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观

重新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法兰克福学派创立的初衷，因而，“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它必须面对的主题，他们并不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个自明真理的封闭系统，而是致力于对它进行创新。虽然其众多的理论家也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批判或发展，但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能重点介绍在哲学上影响较大的如下几位。

一、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

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1895—1973），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其父是一个纺织厂的厂主，从小对霍克海默就寄予厚望，试图将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可是，倔强的霍克海默从学习到恋爱，从职业到婚姻都对父亲的权威进行了反抗，最终迎娶了他所钟爱的姑娘，并走上了他终身不渝的哲学之路。

霍克海默的一生都与社会研究所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由于从小就对现实社会中的贫困、压迫和不公正表示不满，因而不仅不愿意按照父亲的意愿去当工厂主，而且向往马克思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向往促使他对剥削的厌恶，因而大学里他选择了哲学，并最终来到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1930年，他被任命为社会研究所所长，并发表了《社会哲学的现状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的就职演说。从此，霍克海默就成为社会研究所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正是在他的领导下，社会研究所虽流落他乡，从德国到瑞士，到法国，到美国，再回到德国，但是并没有减弱它的影响，相反，还逐渐成为思想界不可忽视的力量。1951年，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校长。1973年在纽伦堡去世。

综观其思想的全部内容，霍克海默的哲学可以被冠以“典型的批判理论”，这种批判理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社会问题的批判，二是对作为社会的意识形态的理论的批判，三是对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反思和规划。

在其早期思想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霍克海默思想的主题，一方面，他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和批判理论与实践中的各种问题。

1．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

为了纪念《资本论》发表70周年，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了长文《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通过将作为认识社会的两种对立的思维模式的“批判理论”和“传统理论”相比较，他阐述了所推崇的“批判理论”的思想，为整个法兰克福学派奠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和导向的批判理论的研究范式。在他那里，传统理论是以科学活动为基础，以独立于历史和现实生活之外的孤立个体和事实为对象，以主客二元分离的逻辑推论为方法，以传统分工为前提，以获得知识为目的，对社会进行分门别类地科学研究的各种理论。而批判理论则是以现实的生产劳动为基础，以主客相互依存的辩证法为方法，以当代人的社会生活为对象，以超越传统分工为前提，以变革现实和解放人类为目的，对社会进行综合批判的理论。霍克海默明确指出：传统理论“以笛卡尔的《方法谈》为基础”，批判理论“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并由此将批判理论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支持和发展。^[2]

在霍克海默看来，传统理论借助于继承来的概念和判断来对现实加以考察和说明，满足于理论与现实的一致，其最终的功能是肯定现实社会，这样的理论必将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而批判理论则致力于理论对现实的超越，对既存现实进行质疑、批判甚至否定，不仅如此，它还要对成为意识形态的传统理论本身进行批判。传统理论由于以数学符号为基本语言，以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为基本方法，而将自身的研究看作是一种知识学，其目的是获得对于世界的精确的可检验的普遍知识，而这一切要么是通过经验的观察实验手段来对客观对象进行描述，要么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来对理论命题进行形式逻辑的演绎，检验这种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是看理论与现实是否相符合。现存社会为传统理论提供了确定的问题和准则，传统理论则构成了现存社会运转的一个环节，其最终的目标就是推动这个社会按其自身的轨道前行，并由此获得社会给予的认可和奖赏，因而其主体与社会是肯定和顺从的关系。而批判理论虽然也采用经验描述和逻辑演绎来认识社会，但是批判理论则遵照辩证逻辑的规则，概念之间的联系是鲜活的社会历史展开的逻辑，不仅如此，由此形成的理论不是亦步亦趋地与现实相符合，而是与现实保持距离，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这样，批判理论的主体与现实存在一种紧张的关系。“具有批判思想的人与社会认同的特征就是紧张，而紧张又是一切批判思想概念的特征。”^[3]

值得注意的是，在霍克海默这里，批判理论的主体既不是传统理论的孤立个体，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而是确定的、具体的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个人。批判理论并不是系统阐述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观念的理论。无产阶级虽然意识到自身所受的压迫，但是并没有将这种意识变成有效的社会力量。批判理论的主体也不是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本质上是抽象的，与现实生活相分离；批判理论的主体也不是知识分子，因为他们不可能具有现实性，不可能最深刻地把握历史和未来的思想，不可能具有那种有时必须孤立它的主体并使主体只能依赖自己的思想。批判理论的真正主体是处于真实的社会关系中的确定个体。这里的个人并不是现实的每一个人，而是对现实既有经验联系而又富有理论建构能力的理论家。这些理论家通过对现实的解释来达到批判的目的，在真正的批判思想里，解释不仅意味着一个逻辑过程，而且意味着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尽管这样的理论家很少，势力很微弱，但是，霍克海默寄予了厚望，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家的批判理论中，才保存了人类社会的积极品质，才保存了人类未来所依赖的批判态度和思想的本质。

2．对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

面对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科学主义的分歧与争论，在《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和《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两篇文章中，霍克海默对唯心主义和科学主义进行了批判，坚持唯物主义，并从当代的社会历史出发对唯物主义加以重新解释。霍克海默认为，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科学主义的出发点都脱离开了具体的特定历史条件，从而脱离开了现实的社会生活，而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则反对那种向人发出绝对要求的观念，而是从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从而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出发来对具体的历史现实做出解释和批判。

