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笔记本的重要性

［德］尤根·罗扬(2)著　赵玉兰(3)译

当1883年马克思去世的时候，他除了留下许多未完成的手稿和草稿外，还留下了大量的笔记本。它们中的一些是普通的笔记本（Notizbücher），马克思在其中草草记下了各式各样的内容，例如地址、书名、他所萌生的想法以及数学计算等。大多数笔记本是摘录笔记本（Exzerpthefte），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其中写下了对书籍所作的摘录。这些笔记本的大部分——约200本——保留了下来。(4)它们将在MEGA2第四部分中出版。

我将在本文中努力表明，全面出版马克思的笔记本并不是如某些评论家所认为的纯粹的“遗物崇拜”。(5)马克思的摘录以及其他的笔记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著作，而且也必须被视为他的著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也是主体部分中，我将通过考察马克思的1844年笔记——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正是诞生于这一时期——来证明这一点。

关于马克思摘录之意义的一些总体说明

早在1837年11月，马克思就告诉他的父亲，他养成了对所读过的书作摘录的习惯，并顺便在纸上写下他的感想(6)。他的这一习惯保持了终生。那时，作摘录是搜集相关信息的普遍方式。对马克思而言，这也是理解他所阅读的内容的方法。因此，他也对自己的藏书进行摘录。(7)

马克思不仅精心地保存着他的笔记，而且还习惯于不时地重新读读它们，以便更好地记住它们(8)。有时，当他感到自己的观点发生变化或者当他需要额外的信息时，他会再次查阅所涉及的书籍。在其他情况下，他就直接用他的笔记进行之后的写作。在那里，他的引文常常不是出自原书，而是出自他所作的摘录。

如今，一位作者所作的摘录与其他笔记的重要性已经为人们所广泛地认识。例如，在莱布尼茨、康德、费希特、谢林、穆勒以及其他人的全集中，摘录已经作为一个部分被包含了进去。事实上，这种资料对于思想史研究、传记研究或者所考察作者的工作发展进程的彻底分析都是极其重要的信息源泉。

马克思的笔记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并不仅仅源于这些数量如此庞大的笔记依然存在这一事实，而是主要源于马克思的工作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作为一名学者，马克思从1843—1844年起就把毕生奉献给了一项伟大事业：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对现实世界发展过程的分析，这一批判将是全面的、普遍的；它将是最新的研究，并且也将为一切相关的经验知识所证实。考虑到19世纪40年代以来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变化、所有科学的强劲发展以及马克思的观点亦在变化这一事实，致力于那项雄心勃勃的事业的工作将被证明是永不完结的故事。

起初在1843年，马克思计划“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形式”写一部政治学批判。在写完1844年手稿后，他决定“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第一个小册子是关于国民经济学的(9)。那时，马克思已经脱离了青年黑格尔派，这个计划正是他与曾经的朋友特别是布鲁诺·鲍威尔进行争论的一部分。然而，之后他决定用一个单独的小册子《神圣家族》（1845）来攻击鲍威尔。几个月后，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0)中“清算”了他们“从前的哲学信仰”(11)。与此同时，马克思继续进行前述的计划并再次修改了它。1845年2月1日，他同德国出版商列斯凯签署合同，承担“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它将分两卷出版(12)。然而，当他着手开始工作的时候，他意识到还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13)。实际上，在1857年前，马克思并没有开始写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根据1858年2月22日致斐迪南·拉萨尔的信，在写完了篇幅庞大的草稿——“大纲”（Grundrisse）之后，马克思打算把这部著作的最终版本分为六册：“（1）资本……（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此外，他决定“以分册”的形式陆续出版整部著作(14)。在完成了第一分册（1859）后，他再次改变了自己的计划。现在，他打算只出版一部关于“资本”的著作，它将分为四册。然而，他只完成了第一册（1867）。至于之后的两册，他很快就得出了必须“把稿子全部改写”的结论，并再次投入到新的研究之中(15)。

