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克福学派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与其他哲学对理性的批判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是为其对资本主义危机的批判提供基础。正是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批判才使得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成为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并不是生产力不发达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而是由生产力的发达所导致的文化危机。这种危机的表现是个人生活意义的丧失、个性的迷失、批判的意识与能力的丧失以及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一、文化工业批判

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不仅对启蒙精神所主张的工具理性进行了批判，而且也对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引起的社会危机进行了批判。他们认为，工具理性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工业的生产。在当代西方社会里，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借助科学技术复制和传播文化商品的文化工业体系，这种文化关注的不再是个性的生成和意义的创造，而是如何通过技术手段批量生产出文化产品，再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商业利润。“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40]所谓文化工业，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批判性的替代称谓。在他们看来，对文化工业的批判首先就是要澄清：在这种所谓的文化中，以大众身份出现的消费者，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的存在；他们仅仅是算计的对象、机器的附属品，而成了异化的产物。这种异化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文化工业通过标准化的文化生产消解了文化的创造性，从而消解了人的个性，将人变成了复制品。文化工业以一种技术逻辑为自我发展的动力，声称自己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进取向上的标准，所有的人都朝着这个标准来行动。这是通过文化的大众化即大众文化体现出来的。大众文化是现代社会中将文化技术化、商品化、标准化和通俗化的现代文化形态。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看来，文化本是精英根据特殊的生活意义及对它的体验而创造出来的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了个人的独特性和创造性，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文化领域的运用，这种独特的精神不再是被创造出来，而是被以技术的方式批量生产复制出来。创作的艰辛历程被技术化的操作程序所代替。这种被复制出来的文化产品不再是艺术品，而变成了市场交换的商品，甚至，成为商品，实现它的交换价值，已经成为了艺术的唯一目的，“这是令人惊奇的现象”。经过技术化和商品化的文化产品具有同样的规格、模式和标准。阿多尔诺用“成批生产的现成服装”来比喻“轻歌剧的本体论”。通过对通俗音乐的批判，他指出，通俗音乐的特征是标准化，其曲调和歌词都已固定在一种僵化的模式中，不过是把材料硬塞在已预制好的同样的空罐头里充作商品出售，不能给人以自由创造的天地。标准化的文化是乏味的，乏味的文化导致乏味的人。从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中，人们再难获得作为此人的独特的生活意义，再难形成独特的个性，因而，文化的标准化导致人的标准化。也就是说，人在文化工业的推进过程中，只剩下一张没有面孔的脸。他作为此人的存在本质完全是由文化工业赋予的。自主和独立的个体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得以实现的前提条件，已经被文化工业所彻底败坏。

其次，文化工业强迫人们接受大众文化，作为对象的个体，在文化工业世界中无处可逃。这样的大众文化似乎是为了满足所有人的文化需求，从而通俗化，但是，这种满足其实是一种被满足。人们无从选择不消费，就像工人无法选择不工作一样。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说：“一个人只要有了闲暇时间，就不得不接受文化制造商提供给他的产品。”^[41]“整个世界都要通过文化工业的过滤”^[42]。人们所能做的是从琳琅满目的文化商品中选择更适合自己的商品。这种单一的强迫性严重限制了人的自主能力、批判力和创造力。通过对爵士音乐的剖析，阿多尔诺指出，如果说贝多芬的奏鸣曲是唤起一种主动而积极地参与生活创造的精神的话，那么爵士音乐只是要求人们被动地顺从它的节拍起舞，以此操纵人的肉体运动，以强迫的方式使人在绝对被动的接受中顺从。这种到处充斥着的流行音乐的机械节奏，是一种非人化的控制过程。在这种控制当中，大众文化满足人的欲望的允诺，变成了对人的欲望的耗尽。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大众文化是暗地里对抗人的自由创造和批判的阴谋。