在他看来，唯物主义不仅仅是一种观点，更是一种实践态度；唯物主义并不是以与唯心主义相对立来表征自己，而是以对社会经济的深刻洞察来表征自己。他认为，唯物论要求哲学与科学的统一，不要当然地把任何片段的知识看作纯粹人为的创造，而应看作在特殊社会、环境与时刻中特定的人所作的描述，它是一种成果，但反过来它又能成为一种生产力。在这里，霍克海默表达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研究路径。这种路径的根本方法就是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以及在此基础上使得社会革命化。正如他所说：“各种不同的唯物论原理，不是一种永恒不变的观念的实例。社会与历史的经济理论，不是从纯粹的理论动机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理解当代社会的需要中产生出来的。因为这个社会已经走到这样一步，它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能享受由经济极大发展所带来的幸福。”^[4]可见，唯物主义其实是一种建立在特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并对之进行批判的历史唯物主义。而唯物主义的根本目标还不止于理论批判，而更在于对世界的变革。而后来，霍克海默将他这种唯物主义阐发为一种批判理论。

3．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毫无疑问，在霍克海默那里，马克思主义既是一个吸取的源泉，也是一个研究的对象，既是一种解释的理论，也是一种当下的实践，既是一个发展的目标，也是一个老去的历史。因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复杂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霍克海默从复杂的马克思主义中区分出了他所反对和支持的东西。他所反对的就是以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支持的就是以卢森堡、卢卡奇等为代表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

霍克海默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虽然对理解社会的内在运动不可或缺，但已不再能够去解释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发展和外部联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并没有促进社会的进步和人的解放。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已经消解了其阶级矛盾，无产阶级获得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再是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直接对象，而是“被融合到社会中去了”。但是与阶级矛盾的消解相伴随的是工具理性的技术统治，人们仍然处在奴役之中，如何走出这种奴役，并没有理想的理论诉求。与此相对应的是，已经成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走上了专制的道路。斯大林主义成为了与法西斯主义一样的专制的代名词，毛泽东因未看清形势就发动的革命运动将民主变成了操纵的工具。正统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一样成为了技术统治的帮凶。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双重不满使得霍克海默走向悲观主义，正如他所说，“我最初是通过叔本华才了解哲学的；我同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关系，以及我欲图理解和改革社会现实的渴望，并没有抹掉叔本华哲学留给我的体验，尽管他们之间在政治上是对立的”^[5]。

二、阿多尔诺的辩证法

阿多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出生在法兰克福一个殷实的家庭。其父是当地一个酒业的犹太富商，其母是一名歌剧演员。在其母亲的影响下，阿多尔诺从小就酷爱音乐，这种爱好影响了他一生。1921年，阿多尔诺进入法兰克福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和音乐理论，正是在这里，他感受了法兰克福大学浓厚的社会批判的氛围。1922年，他结识了霍克海默，从此开始了他们终身的友谊和合作。1924年，21岁的阿多尔诺以论文《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物化和意向对象的超验性》获得博士学位，从此真正踏上了哲学之路。但是哲学并非其唯一追求，1925年，他正式师从当时著名的作曲家贝尔格，并成为以勋伯格（A．Sch？nberg）为首的维也纳音乐团体的一员。在此基础上，阿多尔诺将音乐评论、哲学研究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在他那里，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而是社会历史的缩影。1931年，在蒂利希的指导下，阿多尔诺完成大学执教资格论文《克尔凯戈尔的美学构造》，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倾向，之后开始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教。1935年，由于纳粹的迫害，阿多尔诺不得不流亡到英国牛津的墨尔顿学院，受霍克海默的邀请，又于1938年前往美国纽约，从此成为社会研究所的正式一员，并于1947年发表了与霍克海默合著的《启蒙辩证法》。1950年，随社会研究所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他先后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的哲学和社会学教授和社会研究所所长。1966年，他发表了其理论生涯中最重要的代表性著作《否定的辩证法》，对同一性哲学进行了激烈批判，全面而深刻地阐发了否定的辩证法思想，这本书被誉为“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逻辑发展的最高水平”^[6]。1969年，阿多尔诺因心脏病突发在瑞士去世。

马克思主义是阿多尔诺星丛中最亮的星，这集中体现为《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中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阿多尔诺的辩证法思想来源于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法、卢卡奇和本雅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存在主义。因而，在他的辩证法中，有马克思主义的内核，也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启蒙辩证法》采取了文化批判的视角和方法，充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对西方的启蒙理性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批判，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而《否定辩证法》则采取了哲学批判的视角和方法，对同一性哲学进行了批判。

1．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是阿多尔诺和霍克海默合作的结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精神，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遵循的是物的生产逻辑，实施的是对人的奴役。但是与马克思主义将这种统治归结为阶级统治，将统治的秘密解释为劳动力的剥削不同。他们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是一种技术的统治，其秘密在于启蒙的神话。启蒙辩证法的最终意义可以被看成是为个性及其独特意义正名。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走向了反面。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启蒙本来反对神话，破除迷信，但是自己却走向了神话和迷信，而拜物教则是启蒙自身神话的最显著的表现。第二，启蒙旨在用知识使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可是却用知识尤其是人对自然的知识歪曲了整个世界。第三，启蒙旨在运用科学技术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增强人的能力，可结果却是使人在技术面前显得软弱无能。第四，启蒙旨在反对极权主义，可启蒙了的世界却变成了极权主义的领地，法西斯主义是其最典型的表现。第五，启蒙旨在唤醒蒙昧的世界，却用新的理论对大众进行欺骗。