事实上，马克思只实现了他的伟大计划的一小部分。因此，在他死后出版的一些从未发表的手稿，例如《资本论》第二、三册手稿（分别在1884和1895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1932年同时由MEGA¹以及朗兹胡特与迈尔编辑出版）以及1857—1858年手稿（1939—1941在莫斯科编辑出版，1953年在东德再版）会对20世纪关于马克思的争论产生如此强大的推动力就并不是偶然的了。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争论源自那些手稿的含糊不清的状况。一方面，它们揭示了马克思在后来的著作中并未详细阐发的目的和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本人并不把它们看做是自己想说的东西的充分表达。这并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问题：在马克思这里，把一份草稿变成一部能够发表的著作一再意味着远比单纯的润色修饰更多的内容。因此，当马克思在1846年8月告诉列斯凯，他不得不“从内容和文字上”再次修改那部许诺过的著作的“第一卷快要完成的手稿”，就不仅仅是个借口了。他补充道，“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16)

如今，对马克思感兴趣的严谨学者绝不会仅仅局限于研究马克思本人所发表的著作。毋宁说，我们倾向于把马克思的工作看做是持续终生的、未完成的研究过程，而正是马克思的全部著作——包括他的笔记——记录了那一过程。

马克思的摘录笔记本表现出他广阔的研究范围，其中包括大量不同的领域，如法学、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技术、农业、化学、地质学、物理学、数学和民族学。它们包含着他所使用的资料的许多信息，即他读了哪些书，他是如何恰恰选择这些书的，他对什么内容尤其感兴趣。它们也表明，他的阅读是如何影响他的思想发展进程的。有时，马克思逐字逐句地抄写相关的段落。他也常常用自己的话来概述冗长的段落，并把他的母语——德语同英语、法语、俄语的表达混合起来，这依赖于他读什么语言的书籍。毫无疑问，他的这种概述段落的方式通常会留下他的思想踪迹。有时，他则更加明确地中断摘录，代之以自己的评论。此外，他的笔记本还包含着提纲、计划以及初稿，这些都可以表明他打算如何运用相关资料，他的计划将走向何方。基于这一原因，他的笔记本也可以为从未实现的计划提供信息。(17)

1844年手稿的兴起

马克思在阅读过程中所作的笔记同他的其他著作之间的密切联系能够被写于1844年的手稿和笔记本最好地证明，它们分别发表于MEGA2第I／2卷和第VI／2卷中。严格地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就源于他在那一时期所作的摘录。(18)

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出版，这在对他感兴趣的学者中间引发了巨大的轰动(19)。然而，这场为1933年希特勒上台所中断的讨论实际上在“二战”之后才真正开始。关键的问题是，那些手稿能够给马克思提供多少新的内容，或者换句话说，相较于马克思后来的著作，这些手稿应被赋予多大的重要性。尽管正统的共产主义者直到20世纪60年代仍然倾向于贬低1844年手稿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许多西方学者来说，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20)，是“他的体系的第一次勾勒”，提供了“言之有据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思想”(21)。

一般来说，1844年手稿的文本证据与编辑问题鲜为人关注，尤其鲜为那些极力强调1844年手稿的卓越意义的人所关注。很少有人注意到，我们谈论的这份手稿在1932年的两个版本中是按照不同的方式得到再现的。MEGA1第I／3卷的编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aus dem Jahre 1844）为题出版了三份手稿，并把它们编为第I、II、III手稿。另外一份编号为IV的手稿被编辑在一份附录中，这份附录也包括马克思在那时所作的一些摘录。另一方面，朗兹胡特迈尔的马克思早期著作选则以“国民经济学与哲学”（Nationalkonomie und Philosophie）为题收录了“一份手稿”，它实际上是由在MEGA1中被编为II、III、IV的手稿所构成。不过，它们是按照另外一种顺序出现的，即III－II－IV。大部分学者认为，MEGA¹版的质量更为优良，因此除了法文一版外(22)，之后各版都是以MEGA¹版为基础的。(23)然而，人们忽略了这样的事实：MEGA1的编者重新编排了马克思手稿的各个不同部分。结果，手稿看起来被分割成了依次写成的不同“章”。没有人再煞费苦心去反观原稿。(24)人们通常以为，马克思在“阅读并摘录了15本包括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萨伊的经济学著作”之后，才写了这部著作(25)。