最后，文化工业以大众化的旗号欺骗了大众，掩盖了通过文化来操纵大众的事实，而且使受统治的大众丧失了批判的意识和能力，从而成为统治的帮凶。“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43]这种欺骗主要是通过大众娱乐活动来进行的。大众娱乐看起来一切都是为了大众，为了让大众在享受娱乐时获得快乐，但是，“大众性从来不被大众直接决定”，它的要求就是统治者将人们调节成它所期望的那类人。通过电影、广播等娱乐形式，文化工业向人们展示各种经过商业包装过的偶像形象，以向受众保证，他们不需要再做更多的努力，就可以保持现有的状态，他们也不需要努力学习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就得到同现在一样好的报酬，使人们的生活意志依附于偶像，从而瓦解人们的批判意志。另外，文化工业使其消费大众认为文化工业可以满足他的一切需求，并创造出他所需要的需求。其实这一切需求都不是出自消费者自身真正的需要，而是被社会或国家预先规定的，消费大众只不过是文化工业的对象。这样的需求是虚假的需求。

二、单向度社会批判

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的批判一致，马尔库塞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性，并进一步揭示了工具理性的盛行所导致的丧失批判意识和能力的单向度社会。

1．压抑的现代社会

在《爱欲与文明》一书中，在对弗洛伊德的压抑理论的修正基础上，马尔库塞对现代社会中的压抑现状进行了批判。与弗洛伊德将现代文明称之为压抑的文明从而彻底否定现代文明不同，马尔库塞辩证地分析了现代文明，将这种压抑分为了基本压抑和额外压抑，肯定基本压抑的合理性，而对现代社会中的额外压抑进行了激烈地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额外压抑产生于匮乏和人类需要之间的矛盾。匮乏使人类的需要不得不被限制，要满足需要必须进行社会性的生产劳动，要进行社会性的生产劳动就必须压抑本能和欲望，这样，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相冲突，本能被迫接受特定社会特定组织的管制。统治机构为了统治利益将匮乏的分配、克服匮乏的劳动方式强加于个人，这种强加产生了新的压抑，这种压抑不再是一种心理压抑，而是一种社会压抑。它表现为对社会劳动的控制以更大的规模、更好的条件生产出来，对生产设施的合理使用满足了个体的需要和机能，这样，统治利益与整体利益汇合了，于是产生了统治的合理性。然而，劳动者却仅是在为某种设施而劳动，并对这种设施无法控制，也无法反抗，而只能屈从于它。这就将满足需要的现实原则变成了对劳动控制的操作原则。在操作原则的支配下，劳动分工越来越专门化，人们的劳动也随之异化，人们并不是在过自己的生活，而只是在履行某种事先确定的控制功能。虽然在工作，但是劳动者并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和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劳动是对快乐原则的否定，人成为异化劳动的工具，丧失了追求本能需要的欲望。因而，劳动者是“自由地”经受着这种合理的压抑和统治，把压抑作为自己的生活，不知不觉地服从于这种压抑和统治，将压抑变成统治的逻辑。

马尔库塞所揭示现代文明的这种压抑具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压抑的非人格化。现代文明的压抑已经不是个人对个人的压抑，而是生产方式和制度的压抑。第二，现代专制是整个社会生产系统和文化系统对个体的“集体”专制，个体在这个集体面前太过于渺小，因而，也无从抵抗这种专制。第三，在这种社会中的人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真正的需要，丧失了对生活的自觉意识，从而沦落为统治的对象和帮凶。

马尔库塞对现代文明的分析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工业生产及其制度的本质。其生产的实质是对人性的压抑，其制度的本质是对个人统治的专制。压抑人性的社会是病态的社会。这种社会的病态不仅仅表现为自身感受到压抑，更体现在当一个人生活在压抑社会中，反而感到舒服和快乐，完全丧失了对压抑的批判和释放爱欲的驱动力。这样的人必然变成极权统治的对象，这样的社会必然走向极权社会。

2．单向度的社会

如果说《爱欲与文明》中马尔库塞对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压抑和统治进行了揭示，那么在在《单向度的人》中，他则是对现代文明社会中他所在的发达工业社会的专制进行了批判。马尔库塞指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呈现出两大趋势：一方面是技术的巨大进步，物质财富的迅速增加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对人的控制的不断加强，人们越来越丧失自己内心的真实需求，丧失自身固有的批判能力和否定能力而成为了单向度的人，整个社会成为单向度的无对立面的社会。