总而言之，启蒙的目标本来是社会的进步和文明，而其结果却是社会的倒退和野蛮。启蒙的进步是生产力的进步，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是人对自然控制的进步，是资本的进步，是抽象的进步，是法西斯主义的进步，是工具理性的进步，但是同时也是生产关系的倒退，是自我意识的倒退，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倒退，是个性的倒退，是表现的倒退，是人道主义的倒退，是价值理性的倒退。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工业文明中，启蒙通过科学技术和工具理性将人普遍化，抹掉了人的个性及其独特意义。工业文明成为了野蛮主义，民主政治让位于法西斯极权统治，纳粹极权对犹太人的迫害就是启蒙走向反面的极致，即使是在相对民主的美国，人们的社会生活也通过文化工业的大众化生产和消费等手段受到操纵或欺骗。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马克思仍然是在以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启蒙的历史进步观上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就是生产力的发展，亦即人认识和改造自然之能力的提高，而这正是启蒙的要求。这样，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甚至自身也陷入了启蒙的陷阱里。而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的苏联被卷入工业文明的漩涡当中，甚至与纳粹为伍，成为独裁的代名词。这样，启蒙辩证法将批判的矛头从资本主义扩展到了整个现代文明，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制度，而在于人类理性的主观化即工具理性的泛滥，前者不过是理性主观化的表现。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2．否定辩证法

如果说启蒙辩证法是一种社会批判，那么否定辩证法就是为社会批判寻找根源，进行哲学批判，从而为社会批判奠定理论根基。其目标是通过批判社会现实的思维根源来彻底掀翻现实的大厦。否定辩证法以马克思的辩证法为武器，对传统的同一性哲学进行深度挖掘和批判，试图探索一种追求非同一性和异质经验的哲学范式。这种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又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首先，用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怀疑一切同一性，而主张非同一性。他明确指出：“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7]在阿多尔诺这里，同一性就是概念、共性和普遍性。而非同一性就是非概念性、个性和特殊性，就是矛盾。辩证法的根本任务就是研究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追求对立面统一的矛盾，而是排斥这种其同一性追求异质性或非同一性的矛盾。他说：“在历史的高度，哲学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8]而否定的辩证法就是为这些非同一性正名的。然而，非同一性需以同一性为其环节，而非同一性又是同一化的秘密目标，是解放的目标。

阿多尔诺认为，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同一性因素，创造了真正革命的历史辩证法。虽然黑格尔以辩证法消解了康德的二元分立，将矛盾和差异融合进了认识主体自身的逻辑当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其辩证法是否定的；但是，他却以与肯定性相一致的同一性将一切非同一的事物包含在一种绝对精神当中，因而，这样的辩证法并没有实现彻底的否定性，因而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辩证法的经验内涵不是在于遵守这种同一性原则，而是在于他者对同一性的抵抗；这才是辩证法的力量所在。具体来讲，否定的辩证法表现为：首先，使思维摆脱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同一性”这个词的含义首先是指思维与对象的同一，然而思维和概念不可能穷尽非同一的对象的，因而，同一律是与客观世界相矛盾的，认识应当摆脱它的束缚。其次，应当消除对概念的崇拜，即“概念拜物教”。任何概念都与非概念的整体纠缠在一起，哲学的反思就是要确保概念中的非概念，这是否定辩证法的关键。最后，恢复客体的优先性，这种恢复并不是将客体处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而是打破主体绝对的统治地位，肯定客体本身的独特性和价值，使主体与客体之间保持一种相互建构的关系，这样，主体在控制客体的过程中就受到客体特殊性的制约。

其次，用绝对否定代替否定之否定。阿多尔诺认为，否定辩证法中的“否定”是彻底的否定，是绝对否定。这样的辩证法的宗旨是使辩证法摆脱肯定的特征。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是一种扬弃，是带有肯定性的否定，是不彻底的。肯定与否定并不能共存。而马克思是主张彻底否定的。因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肯定性的辩证法进行了继承性批判。彻底的否定并不是不要统一，只是统一并不存在于概念、普遍和同一中，而是存在于星丛中。他说：“没有否定之否定，统一的要素也可以生存下来，但它用不着委身于那种作为至上原则的抽象。统一的要素之所以生存，不是靠从概念到更一般的总括性概念的一步步递进，而是因为概念进入了一个星丛。”^[9]星丛是客观事物的存在方式，在星丛中的客观事物都是具体的独特的相互联系的异质性个体，在其中，个体的存在不能被概念所抽离，其个性不能被归结为某个第一原理，个体之间保持着一种无中心、无等级的非架构状态。

最后，将否定的辩证法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观来看待。阿多尔诺接受马克思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社会是建立在商品交换的价值规律的统治之上，人的一切关系都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从而人被降格到物的水平上。否定辩证法不能脱离开时代和历史的背景和要求，这不是去肯定现实，而是对现实的否定。社会的发展需要一种主张绝对否定的理论。绝对否定在社会历史中表现为破坏和批判。这种历史观的实质就是：“否定辩证法＝崩溃性的破坏”。这种破坏就是革命，但不是一般的革命，而是与“灭亡”、“灾难”、“绝望”等联系在一起的特殊革命。只有在这样的革命中社会才能取得进步。