如果说，我们所理解的“著作”（work）是指一个前后连贯的、作者在其中以或多或少构思好的、系统的方式来阐发其思想的文本，那么值得怀疑的是，1844年手稿——如它们现存的那样——是否能够被视为一部著作。“第IV手稿”实际上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约翰·舒尔茨主编，1841年柏林第2版）最后一章的概括。第三手稿由几个对此前写的文本——可能是第二手稿——的补充构成。如果说存在着什么著作（或著作的草稿）的话，那也只能是第二手稿。不过，第二手稿只有最后四页——马克思把它们编号为XL—XLI‐II——遗存了下来，我们并不知道之前各页的内容。第一手稿不是同等性质的文本；它与其他手稿的关系远远没弄清楚。

对文本包括笔记本所作的细致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1844年手稿并不是对某种世界观的系统阐发。毋宁说，它展现了运动中的马克思的思想——也就是说，由他的阅读和他所参加的讨论所推动的新思想的诞生与发展过程。笔记本表现了他的思考由以提升的基础；此外，它们本身也包含着一部分那样的思考。(26)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不想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所讨论的各种主题在他的思想中是毫不相关的。我也不想表明，那些手稿对于理解马克思后来的著作是毫无意义的。我想说的是，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与笔记为那些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感兴趣的研究者提供了关于那个过程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个阶段的极富魅力的见解。那一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发展极为迅速：他步入了政治经济学领域，拥护共产主义，并且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

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中谈到的，他在1843年秋到达巴黎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27)。他可能是从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两卷集）开始的，后者当时在法国被奉为“泰斗”和“经济学家的老前辈”(28)。之后，马克思阅读了三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著作：卡尔·沃尔夫冈·克里斯托弗·许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蒂宾根版），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1卷（1841年斯图加特—蒂宾根版）以及海因里希·弗里德里希·奥西安德的《公众对商业、工业和农业利益的失望》（1842年蒂宾根版）和《论民族的商业交往》（1840年斯图加特版，两卷集）。这些研究看来是同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相关的。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对落后的德国人与先进的民族作了比较。他谈到，当“现代主要问题之一”即“工业以至于整个财富领域对政治领域的关系”开始“以保护关税、贸易限制制度，国民经济学的形式”引起德国人的关注的时候，法国和英国的问题则是“政治经济学”，也就是“社会对财富的统治”(29)。

显然，马克思打算继续进行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但是，除了《德法年鉴》——他在该杂志中开始了这一批判——停刊这一事实之外，他也得出结论，这件事情过于复杂，不适于在一篇文章中阐述。他可能也感觉到，自己对“人的世界、国家、社会”的认识还不够充分。按照阿尔诺德·卢格的说法，马克思现在开始关注法国革命史，也就是现代国家的诞生。有一段时间，他似乎打算写一部“国民公会史”(30)。然而，由于再次感到自己对政治生活的“前提条件”——市民社会认识不足，再加上受莫泽斯·赫斯的文章《论货币的本质》(31)的启发，马克思很快——可能在1844年5月或6月——就恢复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此时他转向了亚当·斯密。

从马克思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摘录可以看出，他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他逐字逐句抄写了大量的段落。后来，当他读到斯密的《国富论》法译本（热·加尔涅新译本，1802年巴黎版，五卷集）时(32)，他的摘录已经更为自由了。他现在用自己的话来概括所有的段落。尽管在马克思刚刚开始对斯密著作进行摘录的笔记本中只有少许他自己的简短评论，但这个笔记本却极有意思。它揭示了马克思是如何发现对他后来的工作非常根本的东西——阶级构成的经济基础的。(33)在那个笔记本中，马克思似乎是按照两个序列进行摘录的。在第一序列(34)中，他主要关注斯密对分工、价值、价格和货币所作的论述，进展得相当快。当他摘录到法文版第二卷（第2册第2章）第227页时，突然停了下来。他返回到了第一卷第129页（第1册第8章），并在第二序列(35)中对有关各种收入即工资、资本利润，地租等篇章进行了广泛的摘录。斯密认为，它们构成了“三个阶层的人们”的收入，这是“每个文明社会的三个大的、原初的、作为基本构成的阶层”，或者按照法译本的说法，这是“三大阶级”(36)。

