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潮对传统教化的冲击

第四节　启蒙思潮对传统教化的冲击

思想道德教育从传统向近代的跨越与转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虽然在清初还只是一种勇敢而艰难的尝试。

一、清初启蒙性思想教育泛起的必然性

随着明清的历史更替，政治动荡必然演变为思想动荡、民心动荡，而且历史发展到清朝，封建主义的社会制度已走向末期，已成强弩之末，封建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对传统思想的信仰危机日益加深，传统思想道德教育面临现实困境，依靠思想专制来维护中央集权已成为统治者寻求新的思想道德教育思路的必然思考，而一些进步思想家、教育家也因此致力于思想道德教育变革维新的积极探索。

与此同时，从明朝开始到了清朝，工商业发展已初具规模，商品生产的个性化，产品交易的自由化，利润追逐的疯狂化，不可避免地打破传统的思维模式，激起世道人心的变化，产生农业文明与商业文明的思想碰撞，使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开始动摇与崩塌。每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思想家与教育家都不能不正视天崩地解的现实。

而且随着与海外交流的加强，域外天主教思想、科学技术思想的传入，搅动了封闭落后的封建思想体系，对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师夷与制夷、斥夷的思想矛盾激化。清朝建立与存在期间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形成与发展期，如果说从秦汉到明初中华文明都具有领先世界的优势，那么清朝一开始所面临的就是沦为世界的落伍者的危机。思想道德教育界的有识之士不能不从国际背景、世界潮流中去思考自身的未来。

于是出现了一批有勇气对传统思想道德教育进行沉重反思、有胆识对思想道德教育维新作大胆探索的志士仁人，主要有顾炎武（1613—1682）、王夫子（1619—1692）、黄宗羲（黄梨洲）（1610—1695），此外还有颜元、戴震等，他们承传“冷风热血，洗涤乾坤”之遗风，以“明道救世”为职责，热情呼唤思想维新，力倡教育变革，尽管被清统治者边缘化，但无法阻遏他们思想主张的巨大社会影响。我们姑称之为活跃在清初社会上的思想道德教育的启蒙思潮。

二、启蒙思潮的教育指向

清初思想道德教育领域的启蒙思想的核心是，批判皇权，解放个性，主张社会变革，思想自由。

1.呼唤民权重于君权，发动对皇权至上的封建专制的批判

唐甄猛烈抨击，“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把封建制度作整体上否定，显示了一种政治勇气。王夫之严厉批判传统的“家天下”迂腐观念，公开挑战君为臣纲的陈旧意识，批判君权至上思想，强调“天下者，非一人之私也”（《读通鉴论》卷十一），即决不能以天下私一人。他认为，思想道德教育应“循天下之公”，首先应该关心的是民之生死，而不是一姓之兴亡，这是思想教育中必须确立的基本理念。

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宣扬民主启蒙思想，被视为近代社会的宣言书，对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发起猛烈的批判，在思想道德教育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如一道黑夜中的光亮，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和很深的历史意义。黄宗羲公开宣扬，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对君主侵天下之利、害天下之民的现状，作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明夷待访录·原君》）“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明夷待访录·原君》）黄宗羲认为，天下是人民的，不是皇帝的私天下、家天下，为官者应该“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明夷待访录·原臣》）。黄宗羲旗帜鲜明地反对思想专制，反对“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庭”。他的思想被梁启超誉为“刺激青年最有力之兴奋剂”，可见其在思想宣传中的影响力之巨大。

2.呼唤人的主体性的觉醒，倡导个性解放

黄宗羲力倡人权，批判政治专制对人的权利的剥夺，提倡面对天下，敢是敢非，对政事缺失应该敢于“伐鼓号于众”，动用舆论以矫正之。他在《学校》中说：“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是非，而公其是非于学校。”顾炎武鼓动人们以天下为己任，“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亭林文集》卷三）。他认为国家与天下是两回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日知录·正始》）。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则天下比国家更重要，即使身为匹夫之贱，也应承当天下兴亡之责，国家之“易姓改号”可以不问，但必须“保天下”，“救民之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日知录·直言》）。思想道德教育就是要让人们承当天下兴亡的责任。龚自珍强烈期望冲破理学造成的“万马齐喑”，依靠人才，依靠教育，催生激荡风雷的“九州生气”。其《病梅馆记》对思想教育使人性扭曲的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示。

3.倡导士人的新型道德人格

黄宗羲提出学校应关心政治，成为政治设计院，政治是非应以学校意见为准，“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知识分子应是社会思想的主导力量。他主张纠正政治与科学的轻重错位问题，学术不是政治的婢女，而是政治的指导者，学校应在限制君权中发挥作用，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违”。顾炎武竭力提倡清议，以之为提升思想活力的一种有效措施，这是让人参政议政的政治民主的呼唤。他从历史经验中意识到，“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日知录·清议》）。不让人批评议论则易产生社会动乱，因此他主张“存清议于州里”（《日知录·廉耻》），热情呼唤士人关心国是。