“否定的辩证法”不仅揭示和瓦解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而且对这种同一性逻辑在当代社会的表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基础的交换原则——进行了批判。阿多尔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本是自利的原子，但是在市场经济中交换原则将孤立的个人联系起来，整合成为社会，这样交换价值起到了“社会水泥”的作用。然而这样的社会整合却否定了个人的自主性和独特性，迫使他们服从价值规律和资本逻辑，从而形成社会总体的同一。社会生产不再是生活的生产，而是压迫，不再是人的生产而是物的生产。在这个意义上，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就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时代回响。然而对于资本逻辑的对立面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者是什么，阿多尔诺并没有明确的答复。

3．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批判

阿多尔诺对马克思的以生产力为核心的实践理论进行了批判。阿多尔诺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生产力的解放并不是人的解放，为生产而生产的实践是当代同一性暴力的现实基础，因而，对同一性的批判必然需要对生产实践的批判。他认为，马克思虽然开创了革命性的批判性的辩证法，但是，却将生产实践提高到了本体的地位，这使得他认可了大资产阶级的纲领——控制自然，向自然攫取。因而，马克思并没有超越工业文明的同一性理性的思维局限。他认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希望过于乐观，赋予生产力在历史上确定无疑的的优先地位，生产力的发展必定会冲破生产关系的束缚。就此而言，马克思这位德国唯心主义的死敌仍然忠实于德国唯心主义的肯定性历史结构。与马克思这种实践观相一致的是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现实中对生产实践的盲目而极端的理解和运用。

同时，阿多尔诺还对马克思讲的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批判。一方面，阿多尔诺承认，阶级概念是诊断社会历史的基本范畴，谈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就是谈论阶级斗争的历史。另一方面，他强调，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可简单地应用于当代，因为这一理论已经不能解释现今的历史了。阿多尔诺认为，现今的社会对抗不再是阶级对抗，而是呈现为人类自我毁灭这一暴力形态的社会整体的内在对抗。要克服这种内在的对抗，建立一种正当的社会，就要否定对进步的抽象崇拜，用沉思默想、和平安宁、当下的生活来代替发展生产力、积极有为和不断运动。

三、马尔库塞多维的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1898年7月19日生于柏林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一战期间曾服役于德国军队，还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919年退出该党。1922年以论文《论德国艺术家小说》获博士学位。之后在柏林从事了一段图书销售工作。1928年，回到弗莱堡成为海德格尔的助手，开始了真正的哲学生涯，并发表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的贡献》，企图将现象学、存在主义对个人存在意义的关注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但不久因观点分歧而与他分道扬镳。1932年，发表了教职论文《论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也因此未能获得教职而离开了海德格尔。1933年，在霍克海默的影响下，参加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34年随研究所前往美国，之后一直定居美国。1941年，发表了《理性与革命》，企图将黑格尔与马克思结合起来。1955年，发表了《爱欲与文明》，将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1958年，发表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多方面的批判。1964年，发表了《单面人》，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激烈而深刻的批判，此书被誉为马尔库塞最重要的代表作。由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硬批判，60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造反运动将他奉为“青年造反之父”。1979年，马尔库塞逝世，终年81岁。

虽然马尔库塞从来没有加入过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是他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不仅仅作为一种思想贯穿在他的理论的始终，而且作为一种信仰贯穿在他终身的行动当中。在理论上，马尔库塞先后将海德格尔、黑格尔和弗洛伊德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试图提出解放的路径。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始终是马尔库塞批判理论的主题核心。

1．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现实革命中的失败促使马尔库塞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革命之所以失败缘于马克思主义对个人存在的忽略，而这一点正是当时盛行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所关注的对象。1928年至1932年的四年间，马尔库塞在海德格尔的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并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对现象学的贡献》、《论具体的哲学》以及其他一些论文。

马尔库塞认为，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用现象学的方法揭示了人的具体的历史性存在的状态，提出了“本真性存在”的问题，是一种具体的哲学。然而，《存在与时间》的社会历史环境太抽象了，不能解释人类社会存在的真实历史条件。这种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社会性存在的揭示相互补充，可以构成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正因为此，马尔库塞被誉为“最早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1932年，马尔库塞发表了《论黑格尔的本体论和历史性理论》，在海德格尔思想的外衣掩盖下揭示了黑格尔历史观与狄尔泰的生命观的重要性，可以被看作是存在主义与黑格尔的结合。其实，从这里开始，马尔库塞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海德格尔。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篇论文可以被视为马尔库塞从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转向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标志。也是在同年，马尔库塞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重新认识了注重人的个体存在的马克思，并发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以个人的存在为出发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重新解释。他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本质上论述的是人的问题，是关于一种人的本质及其实现的人道主义理论，在这里，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将“感性实践活动”规定为人的本质，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马克思是通过批判地改造德国古典哲学来实现哲学革命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通过批判地改造费尔巴哈的“感性”概念和黑格尔的“劳动”概念，马克思提出了以“感性实践”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通过批判地改造黑格尔哲学中的“否定辩证法”，赋予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以批判价值功能和革命功能，为真正克服异化与实现人的本质和解放指明了科学道路。该文是马尔库塞逐渐摆脱他早期受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思想的影响，逐渐走向马克思主义的一次尝试，也是他逐渐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的一篇重要理论文本。在之后的文本中，尽管多少能看到海德格尔的影子，但是马尔库塞再没有正面地接受海德格尔乃至其他存在主义的思想。