当马克思进展到第二卷第401页也就是第二册的结尾时，他再次停了下来。显然，他在这里中断了阅读(37)。他拿了一张纸，将它对折，把各页分成三栏，然后给各栏写上了标题：“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之后，他开始填充这些空栏，有些地方他用自己的话来阐发自己的观点，有些地方则从自己的笔记本中抄写相关的摘录。当他意识到一张纸不够时，他又拿了第二张纸，然后第三张纸，等等。构成第一手稿的所有九张纸只是在之后——确实如此！——才被装订在一起的。(38)

在第I—VII页中，马克思首先填充了“工资”栏。在第VII页中，他在第二、三栏中对这一主题继续进行了论述。当填充“资本的利润”栏和“地租”栏时，他跳过了第VII页，继续在第VIII—XI页中探讨斯密的观点。分别从第VIII和XI页起，他在“工资”栏和“资本的利润”栏中进入到对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康斯坦丁·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1842年巴黎版）、查理·劳顿（《人口和生计问题的解决办法》，1842年巴黎版）和欧仁·比雷（《论英法工人阶级的贫困》，两卷集，1840年巴黎版）等人著作的摘录中。比雷的著作被证明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马克思决定在一个专门的笔记本中继续对之进行摘录。(39)在结束对“资本的利润”的阐述时，马克思再次从他的笔记本中抄写了几段对斯密的摘录。显然，他那时恢复了对斯密著作的研究。此后，从手稿的第XI页起，他继续对“地租”进行论述。在第XVI页，他直接从斯密的著作中引用了三段话。在接下来的几页中，他含蓄地提及了第三册，斯密在那里探讨了地产、佃农制和城镇的历史发展过程。(40)

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对历史并不感兴趣。例如，舒尔茨把当时悲惨的社会境况看做是“生产”的历史发展的结果，他在《生产运动》中描述了这一发展过程。马克思从那本书中仅仅摘录了关于现代工业的几段话。确实，从一开始，对马克思而言决定性的问题在于：“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意义？”(41)但是在那里，他所考虑的与其说是过去，不如说是未来。在第一手稿中，他关注的是“在国民经济学中……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42)这一事实及其对“工人”而言意味着什么。甚至在他刚刚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几种可能源于“经济学家”本人说法的趋势：资本的日益集中；“资本家和地主所有者之间的差别消失，以致在居民中大体上只剩下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43)；最后，工人阶级的境遇日渐恶化，“必然导致革命”(44)。然而，马克思那时并没有详细阐述这些仍属尝试性的见解，而是在接受他早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采用的从莫泽斯·赫斯那里借来的一个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弄清楚私有制……等等……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45)。

在对萨伊的《论政治经济学》进行摘录时，马克思在他的笔记本中谈道，政治经济学建立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之上，这被视为毋庸置疑的事实，尽管实际上它是“不具有必然性的事实”(46)。从这一“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他此时在第XXII—XXVII页开始论述关于“异化劳动”的思想，阐释了后者不仅使工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而且同他的生产行为、他的类存在——既是本质又是精神上的类特性——相异化，同他人相异化；异化劳动也生产出了“资本家”——也就是劳动的主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因此，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得出私有财产这一概念”(47)。由此，他希望证明私有财产仅仅表现为“人之外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人的劳动的结果。“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48)

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的这个最后部分中只提到了一位作者的名字：蒲鲁东。他的积极提议在马克思看来是不充分的。然而，除了目前为止他对“货币制度”只字未谈这一事实之外，他的手稿的最后几段也表明，他本人对于何为“真正人的财产”还没有清晰的想法。他似乎也没有对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异化”(49)有明确的认识。(50)于是，他再次开始进行研究。