顾炎武认为，思想道德教育要双向运行，一要解决士人的廉耻问题，二要解决社会之风俗问题。而对士人教育是关键。他说：“教化者，朝廷之大事；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现实的问题是，“自三代以下，人主之于民，赋敛之而已尔，役使之而已尔，凡所以为厚生正德之事，一切置之不理”（《亭林文集·华阴王氏宗祠记》）。“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日知录·廉耻》）“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作为一个有知识有地位的人，应有风骨意识、名节理念，要有人格自觉。

三、启蒙思潮的教育变革主张

在统治者力倡重振朱熹理学，以之为社会主导思想的同时，在野的士人却竭力主张思想道德教育应从理学误区中解脱出来，认为宋明理学开思想道德教育中的空谈心性的恶劣风气，应该砸掉以理欲之辨残杀人性的精神枷锁。所以梁启超认为清初思想家是“对于宋朝理学的一大反动”。

1.思想道德教育应“为天下”而非“为君”

黄宗羲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思想道德教育要处理好维护君权与维护民权的关系，要对天下万民负责，而不只是对一姓君王尽力。教育者应“心悬天下，忧满人间”，以己之情，通天下之志。他们主张思想教育变革，由庶人主导，顾炎武不赞成孔子的“庶人不议”的思想，认为“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庶人有左右政教风俗的权力与责任。

2.思想道德教育不应有贬抑人“欲”的存在

王夫之反对在思想道德教育中把“理”、“欲”对立起来，只承认“理”的价值，不承认“欲”的作用，认为情、欲、知同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他认为“天理充周，原不与人欲相为对垒”（《读四书大全说》卷六），而“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卷四），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离开人欲何谈天理，天理“必寓于人欲以见”，“故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理也。……孟子承孔子之学，随处见人欲，即随处见天理”（《读四书大全说》卷八）。理与欲是一种辩证关系，理尽则合人之欲，欲推即合天之理，人的欲望是人的思想发展的内在的动力源，人薄于欲，则人亦薄于理，一个没有欲望的人也不会有对理的追求。因此作为一个思想道德教育者，不能抑制人的欲望，违逆人的本性，离开对人的欲望的尊重，谈不上什么天理的宣传与教育，也难以实现人的道德完善与思想提升。

3.思想道德教育不应回避四海困穷的现实

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揭露宋明理学，“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批评朱熹的思想道德教育脱离实际、回避现实，离开四海困穷而空谈心性，于世无益，其实是“封己守残”，是一股社会性的“流祸”，以至清谈误国，“议论多而成功少”，有的甚至认为“宋儒之祸甚于秦灰”，是对儒学思想的毁灭。清初一些思想家救世心切，竭力主张关注国家治乱之原，关心民生大计。

4.教取经义要为教习经济服务，旨在经世济民

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的思想道德教育方向，提出“明道救世”的教育大纲，经义教育要关注民生、关注天下，重振经世传统。“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则‘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亭林文集·与人书二五》）黄宗羲反对思想道德教育只是脱离实际的空谈心性，认为那只是制造无用的腐儒而已，他认为，学贵适用，学道要能达事功，两者应统一起来，“讲一身之行为则似是，救国家之急难则非也，岂真儒哉？”（《南雷文定五集·姜定庵小传》）他痛感那些“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无能之辈，是思想道德教育的失败。颜元认为要把富天下、强天下、安天下作为教育目标，他对朱熹的教化思想深怀愤然，“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堆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为之，可谓迷魂第一洪涛水母矣”（《朱子语类评》）。他们都有志于发动一场思想道德教育的革命。

四、启蒙思潮的传播扩散

清初的进步思想家在当时都是政治边缘人物，没有权力赋予的话语权，但自有其在社会上进行思想启蒙的办法，使启蒙思想很快在社会上扩散开来。

以讲学活动形成二级传播。清初几位启蒙思想家著作丰富，讲学活跃。顾炎武到处讲学，足迹遍于大江之南，讲学水平很高，往往产生轰动效应，辩难蜂起，洋溢着思想自由争鸣的氛围。他们的门徒遍于天下，易于形成二级三级传播，形成其思想传播的辐射性效果。

以批判性强化其思想扩散力。他们富有批判勇气、革新精神，显示了思想锐气，具有很强的政治鼓动性与社会吸引力。当时有三大批判：批判理学的保守性，批判封建专制、封建皇权，批判只取经义而不习经济的学风，是传统士人的自我批判，也是社会批判，是社会生气所在。

以适时性选择增强其可接受性。他们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的适时性，王夫之在解释张载“当其可，乘其间而用之”时说，“可者，当其时也；间者，可受之机也”，他认为应重视“教之时”，即教育的时机选择，要“因机而教”，以提高客体可接受性，强化其思想道德教育的社会作用力。

他们思想虽然只是启蒙，但其动因却是救亡；他们虽然猛烈批判旧世界，却未能发现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