2．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

马尔库塞认为，要真正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必须理解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的黑格尔哲学。需要说明的是，马尔库塞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卢卡奇的影响下形成的，正是卢卡奇对物化的揭示将马尔库塞引到了黑格尔那里。《理性与革命》就是这种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的集中体现。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黑格尔哲学的核心思想是理性决定现实，人的理性精神决定自由的实现，马克思主义正是继承了黑格尔的这种理性主义，才完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就是理性发展的新阶段。第二，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观念，并将之作为自己社会理论的基础，绝对精神的演变历程就是人类社会解放的历程。第三，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的“异化”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克服异化，实现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在继承黑格尔哲学的同时，也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比如，马克思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普遍性，把辩证法局限在社会历史领域。因而，需要重新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

在这本书中，马尔库塞还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进行了批判。他明确反对把辩证法“本体论化”，反对把辩证法当做普遍的世界观。他说：“辩证法因此由于其性质而成为一个历史的方法。辩证的原则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适用于任何一个主体物质的原则。”^[10]他认为，人对于外在自然界及其规律是无能为力的。辩证法只存在于社会历史领域，因而，自然辩证法根本就不存在。而且，辩证法只能适用于阶级社会中，不能将它运用于所有社会形态当中。

3．弗洛伊德式的马克思主义

诉诸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补充，马尔库塞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仍然缺乏足够的解释力和批判力。50年代，马尔库塞转向了弗洛伊德主义，试图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结合起来，并指出，要完全地实现人的解放，就需要将心理革命与社会革命结合起来。

第一，马尔库塞借用了弗洛伊德的压抑概念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文明对人的压抑，提出了“必要的压抑”和“额外的压抑”这两个概念，借以说明在人类社会物质财富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对人的压抑的必要性，同时也揭示在当代西方社会物质财富相对丰裕的条件下，对人的压抑的本质和非正义性以及建立一种非压抑性文明的可能性。所谓“必要的压抑”又可以叫作“基本的压抑”，是指在一个物质财富匮乏的社会里，对人的本能需要所进行的压抑。而“额外的压抑”则是在物质财富极大丰裕的情况下，特殊的社会利益集团为了其特殊利益而强加给个人的控制。“额外的压抑”同“必要的压抑”的区别在于“它是为了使人类在文明中永久生存下去而对本能所作的必要‘变更’。”

第二，马尔库塞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同“爱欲”概念相结合，提出了新的“爱欲观”和“新感性”的概念，用以说明建立非压抑性文明的具体路径。马尔库塞认为，人的本质不是纯粹个体的性欲，而是社会活动中的爱欲。而自由自觉的劳动则是最能体现人的本质的爱欲。爱欲是对工具理性的否定，是自由理性通过个体化、感性化的自我归复。它特别具有美的创造功能，可升华为艺术和因此产生的一切文明创造，是生命、自由和美的三位一体的融合。马尔库塞指出，在存在额外压抑的异化劳动条件下，作为人的生命建设性力量的“爱欲”是无法得以实现的，“非压抑性升华与操作原则机构是完全相左的，因为它正是对后者的否定”^[11]。只有在消除异化劳动，使劳动真正成为人的潜能的自由表达这种条件下，爱欲才能形成一种保护和丰富生命本能的理性原则，并使生命感性化。马尔库塞把这种包含使生命感性化的理性称之为“新感性”，指出所谓“新感性”表现着生命本能对攻击性和罪恶的超升，它将在社会的范围内，孕育出充满生命的需求，以消除不公正和苦难；它将构织“生活标准”向更高水平的进化。要实现这种“新感性”，就必须改变不正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方式，消除额外压抑，反对现行社会的机械的生活方式，改变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使技术和生活艺术化，从而实现感性、想象和理性在美中的和谐统一。

4．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存在两种对立的立场和观点，一种是以列宁和斯大林为代表的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另一种是以卢森堡、卢卡奇等为代表的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通过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马尔库塞试图完成两件事：一是揭示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性质，二是为马克思主义正名。

马尔库塞认为，苏联的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按照苏联的要求经过裁剪了的马克思主义。他认为，从列宁执政开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就通过修改马克思主义来为其政策寻找合法的依据。苏联的政策奉行的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的理论根源则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

马尔库塞对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马克思本人的一些理论进行了批判。其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过时。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只适用于19世纪之前的社会。在20世纪，阶级对立已经不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凭借技术的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已经成功地消解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和反抗意识，而将工人阶级纳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总体控制当中。其二，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了批判。他把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归结为一种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其基本特点是它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体出发去解释一件艺术品的性质和真实性。马尔库塞指出，虽然正统马克思主义美学也肯定艺术的政治功能，但是这种美学理论实际上是根据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推演出来的，其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人的主体性，低估了非物质力量的政治功能，由此陷入到机械的物质决定论的错误之中。

四、弗洛姆的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1900年3月出生在德国法兰克福一个犹太商人家庭。他在法兰克福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学习过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192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曾追随弗洛伊德的学生威廉·维腾伯格（Wilhelm Wittenberg）和卡尔·朗达尔（Karl Landauer）接受过精神分析训练，从事了长达40年之久的精神病医生。1929年经洛文塔尔的介绍参加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工作。1934年由于纳粹的暴政和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前往美国。1939年，由于与研究所其他成员的分歧而离开研究所，先后在美国几所大学任教。1941年，发表《逃避自由》，在学术界获得很高的学术声誉。1951年，他执教于墨西哥国立大学，并在那里创立了墨西哥精神分析研究所。1971年，他移居瑞士，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1980年在瑞士去世。