马尔库塞从“控制的新形式”、“政治领域的封闭”、“不幸意识的征服”和“话语领域的封闭”四个方面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特征。

从控制的形式上看，与以往社会的统治形式相比，发达工业社会采取了技术控制的新形式。在发达工业社会中，政治权力的运作表现为政治权力对机器生产程序和国家机构技术组织的操纵。这种操纵主要是对人们的需要的操纵来实现的。马尔库塞将人的需要分为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真实的需要是一切个人在自主状态下所认可的需要，而虚假的需要则是由外在力量所强加的需要。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通过广播等新闻媒介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的真实需要，而灌输给个人生产和消费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维持欺骗性自由的需要等，比如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这种虚假需要的满足其实是一种抑制性满足，它抑制了人的自由意识。而结果是使整个社会都受技术的支配，在经济生产过程中与技术程序保持一致，在政治行动过程中与制度保持一致，在文化生活中与大众文化保持一致。

从政治领域来看，发达工业社会已经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相互对立的开放社会转变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维持现状的封闭社会。这是由如下四个主要因素导致的：第一，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大大降低了生产劳动中体力的耗费，从而改善了工人对待生产的态度，尽管这种机械化和自动化生产从本质上仍是一种非人的苦役。第二，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不同等级的白领工人和蓝领工人逐渐同化，生产性工人向非生产性工人转化。第三，劳动特点和生产工具的变化改变了劳动者的政治态度和斗争意识。第四，新的技术工作世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否定地位，似乎消解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改变了这两个阶级的结构和功能，致使他们不再像是历史变革的动因。一种维护和改善制度现状的凌驾一切的利益，在当代社会最发达的地区把以前的敌对者联合起来，使资本主义社会变成了没有反对派的社会，从而将阶级统治转化为社会管理。这种转变不仅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专制的本质，而且加深了这种专制的程度。

从文化领域看，技术合理化清除了“高层文化”中的对立性因素和超越性因素，征服了人们受压制的不幸意识，使人们的思想意识屈从于当代工业生产出来的通俗文化。马尔库塞指出，前工业社会中一直同时并存着相互对立的两种向度的高层文化与大众文化，双向度文化的并存保持了文化中的否定性和超越性因素。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中，通过将高层文化全部纳入既定的秩序，并通过技术来大规模地复制和显示它们，从而消除了文化的敌对的、异己的因素，最终消除了高层文化的合法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了高层文化，而是消除了高层文化的颠覆性力量、破坏性内容及其对真理的追求。这种消除是通过技术化的文化生产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介将高层文化的艺术作品商品化来实现的。艺术当中的批判因素、理想因素和对真理的追求被物化在通俗的大众娱乐当中，从而使艺术异化了。这样，社会中再没有反抗和批判的意识，人们所感受到的是技术所带给他们的幸福，因而，社会的一切行动都是对现存社会的顺从。

与前面所述的三个特征相一致，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公众话语变成了一个封闭的领域。马尔库塞指出：“在这种公众话语领域内，言语的运动方向是同义词和同语反复；事实上，它决不朝着质的差异的方向运动。”^[44]这种话语力图将对立面调和进自身的话语结构当中，将所有的话语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统治的宣传，致使受众没有质疑和批判的必要和能力。而这又往往是通过分析判断来实现的。分析判断本身就具有这样一种压抑性的结构。分析判断的句子总是通过解释性的形容词和定语同语反复，将语言变成令人昏昏欲睡的功能化的、省略的、统一的公式。在封闭的话语领域，人们不能够进行证明和解释，它只是传达独裁者的决断、宣判和命令。这样的话语压制了批判的话语维度，从而是一种极权主义的话语。这样的话语遍布在了民主和非民主、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国家。

马尔库塞认为，这样一种单向度的社会是一个全面管理的不自由的不合理的病态社会。人们在其中丧失了批判的否定的反抗的意识和力量，所具有的是单向度的肯定的顺从的幸福意识。

