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近代中国由于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肆意侵略和蹂躏，加上本国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国家极度贫弱，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争取民族的独立富强，一代代的中国人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但无论是向资本主义学习的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还是奋起自救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乃至辛亥革命，最终都失败了。直到先进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成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共产党，国家的命运才得到拯救，中华民族的发展才翻开崭新的一页。

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时传入中国的，五四运动的爆发进一步促进了它在中国的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得社会主义第一次从理论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一直在探索救国图存的仁人志士，在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发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后，开始把目光转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上。同时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与中国情况较为相似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并且喊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使得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推动他们去了解指导俄国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因此，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英、法、美、日、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了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代表要求归还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去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权利，却遭到无理拒绝。“巴黎和会”在对德和约上规定把原来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利转给日本，这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怒。使得广大先进分子看清了帝国主义列强联合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打破了对资本主义的幻想，触醒了民主主义的噩梦。因此，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流。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早期的传播者，在中国大地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13年8月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920年，李大钊和陈独秀酝酿组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立人之一。他是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事业中，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1927年被捕后遭张作霖处决。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18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中指出，十月革命是20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相信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学说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1919年8月，李大钊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并初步表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得到发展的思想。

不过，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初还主要是在少数知识分子范围内。真正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运动的结合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参加党的一大的12名代表来自7个地方，代表全国53名党员。由于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艇上举行，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积极投身到实际的革命活动中去，并在斗争中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分析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但是，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需要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并结合中国具体国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拓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第一，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从那时起，就在客观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于20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其历史条件，既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也有别于列宁所处的时期。一方面，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另一方面，这一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要使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成功地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通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结合，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时代发展和实践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将这样一个客观要求及时、明确地提出来，变为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却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当时，在马克思主义要不要中国化以及怎样中国化等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教条主义的主张，照抄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化；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主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

毛泽东正是在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准确把握时代的脉搏，顺应形势的客观要求，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1930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对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在这里，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和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本本主义，明确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他还指出“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样一些重要思想。特别是他反对本本主义的主张，为中国共产党人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根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石。

1938年9月到11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针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毛泽东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这里，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关系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提出来。《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是毛泽东率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基本标志。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综观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至少包括互相联系着的四个方面。其一，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即使主要根据欧洲国家情况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变为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即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结合、联系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成为有用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马克思主义。其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即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华民族的风格和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其四，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鲜化，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地得以丰富和发展，从而永葆其生机和活力。

毛泽东根据时代和实践的需要，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作出全面深刻的说明，这一事实，表明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的这一贡献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主动性，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第二，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为了在中国共产党内确立、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了巨大努力。

早在1929年，毛泽东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中，专门对各种妨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错误思想进行了纠正。其中，明确地批评了主观主义。他认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纠正主观主义的重要方法，一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二是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方法。这样一些思想，已带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萌芽。

到了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唯上”、“唯书”的保守路线，一条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前者是本本主义、主观主义路线；后者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这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本形成。

1937年，毛泽东先后写下了《实践论》《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论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践论》从理论上论述了主观和客观之间的辩证关系，深刻地揭示了只有在正确解决知和行的关系的基础上，也即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从规律上论述了认识发展的“两个飞跃”的理论，在揭示认识经过“两个阶段”、“两个飞跃”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这些思想，有力地批判了主观主义思想路线，对于全党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消除主观主义思想路线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矛盾论》论述了辩证矛盾即对立统一的道理；提出了一个系统和过程相统一的具体矛盾理论；揭示了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建构了具体矛盾理论的科学体系。这一切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为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做到实事求是指明了方向。可以说，《实践论》和《矛盾论》为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并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1941年和1942年，在党的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地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中国共产党党内路线的分歧，分析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非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作风，进一步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把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两种思想路线作了鲜明的对照，明确地阐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是对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明确、最深刻的说明和发挥。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加深入人心。

此后，毛泽东继续坚持、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使在其晚年，在总结实践中失误的教训时，也把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如在1960年12月到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反复强调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毛泽东确立、倡导的实事求是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与毛泽东确立、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关；而在其中遇到的挫折，发生的失误，也都与违背、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有紧密的联系。

第三，带领全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

毛泽东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而且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践行者。从实践上说，他带领全党从多方面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在实践中不断开创新路子。

其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中，工人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怎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和牢固的工农联盟，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首先争取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确定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然后开辟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极其复杂的新课题。面对这一课题，毛泽东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刻分析了中国社会形态和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明确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提出了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两步走的战略，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开辟了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其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继续推动中国历史向前发展，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指引下，我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根据中国特点，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与和平赎买政策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用逐步过渡的形式改造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使社会生产力继续得到发展，广大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独特创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全面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成为新中国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其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积极探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尽管在探索中有曲折，甚至有严重失误，但我们在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努力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全面进行大规模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应当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毛泽东的积极探索是分不开的。有的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观点是有充分的客观根据的。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中，与开创新道路的实践相适应，毛泽东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它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的贡献最突出，这也正是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这一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进行理论概括，逐步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接下来我们就具体来了解一下一代代的共产党人是怎样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的。