幼年所目睹的一位朋友的自杀事件和中学时期所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弗洛姆对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充满了困惑，对于这种困惑，他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那里找到了答案。一进入社会研究所，弗洛姆就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加以研究。然而对于这两位的重要性，弗洛姆还是有所甄别：“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弗洛伊德。”^[12]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具有共同的三种精神：那就是怀疑一切的批判精神、对真理的执着精神以及人道主义的精神。这三种精神构成了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思想的指导原则和动力，从而也构成弗洛姆本人思想的精髓。

弗洛姆认为，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运用了动力学和辩证法来探讨人的活动和社会的变革。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关于人的科学实际上都是一种动力心理学。他们都将人视为受各种欲望或动力驱使的存在物，而由于文明的压抑，人不能自觉地意识到这些驱动力量。所不同的是，马克思的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因而，其驱动力有两种，一是自然的、永恒的、与社会无关的本能，二是相对的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动力。而弗洛伊德将人看作是受到自我保护的驱动力和性的驱动力推动的存在物，这样的人只是自然的人，因而只受制于自然的心理本能。与这种动力学相一致的是关于革命的动力学。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对个人所受到的压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都致力于人的解放。马克思认为个人所受的压制在于社会关系，因而，人的解放需要诉诸社会变革。而弗洛伊德则认为个人所受的压制是由社会的道德和习俗对个人心理本能的压制，因而，人的解放在于心理本能的释放。

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决定论忽视了经济基础与人的思想观念之间的中间环节，那就是人的社会性格和无意识的心理机制。他说：“运用精神分析这门工具就能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这一不足之处，就能阐明联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种纽带——其一便是我所说的社会性格，其二则是我将在下一章中将要论述的社会的无意识及其本质。”^[13]因而，他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结合起来，提出了社会性格和社会无意识的理论，以此为基础描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进行了批判，进而提出了逃避自由的学说，并最终提出了人的解放路径。

弗洛姆认为，社会性格是介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中介，既受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制约，也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起着重要作用。人的性格是人的行动动力，“性格结构既决定了一个人的思想和观念，又决定了一个人的行为。”^[14]但是，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并不是个人的性格，而是“在一个群体共同的基本经历和生活方式作用的结果下，发展起来的该群体大多数成员性格结构的基本核心。弗洛姆将人的性格分为了生产性性格和非生产性的性格。生产性性格是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和取向，他能够创造性地体验和观察自己、他人和周围的事物，对自己和外在世界能做出创造性的反应。这种反应的典型体现就是爱。“生产性的爱一个人，意味着关心这个人，感到对这个人的生命——不仅对他的肉体之存在，而且对他全部人之能力的成长和发展负有责任……生产性的爱意味着对所爱者的成长付出劳动、加以关心、负有责任。”^[15]具有生产性性格的人才是自由的人。

与生产性性格相反的是非生产性性格。这是一种不具有创造性的、总是期望从他人那里来证明自身价值的行为取向，包括接受取向、剥削取向、囤积取向和市场取向的性格类型。具有接受取向的人在与他人的交往中相信，一切好的东西都来源于外界，并认为获得他所需要的东西的唯一途径是接受外界的东西。这种人具有“受虐狂”的心理。具有剥削取向的人相信只有通过强力或狡诈从别人那里获得的东西才是他想要的最好的东西。这种人有“施虐狂”的心理。具有囤积取向的人相信只有现存的已有的东西是最好的，而将安全感建立在囤积和节约上。这样的人往往与他人保持疏远、隔阂和冷漠。具有市场取向的人把自己当作一种商品按照市场的要求来交换，以期获得他想要的东西，这就形成了人格市场。这种人虽然是自由的，但是被掩埋了个性。具有这四种非生产性的性格都是被压抑了真实本性的不自由的人。被压抑了的人的本性被弗洛姆称为“社会无意识”。这是在全社会中被压抑了的普遍精神。“我所说的‘社会的无意识’是指那些被压抑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一个社会的最大多数成员来说都是相同的。当一个具有特殊矛盾的社会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时候，这些共同的被压抑的因素正是该社会所不允许它的成员们意识到的内容。”^[16]对待社会无意识，有两种态度，一是逃避自由，二是爱。逃避自由是一种消极的态度，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普遍实行的路径，因而造成了社会的全面异化。而真正地有效的态度应该是创造性地爱，只有具有爱的能力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充满爱的社会才是健全的社会。

五、施密特的中介自然观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1931—），1931年5月19日出生于德国柏林，1962年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指导下完成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并获得博士学位，此后担任阿多尔诺的助手。1972年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先后出版了《马克思的自然概念》（1962）、《历史与结构》（1971）、《论批判理论的思想》（1974）、《什么是唯物主义》（1975）、《论唯物主义的三篇论文》（1977）等著作，并为编辑霍克海默的遗著做了大量工作。

1．对马克思唯物主义的重新解读

唯物主义是施密特终身的理论主题。在其博士论文《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从马克思的自然观着手，施密特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进行了重新解读。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把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从一开始同其他种种自然观区别开来的东西，是马克思自然概念的社会—历史性质。”^[17]施密特批判了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解成“物质本体论”的观点，而认为，马克思以实践将自然与社会、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起来，其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和社会相互渗透相互中介的历史唯物主义。