这时，马克思阅读了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1829年巴黎版，两卷集）、米歇尔·舍伐利埃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42年巴黎版，1841—1842年度；1844年巴黎版，1842—1843年度）、沙尔·加尼耳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09年巴黎版，两卷集）、约翰·雷姆赛·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吉·普雷沃译自英文，1825年日内瓦—巴黎版），包括“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安东·路易·克劳德·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意识形态原理》的第四、五册（1826年巴黎版）、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弗·索·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1835年巴黎第2版，两卷集）和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雅·泰·帕里佐译自英文，1823年巴黎版）。所有这些书马克思当时都有。但他却对它们几乎都做了摘录。(51)不过，只是在写完第二或者甚至第三手稿之后，他可能才做了所有这些摘录或者其中的一部分。(52)

在现存的第二手稿的四页纸上，马克思重复了大量他在第一手稿中说过的话。他探讨了在工人身上“主观地存在着”的“资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探讨了在资本身上“客观地存在着”的“劳动是失去自身的人这种情况”，然后考察了“使土地所有者变成极其普通的、平庸的资本家”的运动，强调资本与土地的传统差别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形成……的一个固定环节”(53)。第二手稿的结尾部分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54)的概括相关，它紧接着马克思在同一笔记本中对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所作的摘录。在这一结尾部分中，马克思概括了他本人对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所持的看法：“私有财产的关系是劳动、资本以及二者的关系。这个关系的这些成分必定经历的运动是：第一：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第二：］二者的对立。它们互相排斥。”(55)

马克思在这里停了下来。7月底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这是写给巴黎《前进报》旨在批判卢格的。之后，马克思在8月初再次回到手稿——也就是第二手稿，重新阅读了它的最后几页，做了大量的补充。这些补充表明了第二手稿本来并不包含的内容。

甚至是第二手稿也表明，由于长期的研究特别是阅读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和重新阅读恩格斯的《大纲》，马克思开始关注政治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过程。在第三手稿开头所作的第一个补充（第I—III页）中，他详细阐述了这一点。“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做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的现代国民经济学理论一方面“应该被看成……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了这种工业的……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56)现代国民经济学理论表明，人本身是“不依赖于人的”东西也就是财富的本质；理论非但没有解决它所探讨的矛盾，反而“从斯密经过萨伊到李嘉图、穆勒等等”表现出越来越十足的昔尼克主义。(57)在他的第二个补充（第III页）中，马克思强调，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就不能“从它的内在关系上”得到理解(58)。在他的第三个补充（从第III页起）中，他转换到了另一个主题：“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59)。

这一转换的直接原因可能在于他所声称的对这种相似性的发现本身。(60)不过，或许也有其他一些原因。卢格在巴黎《前进报》（1844年6月19日）发表的文章，以及之后他同亨利希·伯恩施太因（Heinrich Brnstein）就现存秩序将被什么取代所作的争论，都可能促使马克思来阐发他的共产主义观点。更可能是因为卢格佯装他以前的伙伴的观点与他本人的并没有太大不同。此外，由于当时的争论，尤其是由于埃德加·鲍威尔在《文学总汇报》（1844年4月第5期）——马克思在8月初收到这期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马克思可能感到有必要描述他所形成的“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的思想(61)，以区别于现存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学说。无论如何，这些学说强烈地存在于他那时的思想中。8月29日，卢格告诉麦克斯·敦克尔：“马克思打算从共产主义的观点出发批判黑格尔的自然法，然后他想写一部国民公会史，最后他想写一部针对所有社会主义者的批判。他总是想就他新近阅读的书籍写点东西。”(62)