三、总体异化论

与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一致，弗洛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人完全被异化了，人变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其生命变成了资本，以便从中获得最大的利润。在弗洛姆那里，异化是一种体验方式，在其中，个人感到自己是陌生人，自己与自己疏远起来。他感觉不到自己就是他个人世界的中心，就是他自己行动的创造者，相反自己处处受制和服从于行动的后果——他所创造的物。他释放出来的力量越是巨大，他就越是感到软弱无能。这样的异化在现代社会中无孔不入、无处不在，是一种社会总体的异化。弗洛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

第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弗洛姆认为，由于市场经济遵循着“人人为己，上帝为大家”的利己主义原则，与他人休戚与共和对他人的爱不是他行为的动力。人们表面热情友好，但实际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相互利用、相互倾轧、弱肉强食的人际关系。这样一种异化了的人际关系导致了个体严重的孤独感。

第二，人对其自身关系的异化。弗洛姆认为，真正的人应该是具有自主的情感和个性的人，但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却把自己看作是一件商品，其价值取决于市场交换的成功与否。他把这种异化心理称为“市场倾向”。有这种倾向的人不能感觉到自己是人类力量的承担者，感觉不到自身的思想和爱。人的价值不再取决于思想、感情、决定和行动，而是取决于外在的物的价值。

第三，人对机器生产体系的异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由于人们为了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因而屈从于机器生产体系，在生产过程中，人只不过是机器生产体系的附庸。机器体系越是发达和完善，个人越是被束缚在机器上。在机器生产体系中，工人的控制能力、创造性、好奇心以及独立思考能力都受到阻碍，其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工人对自由权利的逃避。不仅是工人被异化了，连企业管理者和所有者也被异化了。他们同样受非人的庞然大物的支配：庞大的竞争性企业，庞大的国内外市场，庞大的社会组织和政府。

第四，人在消费领域的异化。弗洛姆认为，消费领域的异化首先体现在消费已经越来越脱离了人的真正需要。在他看来，消费水平的提高本来是为了使人过上幸福和满足的生活，消费只是人们获得幸福的一种手段，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消费不仅变成了人生活的目的，而且成为了控制人的手段，并造成了全社会范围内的追求高消费的享乐主义的社会性格。他指出：“在工业化的国家里，人本身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被动的消费者。物品不是用来为人服务，相反，人却成了物品的奴仆，成了一个生产者和消费者。”^[45]消费不仅控制了人们的消费，还控制了人们的生活趣味和文化价值的选择。

第五，人在政治领域的异化。弗洛姆认为，虽然人们拥有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是在权力结构以外的劳动群众想要真正参与政治决策是不可能的，劳动群众只不过是国家官僚体系为了实现政治目的而操纵的对象和手段。

以上这五个方面的异化使人们感到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和孤独。为了摆脱这种状态，人们有两条路可走：

其一，积极地争取自由，通过生产性的爱和创造性的工作使自己自觉地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从而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思想、感情、决定和行动，在不放弃自我尊严的前提下实现自我、他人与社会的融合。弗洛姆的“爱”不是弗洛伊德所强调的性爱，而是超越了性爱的生产性的博爱。这种爱不是把自己融化在另一个人中，也不是占有他人，而是自发地肯定他人，以自我个性为依据，与他人合为一体。创造性的工作不是被迫的工作，也不是为了统治和主宰而工作，而是以人的创造性活动为根本，与自然相互作用，相互交融。

其二，向后退却，逃避自由，通过消费物品、服从权威、适应制度来克服孤独感，获得一种暂时的安全感。弗洛姆分析了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第一，极权主义。这种心理是指个人为了获取他已丧失掉的力量，不惜放弃自我的独立性而使自己与外在的他人或他物凑合在一起的倾向。他具体表现为渴求屈从与统治的倾向，特别是在虐待狂和被虐待狂性格中表现出来。第二，破坏性。它是指旨在消灭与我独立或疏远的外部世界的倾向。弗洛姆认为，某人所具有的破坏性冲动的能量与他的被压抑了的生命本能大致相当。生命有其自己的内在动力，它总要使自己发展下去。假如这种倾向受挫，那么以发展生命为主要目的的能量，便会转变为一种以破坏为主要目的的能量。生存本能遭受的挫折越大，破坏本能就变得越大。第三，机械化地自动适应。这是现代社会中大多数正常人用以解决矛盾的办法。有这种倾向的个人完全承袭了现存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他和其他人已经没有任何质的区别，完全按照社会或他人的要求来塑造自己。这样，自我和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个体不再感到孤独和焦虑。但是，这一切感觉只是一种危险的幻觉。这样会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把自我的命运交到他人的手里。

