力意志的绝对性。把思想道德教育要求法制化，强化思想道德教育的强制性。一方面，明太祖强制性要求天下生员必须熟读“律”、“诰”；另一方面，明太祖为此组织强大的力量开展声势浩大的社会性的宣讲教育活动。洪武年间几次要各府、州、县举荐一人年五十以上的、有德有识的、言貌相称的到京都，组织大型宣讲团，他们直接向臣民宣讲大诰，并要求各府县派人直接向民众通俗宣讲大诰。

明太祖大诰天下目的是“警戒愚顽”、“惩戒奸顽”，可见其思想道德教育的重点放在防范民众作乱上，因此一遇思想问题往往把它放在政治层面、法律层面去权衡，易于使思想矛盾激化。明太祖还说：“朕出是诰，昭示祸福，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当时还规定，囚有“大诰”可减罪，赴京上诉者有“大诰”即是通行证，而“不敬不收《大诰》者，非吾治化之民，迁居化外，永不令归”，强制人们接受《大诰》规定的思想戒律。有关《大诰》的思想宣传教育真可谓深入每个家庭，达到“家传人诵”的程度，是一次很有声势也很有成效的普法教育。据史载洪武十三年，“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明太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三），可见其思想道德宣传声势之大。

明太祖自己直接参与思想道德教育以增强教育的权威性，以《大诰》形式公示思想道德规范以彰显其法制性，并组织大规模宣讲活动以形成社会舆论的互动效应，其思想道德教育可谓是强有力的。但明太祖的晚年意识到思想道德意识方面的问题不宜以恐、以刑、以死相吓来解决。洪武二十三年，明太祖对刑部尚书杨靖说，“愚民犯法，如啗饮食，嗜之不止；设法防之，犯益众。推恕行仁，或能感化”。他已有醒悟，思想道德教育只想凭借权力的威严、刑法的压力，把自己的思想强加于人，造成刚柔失度，效果并不好，应该以仁义导引与感化为上策。

三、对学术思想施行政治制控

明朝统治者思想控制意识较强，蔑视权力之外的真理性存在，强调学术思想要为巩固中央集权服务。从个性看，作为一个开国皇帝的朱元璋没有唐太宗的大度，没有元世祖的英武，毕竟没有读过什么书，缺少文化修养，且极权心重，粗暴对待学术思想问题。朱元璋不满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拿孟子开刀，撤去在孔庙中配享的孟子牌位。他对君臣关系上的论述几乎过敏，他反对君要承担道德表率的社会责任，删去“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他反对对君应行仁义的道德制约，删去“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他否定对抗暴君的合理性，删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孟子·梁惠王下》）；他反对道德义务的双向性，删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总之他不允许对君权的蔑视，不承认权力之外的真理存在，不惜以治统抑制道统，他曾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一共删了《孟子》的三分之一之多，可见其思想专制意识何等强烈。

从朱元璋有意抬朱开始，形成了“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局面，这已不只是一种思想倡导，而是一种思想垄断，不仅不允许有不同声音，更要压制反对声音。有个儒士朱季友曾上书批评程朱思想，触怒了皇上。皇上说朱季友是“德之贼也”，为了让他“无误后人”，将其声罪杖遣，悉焚其书，以维护理学的道德规范，保证了朱学的政治权威。随着朱学独尊的确立，元朝宽松的思想文化氛围因之彻底消失，社会上特别是士人中的思想由驳杂走向纯一。这种思想规范化的努力，虽拒绝了一切对程朱思想的非议与干扰，维护了儒学的主导地位，但已近乎思想专制；虽收到了统一思想的社会效果，但也禁锢了士人，抑制了人们的思想创造活力，社会陷入了千口一词的尴尬。

四、以维护权力安全为教育首务

明初基于对政治不合作意识，政治反对派势力看得过重，在其思想道德教育中政治性特强，对权力安危问题保持高度政治戒备，把维护权力安全作为自己的第一任务，这在明朝开国初期应该是必要的，但因此而出现的政治过敏，模糊政治冷漠与政治对抗的界线，盲目地以惩罚代替教育，使思想教育走向思想专制的歧途。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以为“‘生’者僧也，以我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贼也”，结果是徐一夔屈死于朱元璋的一怒之下。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作《谢增俸表》，因文中有“作则垂宪”而受诛。钱塘止庵和尚有首《夏日丁园》诗，其中有“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之句，朱元璋大为不满，“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因而“罪之不得善终”。另外如北平的赵伯宁、福州的林伯璟、桂林的蒋质等，都因文字屈死，因此而受牵连的士人更多。虽然其本意是向社会传递权力安全至高无上的信息，但这种思想猜疑酿成政治过敏心理和妄加诛杀行为，使思想教育蜕变为政治恐怖，造成社会性的思想恐惧与压抑。

朱元璋推行的权力主导的思想道德教育，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色彩，呈现给社会的是一种强悍性的教育风格，不仅赢得了明初的政权巩固与社会稳定，而且也为大明王朝近三百年的政治稳定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