关于马克思那时所读的书籍，我们已经提到了舍伐利埃的《教程》。圣西门主义者舍伐利埃认为，国民经济学必须以时代的道德观念为指导。自1789年以来，自由一直是核心的问题。当前的任务就是“在保护和平的条件下，实现第三等级的另一半人即农村和城市的工人阶级的解放”(63)。在强调自由的物质前提的同时，舍伐利埃把希望寄托于工业，也就是“所有形式的物质劳动”(64)。在古代以及之后的若干世纪里，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可怕的悲惨境地之中。这并不能通过对贫乏生产的另外一种分配而加以改变；毋宁说，有必要“增加生产，发展社会生产力”(65)。当前，由于那些力量的巨大增长、各门科学的进步以及新的交流手段的出现，人类实际上能够成为“宇宙的主人”(66)。

舍伐利埃的《教程》可能使马克思注意到了现代工业的成就。另一方面，马克思并不赞成这位作者的方案。一方面，舍伐利埃认为竞争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他又批判“无度的竞争”，要求通过“组织”即人们能够在其中找到“团结、保护和安全”的协会或机构来限制它(67)。

爱德华·德·蓬佩里的《沙·傅立叶所创立的社会科学介绍》（1840年巴黎第2版）对马克思尤其具有吸引力。德·蓬佩里对“激情”作为生命之动力的强调符合在当时被马克思视为“真正克服了旧哲学”(68)的费尔巴哈的人类学。除了对现存社会——在其中，无产者由于悲惨的境遇而变得和动物一样，不再成其为人——的类似批判外，马克思还在蓬佩里的书中发现了大量与他本人的想法一致或者可能促进它们发展的思想：人首先通过他的五官而生存；人感到需要爱与被爱；人生活在社会中，只能通过工作而生存；人在本质上是能动的存在；提升人类的唯一方法是把人从物质生活的必然性中解放出来；人所要求的充盈只能在一个人人都可以按照“正常的”、无拘束的、愉悦的方式，相互和谐地发挥他们各种能力的世界中创造出来。德·蓬佩里认为，这将被自由的“联合体”所实现，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每个个体成员的特殊利益都是共同利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会在其中沦丧。那时，人将是真正的人：有发达的智力，高贵的心灵，精良的感官。马克思也欣赏“魏特林的天才著作”，“这些著作……在理论方面甚至往往胜过”蒲鲁东(69)，尤其是他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沃韦版）。

在第三个补充中，马克思只是简要地探讨了“扬弃自我异化”的运动。第（1）和（2）部分（第III—IV页）专门致力于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关于这一点，他沿循了蒲鲁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以及发明该术语的洛伦茨·施泰因(70)的思想。接下来，在第（3）、（4）、（5）部分（第IV—XI页）中，他详细地阐述了作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共产主义思想(71)。

在第（3）部分中，马克思也在不经意间谈到了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因。“不难看到，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他继续谈道：“这种物质的……私有财产是异化了的人的生命的物质的、感性的表现。私有财产的运动……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因此，对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宗教的异化本身只是发生在意识领域……中，而经济的异化是现实生活的异化，——因此对异化的扬弃包括两个方面。”(72)之后，在第（5）部分结尾处他谈到：“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73)；然后，在第（6）部分即还在他对“扬弃自我异化”所作的第三个补充的范围之内，马克思再次转换到了另外一个主题：“在这一部分……对黑格尔的整个辩证法……略作说明，也许是适当的。”(74)

这种转换可能又是由于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不过，就这件事来说，其他原因似乎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过去的春天里，马克思已经在写给朋友的信中批判地评价了布鲁诺·鲍威尔主编的《文学总汇报》第1至4期。看起来，他那时也向别人谈论了向鲍威尔发起新的进攻的计划，此前他曾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对之作过批判。尽管莫泽斯·赫斯在7月3日的信中认为，新的进攻是没有意义的(75)，但海因里希·荣克却在7月31日的信中敦促马克思发表针对鲍威尔杂志的批判文章(76)。同时，荣克给马克思寄去了《文学总汇报》的第5—7期(77)。显然，马克思此时已经下定了决心。前面引用的第（6）部分导论（第XI—XIII页）之后的内容无疑表明，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同时也是他对“现代德国的批判”尤其是鲍威尔所作的批判的核心；马克思批评他对“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完全缺乏认识”(78)。在8月11日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他重复了在第（6）部分所讲的内容，有些地方还用了原话。最后，他告诉费尔巴哈，他计划“出版一本小册子来反对批判的这种堕落”(79)。