在工具理性的支配下，在发达的工业生产的驱使下，大多数人选择了第二条路。法西斯主义却利用了这样一种选择，以极权主义的方式暂时满足了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弗洛姆主张第一种克服异化的方法，实现积极的自由，在《寻找自我》和《健全的社会》中，弗洛姆给出了个人实现积极自由的途径和建构一个健全的社会的方案。

四、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

继承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和马尔库塞的理论旨趣，哈贝马斯至始至终都保持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也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批判，这些问题可以汇聚成一个主题，那就是由于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侵蚀，晚期资本主义所谓的民主政治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是通过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衰落和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两个方面来揭示这一危机的。

1．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在其第一本专著《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公共领域的发展史的考察，哈贝马斯揭示出，在资本主义市民社会中，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合法性基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他的批判性和公共性，沦为了资本主义统治操纵的工具和对象，这样的后果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出现了合法性危机。

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ffentlichkeit）是指“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的确是史无前例，前所未有”^[46]。这样一种公共领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从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公共领域到封建王权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再到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逐渐完善的三种形态。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也经历了从文学公共领域向政治公共领域的转型过程。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的前提条件是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即市民社会的产生。公共领域处于国家与社会的中间地带，调节着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但是从本质上讲，公共领域又属于社会中的私人领域，它的主体必须具有私人自主性。公共领域是由具有自主性的私人所汇聚成的公众，他们在公共领域中拥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来公开表达个人自身的愿望和信念以及对公共权力的意见，并且经过他人的质疑、批判和自我的辩护而达成共识，从而形成与公共权力相抗衡的公众舆论，从而在一定意义上“破坏现存统治原则”。可以说，私人自主性是公共领域能否发挥其民主功能的前提，批判性和公共性构成了公共领域的两大基本特征。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国家公共权力通过大众传媒等手段逐渐侵入市民社会，原先分离的国家与社会逐渐融合，公共领域逐渐丧失了对社会生活和公共权力的反思批判意识，从而丧失了其私人自主性，也逐渐丧失了其民主政治的功能。公共领域的中介功能从公众手中就转移到了某些社会权力机构如社团和政党那里。社团与政党又与国家机器结合在一起，借助强大的国家机器从权力运作的内部推动权力的实施与权力的均衡，通过操纵传播媒介宰制个人，制造伪公共性，策划社会共识，统一公共舆论，从而进一步达到博取公众赞同或者争得公众的容忍的目的。如此一来，公众舆论的形成路径和功能旨趣都发生了变化，即从自下而上的话语讨论转变成自上而下的操纵，旨在对统治的批判转变成对统治的附和或维护。他说：“今天，讨论本身受到了管制：讲台上的专业对话、公开讨论和圆桌节目——私人的批判变成了电台和电视上明星的节目，可以圈起来收门票，当作为会议出现，人人可以‘参加’时，批判就已经具有了商品形式。讨论进入‘交易’领域，具有固定的形式；正方和反方受到事先制定的某些游戏规则的约束；在这样的过程中，共识成为多余之物。提问成了成规；原本在公共辩论中解决的争执挤入了个人摩擦层面。如此组织起来的批判讨论当然也具有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功能，尤其是作为行动替代品的绥靖功能。与此同时，批判的公共讨论功能则不断遭到破坏。”^[47]尽管今天仍然存在公共领域的形式，但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已经被转型了。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哈贝马斯虽然采取的是对历史进行考察的经验研究方法，但是，他的经验描述中带有很强的规范色彩，即矛头直指工具理性及其后果——大众文化的批判。然而与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批判相比，他的批判又透露出一些矛盾。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市场经济及其原则进行了批判，然而，在他这里，却对它们进行了颂扬。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大众已经失去了希望，而在他这里，虽然对没有自主意识的大众进行了批判，但是似乎又寄予了革命的希望。

