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后期“异端”思想的社会传播扩散

第四节　明后期“异端”思想的社会传播扩散

在明朝后期，各种与程朱理学思想相悖逆的“异端”思想在社会上自发地流传与扩散，在野士人积极参与，很有活动空间，很有思想活力，也很有时代气息，因此也很有社会吸引力，是理学思想主导地位难以为继的时代警戒，是思想变革的社会呼唤，是思想道德教育中的新风，其结果是朝野思想距离急剧拉开，虽然激化了思想矛盾，也促进了思想发展。

一、商人意识的社会浸润

明朝社会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出现，万历年间，杭州已是“盖中外之走集，而百货之辏会”（《万历杭州府志》），显然是一个相当繁华的工商业城市。据万历二十九年曹时聘奏疏，当时苏州“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吴闾至枫桥列市二十里”（《苏州府志》），与此同时出现商人的集团化趋势，可见自然形成的商品市场之繁荣与规模之浩大已十分惊人，商品经济已盛行于东南沿海。凌梦初的《拍案惊奇》更多的是反映了商人的生活、思想与追求。社会上弥漫的商人意识对传统的理与欲、义与利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了巨大冲击，催发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瓦解了传统的社会道德风尚，也蜕化了权力的道德品性。

当时社会上已发出“商贾何鄙之有”的质疑，“学不行则行贾四方”，“士人竞以求富为务”，士人多转为行商已成为时尚。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载，“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工商者，三倍于前矣”。与之相应的戒奢尚俭的道德信条也受到置疑，“余每观天下大势，大抵其地奢则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民必不易为生者也”（陆楫《蒹葭堂稿》）。以消费促生产意识已成为时代性的思考。商品经济的时代发展，商人意识的社会蔓延，带来了社会性的思想意识领域的动荡，发出强烈要求摆脱儒学思想束缚、争取个性解放的呼唤，引起了人们对固有的道德观、价值观的质疑与批判，这是从思想上向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发出猛烈的撞击，冲垮了传统的讳言利、耻为末（从商）的道德信条。

二、李贽个性解放思潮的蔓延

李贽（1527—1602），字卓吾，当过官，但其后半生是一个隐士、和尚、学者，晚年曾生活在龙湖的芝佛院，是在野的一个很有社会影响的思想家。李贽勇于离经叛道，有极强的叛逆性格与异端思想，他主张个性解放，猛批伪道学，也批真道学，是批孔批得最彻底的一个，他一心想创造自己的独立思想，形成自己的独立人格，社会知名度很高，几成大众的偶像。朱国桢在《涌幢小品》中说，李贽思想很受欢迎，“举国趋之若狂”，甚至“士风猖狂，实开于此”，人们争相收藏他的著作，以抢先阅读为快，以至“人挟一册，以为奇货”。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中说，李贽对传统思想体系破坏之裂“逾于洪水，烈于禽兽”，也可见李贽思想力量之大，因为他冲破思想沉闷空气，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心理需要，产生了接受放大效应。李贽自己标榜：“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初潭集自序》）他不在乎人们如何评价他，可见其思想叛逆性与人格独立性很有社会基础。因李贽思想触犯了当权者的利益，而沦为明朝的一个思想犯，被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下狱，他死不改悔，坚持异端。钱谦益说他非庄非老，不儒不禅，颇切实际。

李贽蔑视思想权威，反对思想控制，他不承认有什么必须臣服的思想权威存在，他反对任何思想权威对个人思想自由与思想独立的束缚，呼唤思想解放，冲破思想控制。他告诫“勿高视一切圣人也”，“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也”（《焚书·答耿中丞》）。他认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道之在人，犹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犹之掘地而求水也”（《藏书·德业儒臣前论》），他根本就不承认有什么思想理论权威，不赞成盲从“万世师表”。他认为人各有道，不能只以孔子之道为道，不能否定权威之外的真理存在。其实他所反的不是孔子，而是思想文化专制主义，这反映了明朝思想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已相当激烈。