二、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贡献

第一，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延安时期创立的。它是在和以王明为代表的党内“左”倾教条主义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也才有了毛泽东思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才取得了伟大胜利。但是，建国以后，毛泽东逐渐离开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逐渐脱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直到““文化大革命””，党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基本上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也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实际，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仅停止了，而且倒退了，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果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在这种思想禁锢下，真理失去了光芒，实践失去了地位，代之而起的只能是愚昧、荒唐和野蛮。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这时本应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可此时又遇到了“两个凡是”的阻碍，党的思想路线依然被禁锢着不能解放。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邓小平组织和领导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1978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开始以后，邓小平敏锐地看到这场理论争论的深远意义，满腔热情地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积极支持，他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为了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邓小平在这个阶段就完整准确地对待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就反对思想僵化，倡导思想解放。他曾多次指出，有些人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不仅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谁就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照搬马列、毛泽东的原话就行了，“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反复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

这样，在邓小平的精心指导下，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最终发展成为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它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为重新恢复和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群众基础和理论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邓小平在会前发表的主题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对这一思想路线进行了全面论述。他强调，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如同过去搞革命一样，必须实事求是，这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而当前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就必须解放思想，克服党内由于种种原因而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就会产生死守条条框框、随风倒、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等怪现象，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力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是一切拨乱反正和整个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先导，也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轨道的必要条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继续推进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谈话，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道路等重大问题。这是邓小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的结果，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特别是在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在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的同时，又一次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的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在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谈得最多的是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发展的科学。他说：“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由此可见，正是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努力下，扫清了“两个凡是”的思想障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态度，才使中断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得以继续，也才有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

第二，认清中国的国情。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是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所以准确判断和深入认识国情，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中，就是因为毛泽东科学地分析和全面论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性质及其基本特征，而且科学地定位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和步骤，才成功创造出了中国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建国以后，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认识经历了反复和曲折，但其认识的主线是“超越历史阶段”的，是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实际的。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以实践检验真理的态度审视着中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多次告诫全党，必须实事求是、科学地认识国情。

1979年3月，针对当时再次出现的冒进倾向，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是底子薄，经济、技术落后；二是人口多，耕地少。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在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上，他鲜明地表现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思维倾向。这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从战略上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随后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到，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不发达”。

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1981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决议规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的阶段”。接着在党的十二大报告中采用了这个提法，“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在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并把“物质文明不发达”看作是它的重要特征。可以说，从邓小平提出国情的两个特点开始，到党的十三大全面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期间经历了8年时间，而这8年正是改革开放艰难探索的时期，为了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中国国情，邓小平以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和理论家的气魄，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左”倾束缚，史无前例地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也不是社会主义”的命题，并确定了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标准，衡量中国的社会主义。毫无疑问，按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也仅仅只能处在初级阶段。所以，当1987年3月，拟定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时，他欣然批示，“这个设计好”。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系统的论证，并且明确了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理论。

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情，有了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有了现实基础。也正如邓小平所讲，“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就是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为基地的。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邓小平理论。

第三，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

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最突出的贡献，莫过于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这一理论在后来党的十五大上被概括为邓小平理论。它之所以当之无愧地被看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因为它解决了自社会主义产生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都没有解决好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

社会主义既是一种学说、一种运动，又是一种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刻意对社会主义的特征和本质作明确的规定，但他们曾经指出：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社会主义运动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目前和未来的目的和利益”，“社会主义制度是在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这样一种社会形式”。他们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经典模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是高度的工业化和高度生产社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力的结果。但是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其他多种因素，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远不发达的落后国家，因此，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前提下不同于经典模式。首先，现实社会主义不是在工业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基本上处于前工业社会，因此，其首要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其次，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占主体地位的生产方式不是社会化的大生产，而是分散的小生产；第三，在这些国家中，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还很低，自然经济还占着统治地位。因而它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时期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国家工业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等任务。所以，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解放生产力和迅速发展生产力，就具有更为特殊的和绝对必需的意义。

然而，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这个首要问题，人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社会主义搞了70多年，由于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个问题及其他一些原因而失败了。我们自己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完全清楚的。邓小平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从更深的层次上对社会主义的本质作了一个新的概括，他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中的“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因而是社会主义的第一要务。要发展生产力，除了要依靠科技教育之外，还要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即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仍然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公平、公正的社会，理所当然地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但这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价值所在。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也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始终要坚持的奋斗方向，而它也只能在保障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步实现。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它坚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一方面从生产力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核心内容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从生产关系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内容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既克服了离开生产力而抽象地从生产关系角度界定社会主义本质的片面性，又避免了那种单纯讲生产力而不讲生产关系，混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区别的错误倾向。同时，邓小平又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和根本目的统一起来，一方面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抓住了社会主义的价值所在，划清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这样，把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