由于马克思常用“物质”概念来表述人的客观的外部实在，因此，一直以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常被理解成“物质本体论”。而通过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物质观进行比较，施密特则认为马克思的物质观是在对费尔巴哈本体论物质观的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非本体论物质观。他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把自然——人的活动的材料——规定为并非主观所固有的、并非依赖人的占有方式出现的、并非和人直接同一的东西。但他决不是在无中介的客观主义的意义上，即决不是从本体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人之外的实在。”^[18]他认为，费尔巴哈作为整体的自然是脱离在人的社会历史之外的客观的均一的基质，是抽象的，而马克思的自然不是指脱离了人的纯粹的自然，而是被消融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法之中的、被人的实践改造过的自然。被社会实践所中介，是马克思自然观的首要特征。正是他指出，虽然从逻辑上看自然具有优先地位，但是从人的自由角度看，人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支配性并不是体现在人控制自然满足基本的物质需要的活动中，而是体现在自由地主动地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社会生产实践当中。自然不是实践的先天他者，而是实践的要素。“自然之所以引起马克思的关切，比什么都重要的是它首先是人类实践的要素。”^[19]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在满足了物质需要的基础上摆脱了对物的依赖，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因而，在他看来，作为马克思自然观的本质特征和革命意义的内容，不是对自然界优先地位的承认，而是提出了自然被社会实践所中介的观点。

同时他还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决定论，并不是宣告经济在经社会中介了的自然中具有支配地位，而是揭示在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中，人的自然变成了“虚假的自然”。“马克思理论中的‘唯物主义的东西’，不是宣告经济具有这种优越地位：它是同人敌对的、由现实造成的抽象的、人不能干预的。而是它试图使人的注意力转向他们的各种关系所具有的可怕的内在逻辑，即转而注意这种虚假的自然：在人们的关系使他们成为商品的同时，又把这种状况意识形态化，似乎他们已是各自独立的主体。”^[20]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才变成一种社会批判，其实证的唯物主义科学才变成一种批判的科学。而霍克海默等批判理论家则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批判的旨趣对晚期资本主义进行进一步的批判。

尽管施密特一方面论证了马克思自然观的非本体论和实践中介的本质特征，但是另一方面，施密特也毫不保留地指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仍然具有本体论的残余。这种残余是指马克思把劳动视为人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过程，将人与自然的劳动关系看做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从而将它抬高到本体论的地位。

2．对自然辩证法、唯物主义反映论的批判

从认定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非本体论的，马克思的自然观是社会历史观出发，施密特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反映论进行了批判。

施密特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误解和误用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第一，恩格斯借助辩证法的范畴来解释和整理以现成形态存在的现代自然科学的材料，这种解释和整理割裂了自然与社会的联系，脱离了马克思以辩证法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相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只是一种必然的、外乎事实的考察方法”^[21]。第二，恩格斯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去解释自然，是对马克思的自然观的倒退。“在恩格斯那里，自然和人不是被首要意义的历史的实践结合起来的，人作为自然过程的进化产物，不过是自然过程的手段的反射镜，而不是作为生产力出现的。如果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只是象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论文中所说的那样，无非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任何外来的成分’，那和马克思的立场相比，意味着倒退成素朴的实在论。”^[22]第三，恩格斯脱离了具体的历史内容来解释自然，将自然和历史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是一种独断的形而上学。最后，恩格斯将自然与人的意识对立起来解释自然，在纯粹客观的辩证法意义上解释外在自然，将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施密特对列宁的唯物主义思想从肯定和否定两方面给予了评价。他肯定列宁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他说，列宁早在卢卡奇之前就已发现并提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哲学问题，还强调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具有认识论的性质。列宁还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应当是认识论首要的观点。这些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同时，他对列宁的反映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列宁的反映论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是不协调的，同马克思的认识论是对立的，因而反映论不应当被称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列宁的反映论具有抹煞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机械论倾向和把认识的主体与客体对立起来的独断论倾向。

在《历史与结构》中，施密特对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阿尔都塞进行了批判，指出马克思对历史的叙述是逻辑论证与经验描述的结合，是结构与历史的统一。施密特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的叙述吸收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社会结构的逻辑必然性进行了论证，这尤其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的论证中。但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不仅仅如此，他还从资本主义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条件出发，特别是从资本主义的经济生产历史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行了叙述，这种叙述也不是实证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的叙述，而是融合了哲学抽象和政治理想的建构。

六、哈贝马斯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

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市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49年，在哥廷根大学师从哈特曼学习哲学，1951年，转入苏黎世大学，不久又转到波恩大学，并于1954年完成博士论文《历史中的绝对——关于谢林世界时代哲学的研究》，并获得博士学位。1956年加入社会研究所成为阿多尔诺的助手，在阿多尔诺的指导下真正地进入了社会批判的殿堂。1958年，与人合著了《大学生与政治》，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1961年，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马堡大学获得教授任职资格。1963年，出版了《理论与实践》。1964年，返回法兰克福大学接替霍克海默出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1968年出版《认识与兴趣》和《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但因与研究所其他成员的观点分歧，离开德国社会研究所，到纽约新社会研究所担任讲座讲授。1971年回到德国，担任了普朗克学会的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直到1982年，哈贝马斯回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在此期间，哈贝马斯基本上完成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交往行动理论，其标志就是1981年出版的《交往行动理论》，并建构了其独特的批判理论框架。1992年，出版了政治哲学巨著《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将其社会批判理论运用于政治法律当中。1994年哈贝马斯退休。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停止他的社会批判的活动，一方面笔耕不辍，发表了《真理与辩护》等多部著作，另一方面，频繁地参加了现实的社会活动，志在将其社会批判理论运用到对实践的批判与建构当中。