他猛烈批评道学，沈瓒说他“好为惊世骇俗之论，务反宋儒道学之说”（《近事残丛》）。李贽认为，道学不过是“无才无学，无为无识”的人赚取“大富贵”的工具（《续焚书·三教归儒说》）。他毫不留情地揭示与批判道学的虚伪：“本为富贵，而外矫词以为不愿，实欲托此以为荣身之梯，又兼采道德仁义之事以自盖”（《焚书·复焦弱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同狗彘然也”（《续焚书·三教妇孺说》）。他认为假道学者，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对那些矫词以掩盖私欲的虚伪，他痛加鞭挞。他对权威的公然挑战，对道学的无情蔑视，所闪示的是时代希望的曙光。

在李贽看来，思想即民生，思想道德教育即民生关注，他说：“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同者也。学者只宜于伦物上识真空，不当于伦物上辨伦物。故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因此思想道德教育就是民生，除却民生无有思想道德教育，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思想道德即吃饭穿衣，这是非常大胆地把思想世俗化。

李贽“童心论”别树一帜，是他的人格理想，说明他更多关注的是人的个性本真。他主张思想道德教育应尊重童心、保护童心、发扬童心。他所指的“童心”即“最初一念之本心”，他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焚书·童心说》）所以尊重童心即尊重个性。童心是很可贵的，“绝假纯真”，“最初一念”，然而并非人人都能保持童心。“然童心胡然而遽失？”（《焚书·童心说》）他说是由于外的闻见的干扰和内的名利的诱惑，使人的童心泯灭，也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独立人格，“夫既以闻见道理为心矣，则所言者皆闻见道理之言，非童心自出之言也”。以外闻道理取代自己思想本真是不可取的。“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生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非内含以章美也，非笃实生辉光也，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所以者何？以童心既障，而以外入者闻见道理为之心也”（《焚书·童心说》）。人之可贵在于坚持主见，在于相信直觉，才能坚守本我，不会随俗飘浮。李贽竭力呼吁个性解放、个性自由，认为率性而行、任境而发，才是人生最高境界。也是指教育者的人格应恪守本真，讲真心话，不要人格分裂、言不由衷，不要瞎说一气，他对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的缺陷与负效果看得较真切。

李贽认为，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教育中，都应该是平等的，都应该尊重其“生知”，也都有责任“使知”。王侯庶人，圣人凡人，人生平等，不应有贵贱之分，他说：“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贵，在侯王可言贱”，“何尝有所谓高下贵贱者哉。”（《老子解》下篇）“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明灯道古录》）。他反对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认为“天理”就在“人欲”之中，人有私心是合理的存在，“夫私者，人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他主张鼓励自由竞争，“强者弱之归，不归必并之；众者寡之附，不附即吞之。此天道也”（《明灯道古录》），强并弱，众吞寡，是天道自然，并非不道德。这种思想道德理念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滋生与发展的社会现实。

李贽的思想传播与扩散活动很活跃，一是以其著作传播扩散其思想。他的著作有《初潭集》、《焚书》、《续焚书》、《藏书》，都很有影响。《初潭集》在麻城一出即被抢购一空，造成轰动效应。《焚书》、《藏书》也名声远播。二是他的思想的崇拜者积极传播他的思想，沈瓒说当时“少年高旷豪举之士多乐慕之，后学如狂”（《近事残丛》）。李贽学生汪本钶在《续焚书》中说，李贽“一死而书益传，名益重”。“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咳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能令聋者聪，聩者明，梦者觉，酲者醒，病者起，死者活，躁者静，聒者结，肠冰者热，心炎者冷，柴栅其中者自拔，倔强不降者亦无不意頫（俯）而心折焉。”学生宣传自己老师的思想是不遗余力的。三是通过讲学传播扩散。李贽在社会上享有很高声誉，许多城市都邀他去讲学，所到之处，往往满城空巷，在青年人中很有思想影响力。四是思想交流。他曾与焦竑交谈，工部尚书刘东星曾邀他去山东写作，袁宏道三兄弟与他往来密切，对他的思想也非常推崇，说“床头有《焚书》一部，愁可以破颜，病可以健脾，昏可以醒眼，甚得力”（《袁宏道全集·李宏甫》）。也曾与利马窦三次交谈宗教问题。李贽声音虽然洪亮，得到社会的热烈回应，但毕竟有些孤单，清初的几位进步思想家都对他的思想心存异见。