荣克的信可能也促使马克思写了第（7）部分（第XIV—XVII页），在那里，他探讨了在私有制情况下，“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增长如何造成需要的丧失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丧失”(80)，同时也探讨了货币的作用。(81)

此后，马克思不再给段落编号，而是交替地研究黑格尔哲学（第XIII／XVII—XVIII，XXII—XXXIV页）、政治经济学（第XVIII—XIX，XX—XXI，XXXIV—XXXVIII页）和共产主义（第XIX页）。就黑格尔哲学而言，他现在关注的是黑格尔的《现象学》——“黑格尔哲学的诞生地”(82)。第（6）部分结尾对其内容的概括以及第XIII／XVII—XVIII页对其“各个章节”的涉及都表明，马克思再次阅读了这部著作。在第XVIII页，他把整个《现象学》描绘为“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因为《现象学》坚持人的异化……”所以它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不过也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83)。在第XXII页，马克思恢复了他的批判，他想以“最后一章”来说明“黑格尔的局限性”(84)。在这样做之前，他可能对那一章进行了概括。

在第一手稿的结尾部分，马克思似乎把政治经济学转换成了哲学，但在第三手稿的第XXII页，他却做了相反的事情，“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85)如果用哲学的术语来表达，那么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异化的见解，它主张人的现实的对象化，主张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的规定……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即生成“类意识和类生活”。从这一观点出发，它就可以与无神论类比，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它也可以与共产主义类比，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86)至于“异化形式”，马克思认为，对于黑格尔来说，“主要之点”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它的外化“设定物性”(87)。因此，黑格尔认为物性是“在知识之外没有任何对象性的某种东西”(88)。不过，如果自我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那么它实际上“通过这个外化的形态确证精神世界”，“黑格尔的虚假的实证主义……的根源就在于此”，正如它“对宗教、国家等等”表现出来的那样(89)。马克思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谈道，“毋宁说，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并非人的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质。”(90)

在这里的论述中，马克思也引用了黑格尔《哲学全书》（1830年海德堡第3版）第一部分的内容。

在第XXXIV页马克思返回到了政治经济学。在对工业资本战胜地产进行了补充论述之后，马克思转向了政治经济学家的社会概念，关注分工这种“作为类活动的人的活动……异化的……形式”(91)。通过引用摘录笔记本中的相关段落，或者像在穆勒那里一样直接引用原书，马克思对比了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以及穆勒在这个主题上的观点。他现在也注意到了一个他一直以来忽略的方面：“劳动一旦被承认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分工就自然不得不被理解为财富生产的一个主要动力”(92)。他的结论是，恰恰在分工与私有财产如此紧密地联系这一情况中“包含着双重证明：一方面人的生命为了本身的实现曾经需要私有财产；另一方面人的生命现在需要消灭私有财产”(93)。

接下来，马克思在第XXXIX—XL页写下了“序言”。(94)之后，他在第IX—XLIII页补充了对人的激情与其感性对象的关系以及对作为“需要与对象之间……的牵线人”(95)的货币的力量的进一步思考(96)。与第一手稿的那些纸张一样，第三手稿的16张纸以及包含对黑格尔《现象学》最后一章概述的那张纸都是后来才被装订在一起的。

正如艾美丽·博提盖利恰当地指出的，1844年手稿表明“充溢的思想试图表达自身”(97)。除了在第一手稿的前几部分对材料作了整理以及在第三手稿的最后几部分使用了相关著作和摘录之外，在其现存的手稿中，马克思是相当自发地阐述他的观点的，他那时刚好想到了它们。在说了一时想说的东西之后，他又重新开始阅读。(98)于是，新的阅读又影响了他的观点，从而导致了视角的变化，这又在概念的变化中体现了出来。例如，在第一手稿的结尾部分，马克思使用了“类”（Gattung，Gattungs－）的概念。在他对普雷沃的《译者对李嘉图体系的思考》所作的评论中，他使用了“社会的”（gesellschaftlich）(99)一词。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使用这个词，例如，把分工称为“异化范围内的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100)。起初，他这么做可能是无意识的。然而，在此后不久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就谈道：“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下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概念，——如果不是社会的概念，那是什么呢！”(101)