尽管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涉猎广泛，渊源甚广，主题庞杂，但是马克思主义至始至终都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其批判理论的思想源泉之一，也是其理论主题之一。他既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吸取了养料，又将马克思主义当成了批判的对象。因而，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很复杂的。在他那里，马克思主义具有三层含义：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二是在恩格斯之后由列宁等继承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三是由卢卡奇开创并由霍克海默、阿多尔诺等继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如维尔默所说：“谈到概念策略，我认为哈贝马斯对批判理论重构的一个巨大成就是他以一种比批判理论的更老版本更成功的方式调和了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视野”^[23]，哈贝马斯往往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韦伯相比较来论述，并试图将三者的理论旨趣调和起来。

在《理论与实践》中，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各自的局限，历史上作为理论的哲学和科学与实践都是分离的，而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理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对危机进行批判的理论，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关于危机的理论，而对其中的异化劳动的具体分析则使这种批判能以辩证法为指导，向历史进程中的人揭示他们的受奴役的生存状态和实现解放的希望。这样的批判不仅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也通过对劳动的剖析体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然而，哈贝马斯转而认为，在当代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被当做了纯粹的理论来看待，没有对变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有力的批判，因而，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苏联马克思主义则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从而最大限度地僵化了马克思主义。

在《认识与兴趣》中，通过考察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前后相继的认识反思的历史，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一方面蕴含了人的认识活动的反思功能，但是另一方面又有滑向实证主义的危险。他认为，马克思在认识论上的主要贡献正在于把社会劳动的再生产过程作为联系人的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中介，从而揭示了劳动作为人的认识活动的反思功能。然而，马克思将人的一切再生产活动都归结为劳动，从而将人的科学与自然科学混为一谈，又将劳动的反思维度蒙上了实证主义的阴影。哈贝马斯认为，劳动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行动，但是除了这种活动外，还有比劳动更根本的互动，互动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以理解为取向的活动。而马克思没有将这两种活动区分开来，按照生产模式来理解反思，将反思的过程降低到工具行动的水平，所以，没有形成人的科学的观念。

因而，哈贝马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不能全面解释社会的进化了。其中存在三方面的缺陷：一是不加反思地对社会历史进化进行实证主义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历史客观主义；二是规范基础不明确，否定了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内在的潜力，这种潜力表现为人与人之间互动的交往理性；三是忽视了道德规范结构在社会进化中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都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工人运动的历史中，人们也没有理解历史唯物主义”^[24]，他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了系统地叙述历史的启迪学而不是一种社会进化的理论。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将历史唯物主义法典化从而将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僵化禁锢起来。究其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将推动社会进化的学习过程局限在生产力的领域，而忽视了话语交往所释放出来的潜能。

尽管如此，哈贝马斯仍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要求当作自己的理论要求。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最重要的思想，提供了一种关于社会进化的理论解释，是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惟一最有希望的纲领”^[25]。历史唯物主义把劳动过程看作是人的自我生产和形成的过程，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化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也正是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劳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一致，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系统。劳动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目的理性活动，是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在人类社会进化中的确起着重要作用。也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劳动的剖析，马克思揭示了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性以及社会物化的矛盾过程。而这一点为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道路。因而有必要重新对待历史唯物主义，其基本方法就是“重建”，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而所说的“新的形式”就是强调历史主体间性的交往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将社会的基本结构看成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同，哈贝马斯认为，同一社会可以从系统与生活世界两个方面去理解。系统具有自我组织和自我控制的功能，包括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行政管理系统。生活世界则是指以文化传统、价值规范和社会成员的直观知识为背景而形成的交往网络。社会既是一个由子系统构成的功能系统，又是一个由符号世界构成以社会成员间的互动为基础的规范结构和意义网络。影响系统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外在自然，即人类社会所依赖的物质资源系统；二是内在自然，即社会成员作为个体的自然基础，包括本能、情感等；三是社会环境，它涉及各种社会子系统和社会环境。社会的进化就是社会对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控制能力提高的过程，是系统的控制能力增强和生活世界合理化的过程。而系统的正常运行需要生活世界为它提供意义资源来进行社会整合，否则就会失控。然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具理性对交往理性的僭越，生活世界越来越受到系统的干预和控制，致使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生活世界不能为自身和系统提供充足的意义资源，社会整合出现合法化危机。因而，推动社会进化的是以交往合理性为基础的能够促使生活世界合理化的互动，而不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生产劳动。借助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和个人的学习具有同源的意识结构。社会的进化过程表现为个体劳动能力的提高和在交往行动中对道德规范的学习能力的提高的过程，在后俗成社会中，后者的作用更突出。

哈贝马斯认为，劳动通过“目的理性行为”的合理化只解决了物质再生产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生活再生产的问题，不能为生活世界进行意义再生产。而生活再生产是通过互动（交往行动）来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而实现的。因而，与劳动相比，交往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同样起着基础的作用，具体而言，这种作用体现在人们在社会关系中通过以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来学习社会的规范，从而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决定与被决定，这要取决于社会发展的具体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根本危机已经不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经济危机，而是由人们的道德实践决定的文化危机，是生活世界被系统殖民化的合法化危机。因此，社会规范结构的合理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就超越于生产力而成为社会进化的根本力量。

综上所述，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批判理论的主题，归结起来，他们都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第一，大都肯定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批判，特别是都推崇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对异化劳动的解析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批判。第二，他们将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新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下来考察马克思主义，并由此提出新的理论。第三，受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都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批判，大都否定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社会中的解释力和批判力进行了质疑，尤其对马克思本人的物质生产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进行了批判，也正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希望都从物质生产领域转移到思想文化领域，将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了文化批判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