三、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的与时俱进。

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三个代表”的要求。同年5月的一次谈话中，他又指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大会上，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和基本内容。江泽民指出：总结80年的奋斗历程和基本经验，展望新世纪的艰巨任务和光明前途，我们党要继续站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胜利前进，归结起来就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是指：第一，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第二，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第三，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三个代表”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发展先进生产力是发展先进文化的基础，是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发展先进文化，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重要思想保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群众则是创造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发展决定的，同时是由先进文化引导的，由人民群众推动的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互促进的进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党对共产党的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的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

2003年9月2日，胡锦涛在江西考察时说：“要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积极探索符合实际的发展新路子。”这是第一次公开讲话中使用“科学发展观”。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一步深刻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范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的就是发展生产力，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在我们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更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第一要务。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的选择，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能够领导中国实现民富国强、振兴中华。只有坚持发展，才能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增强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紧紧抓住和不断推动发展，把发展作为主题，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人民的愿望，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把握我们党执政兴国的关键，不断巩固和发展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因此，我们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要着力把握发展规律，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破解发展难题，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又好又快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就是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把依靠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前提，把提高人作为发展的根本途径，把尊重人作为发展的根本准则，把为了人作为发展的根本目的，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回答了为什么发展、发展“为了谁”的问题；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回答了怎样发展、发展“依靠谁”的问题。“为了谁”和“依靠谁”是分不开的。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也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二者的统一构成以人为本的完整内容。只讲根本目的，不讲根本动力，或者只讲根本动力，不讲根本目的，都不符合唯物史观。毛泽东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同时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胡锦涛说，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试金石。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胡锦涛所有关于以人为本的论述，都十分明确地指出，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本，这里的人不是抽象的人，也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一切为了人，一切依靠人，就是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所追求的发展，不是片面的发展、不计代价的发展、竭泽而渔式的发展，而是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全面，指各个方面都发展；协调，指各个方面的发展要相互适应；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要有持久性、连续性。这就要求我们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协调。坚持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的永续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深刻体现了唯物辩证法在发展问题上的科学运用，深刻揭示了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深刻反映了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坚持运用统筹兼顾的科学发展观，善于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坚持统筹兼顾，就是既要总览全局、统筹规划，又要抓住牵动全局的主要工作、事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使各个方面的发展相适应、相协调。

总之，科学发展观是我们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第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科学发展观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新的实践和时代发展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发展观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紧密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说一脉相承，是因为它们面对着共同的时代课题，面临着共同的历史任务，都贯穿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都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都坚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理论主题、思想基础、政治理想、根本立场上一以贯之。说与时俱进，是因为科学发展观用一系列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创新成果，赋予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最好坚持和最好实践。

第二，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靠发展来巩固、在发展中推进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进入了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我们具备非常有利的发展条件，同时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显露，制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多，发展方式粗放、发展效益不高、发展代价过大，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决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保持我国发展的良好势头，成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课题。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作出一系列新的理论概括，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全面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提出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这些重大战略思想，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总结实践新创造，深入回答时代新课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的新成果，使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推进到新境界。

第三，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在实践中显示了科学理论的强大真理力量。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过程。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制定一系列战略部署，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基础。这十年，我们走过了很不平坦的道路，战胜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创造了科学发展的辉煌业绩，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在中华民族复兴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崭新篇章。十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和上海世博会，战胜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夺取抗击汶川特大地震等严重自然灾害和灾后恢复重建重大胜利，妥善处置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巩固和发展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增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实践充分证明，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是我们经受考验、化危为机、赢得主动的精神支柱。

以上历史表明，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无论是在革命时期、改革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信念，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动摇，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不断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理论成果。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理论具有发展性，需要不断丰富、完善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社会实践的客观实际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都是对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要发展，关键是社会实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就要求作为反映客观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情况的变化，即实际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通过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来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马克思主义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发展。发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巨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并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其实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历史，是一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社会实践的历史。所以，江泽民强调指出：“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要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基本规律。用发展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就是按规律办事，也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对指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及党的建设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作用。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我们不仅要善于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更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总之，我们要明确一点，即真理总是具体的，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是真理。所以，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真理不能从原则出发，也不能照抄照搬，更不能从头脑中虚构出来，它必须从事实出发，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得到不断的补充、发展和完善。因此社会主义不应只有一种形式或几种固定的模式，它应该根据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结合各国的具体情况，建立具有各自特色的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