三、泰州学者“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扩散

明末有一批平民士人活跃在社会底层，他们深深感受到思想危机，“世降风移，王者迹熄，圣学蓁芜，人心汩没，致流覆辙，莫逾今日”（《颜钧集·急救心火榜文》），他们出于对朝政的失望，自觉承担起拯救社会的责任，到民间去寻找精神寄托，大力宣传“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竭力作平民利益的呼唤。他们以讲学为其存在方式，以泰州学派为主干形成活跃在平民中的思想传播扩散体系，开展反传统价值观念的思想宣传活动。他们具有对传统思想道德意识的鲜明的反叛性和战斗性，大力宣传“满街都是君子”，“人人君子，比屋可封”，士农工商一律平等，把平民抬到与圣平等的地位；他们宣传利益追求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他们反对人必去私观，认为“察私防欲，圣门从来无此教法”（《王一庵先生选集》）。他主张道德即圣人，常人即圣人，“凡利人者，皆圣人也”；他们主张以百姓日用为标准，否则就是异端，“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他们蔑视伦常，荡佚礼法，强调道即“赤子之心”（罗汝芳），“道者率性而已”（王艮）。他们深入到民间，使思想道德教育重心下移，以“愚夫愚妇皆知所以为学”为自己的理想，大力开展民间讲学活动，他们“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讲学，一村既毕，又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诵之声，洋洋然也”（《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以社会底层为教育空间，以乡村民众为教育对象，与文化教育结合，以化民为目的，辅之以教育者的人格魅力，富有教育活力，“泰州之后，其人多能赤手缚龙蛇，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所能羁绊矣”。“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由此可见其思想社会影响之大。

四、东林学派“讽议朝政”热的倡导

东林学派代表人物是顾宪成、高攀龙，其主要活动场地是东林书院，政治上称东林党人，是由正直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反对派，他们“抱道忤时”，“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当时社会上思想混乱、歧异复杂。一方面，“窃见长安议论喧嚣，门户角立，甲以乙为邪，乙以甲为邪，甲以乙为党，乙亦以甲为党，异矣；始以君子攻小人，继以君子附小人；始以小人攻君子，终以君子攻君子，又异矣……长此不已，其酿祸流毒有不可胜言者矣”（《泾臬藏稿·与伍容庵》）；另一方面，“当时天下滔滔，上下一切以耳目从事，士习陵迟，礼义廉耻顿然欲尽”（《泾臬藏稿·哭刘国徵文》）；再一方面，士人也多有“毋以辩言乱政”的清醒。因此，他们公然讽议朝政，发出了对传统政治理念的有力挑战，“冀执政者闻而药之”（《明儒学案·东林学案》），得到在野的士大夫和在朝的官员的积极应和。

他们以清议朝政为尚，期求以关心政治、影响政治，从而活跃政治。据传顾宪成去官离京，内阁首铺王锡爵与顾有一段对话，王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答：“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这里所争辩的是：应以权力的专权独断为准，还是以天下的褒贬议评为准；是非当前，究竟是理在朝，还是理在野，应怎样看待社会舆论。顾宪成所争的是天下议评朝政的权利。

他们生活在东南沿海工商业发达的地区，其思想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背景中产生的，对封建主义的陈腐有着敏锐的觉醒与清醒的批判。顾宪成在东林书院执教后，“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当是时，士大夫抱道忤时者，率退处林野，闻风响附，学舍至不能容”（《明史·顾宪成列传》），以至上至卿相下至布衣，“虚己悚神，执经以听”。每月一次讲会，往往造成社会性的轰动，可见盛况空前，其思想在当时社会上有很强的吸引力。远近学者前去问学议事，络绎不绝，一些学者甚至以自称东林后人为荣。明朝后期讲会大盛由此可见一斑。即使东林书院被毁，也有不少学者前去书院旧址，讲习不辍。这说明对新思想的求索是一种社会的需要。顾宪成题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反映了东林学人的政治抱负与思想境界。他们提倡“经世致用”，对“凭是天崩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讲学快活过日”的思想风气颇为不满（《高子遗书·顾季时行状》）。当东林党人受到朝廷阉党的迫害时，却得到了工商界人士的支持与保护，这说明社会把发展工商业的希望寄托在东林党人身上，这也说明了东林学派思想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