正如在上文中指出的，马克思不仅在手稿中，也在笔记本中阐述他的观点。有时他会中断摘录，代之以自己的评论。随着研究过程的深入，这种评论的篇幅越来越长。如果说，在对萨伊、斯卡尔培克、许茨、李斯特和斯密等人著作所作的摘录中，还只包含一些简短的评论(102)，那么在对麦克库洛赫、李嘉图和穆勒等人著作所作的那些摘录中，则包含着对作者观点的详细讨论。马克思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评论就占了笔记本的好几页篇幅。

与马克思各种各样的手稿一样，他在笔记本中所作的评论表明了他的思想的进步。例如，他主要对“李嘉图学派”即李嘉图本人、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等人进行批判，批判他们无情的“昔尼克主义”。马克思认为，他们仅仅对“物质的、非人的财产的抽象运动”感兴趣，而不关心“现实的生活”，“个体的现实的人”(103)。在对普雷沃的《思考》进行摘录时，他谈道，对专注于“一般规律”的“李嘉图学派”来说，是否有“成千上万的人”在这一法则的作用下“被毁掉”是无关紧要的。(104)在对李嘉图的著作进行摘录时，马克思批判地评价了政治经济学的“规律”本身：它们仅仅是抽象物；要想赋予它们任何独特的意义，经济学家“必须把现实看做是偶然的，而把抽象物看做是某种现实的东西”(105)。在对穆勒的笔记进行摘录时，马克思更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观点，并且得出结论：“国民经济学的真正规律是偶然性，我们这些学者可以从这种偶然性的运动中任意地把某些因素固定在规律的形式中”(106)。

马克思在摘录到穆勒著作第3章第8节——也就是关于货币的十节中的第三节——第137页时做出了上文中后面的评论。第三手稿的最后部分表明，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他的关注。当他在笔记本中继续他的评论时，他又转换到了那个主题。在谈到第7节的“作为媒介的特定商品方便了生意往来”时，马克思写道：“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媒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接下来，他阐述了他的货币观，强调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为异化了……”(107)。事实上，马克思只是在这些评论以及他在穆勒著作第253页所作的评论中，回答了他在第一手稿的结尾部分提出的问题：“私有制……等等……这全部异化如何在本质上与货币制度相联系？”；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异化”；什么是“真正人的财产”或者真正人的生产。关于真正人的生产，他宣称，“我们每个人……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我们的生产……是反映我们本质的镜子”(108)。

马克思中断对穆勒《原理》的摘录而作的那些评论，在明晰性上超过了第一、二、三手稿中的大部分阐述。不过除此之外，这些评论的风格并没有在本质上不同于那些阐述，尤其是在第三手稿中所作的补充。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那些补充和他在笔记本中所作的评论进行任何区分。例如，在对穆勒进行评论时，他在某个地方谈道：“如何更详细地规定这个价值以及这个价值如何成为价格，应当在其他地方加以探讨。”(109)在这一工作阶段，对他而言，在哪儿阐发这些观点并不重要。事实上，他中断对穆勒的摘录而作的评论就能被看做是1844年手稿的继续，或者甚至是“第四手稿”。

总而言之，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不能被视为与那一时期的笔记本相分离的独立的统一体。它们的各个不同部分并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源于先前研究“工作”的思想，而是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一发展过程为持续的阅读所推动，在当时进展迅速。马克思在做摘录的同时也写下了他的想法。他在笔记本和手稿中交替地这样做。只有这些笔记的全体——它们被看做是由摘录、评论、概述、思考以及进一步的摘录所构成的序列——才能充分说明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