2．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对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批判是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批判的起点，然而，哈贝马斯似乎并不满足于此，在他看来，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并不是资本主义政治合法性危机的症结所在。通过《认识与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合法化危机》等著作的探索，在吸收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米德等人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哈贝马斯找到了他认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关键的问题所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哈贝马斯将整个社会的结构分为系统和生活世界。系统分为经济系统、行政系统和社会文化系统，生活世界分为社会、文化和个人三个方面。

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高速增长给国际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比如对生态平衡的破坏，对人格系统的异化以及引起国际关系的紧张。但是，这些问题还不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危机。哈贝马斯认为，晚期资本主义自身存在四种危机倾向：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文化危机。经济危机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利润的增长不能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的危机。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国家权力不断干预经济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经济危机，同时也将经济危机转移到社会政治系统中，出现了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系统的产出危机，即国家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合法性危机是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即政治系统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无法向公众提供让人信服的规范结构，故而无法必要水平的大众忠诚。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又与社会文化系统的合法化危机关联在一起。合法化危机是指社会文化系统无法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决策提供合法性支持，从而不能为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提供充足的动机需求。因而，合法化危机又被称为动机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动机危机都表现为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危机。

关于“合法性”与“合法化”的含义，哈贝马斯曾给予论述：“关于合法性，我把它理解为一个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要求则与某个规范决定了的社会同一性社会一体化之维护相联系。合法化被用来证明合法性要求是好的，即去表明现存（或被推荐的）制度如何、以及为什么适合于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去运用政治力量——在这种方式中，对于该社会的同一性具有构成意义的各种价值将能够实现。”^[48]也就是说合法性是使政治系统得以运转的属性，而合法化则是使合法性有效并得以实现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社会文化系统来完成的。

这四种危机是一个整体，互相牵制，互为因果。而在其中，最根本的危机是社会文化系统的动机危机，这一危机是其他危机的最终根源。哈贝马斯进一步追溯了这一危机产生的根源。他认为，经济系统通过货币侵蚀了文化传统，而政治系统则通过权力操纵了文化生活。因此，原本以语言为媒介的生活世界被以货币为媒介的经济系统和以权力为媒介的政治系统殖民化了。其表现就是生活世界中的以语言为媒介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交往行动被以货币和权力为媒介、以宰制为目的的目的行动取代，人们不能从生活意义出发去进行交往，也不认同现存的规范结构，人们行动的目的是追求客观世界的物化了的东西，从而使生活世界失去了独立的社会整合的功能。生活世界虽然仍然存在，但是屈从于系统的命令，在其中，人们丧失了自由，也丧失了生活的意义。

五、资本主义与极权社会

法兰克福学派刚成立不久就遭遇了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的暴政以及由此造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成员都有犹太血统，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了法西斯主义的迫害，因而他们当中的一些思想家作为德国人和受害者对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多方位的深刻的批判。正如霍克海默的秘书迈尔所言，“可以这么说，抨击希特勒和法西斯主义这一共同信念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大家都感到我们有一个使命，包括所有的秘书，所有参加研究所并在那里工作的人，这个使命确实使我们产生了忠诚和一体的感情”^[49]，法西斯主义成为法兰克学派理论批判和现实对抗的敌人。从批判的内容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主要分为三种路向：一是以纽曼（Franz Neumann）和基希海默为代表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政治权力关系、法律制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二是以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为代表从工具理性批判的角度来分析它的起源和表现，其三是以霍克海默和弗洛姆为代表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法西斯主义极权社会的社会心理机制。在此，着重阐述后两种批判路向。这两者并不是明确分离的，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撑的，因而，有些代表人物对这两方面的内容都给予了批判。

1．对法西斯主义的工具理性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启蒙理性运动到工具理性阶段的必然产物。当启蒙理性裂变成工具理性，启蒙就从一种文明走向一种野蛮，它将对自然的控制和奴役转向了对人的控制和奴役。启蒙自身就蕴含了极权主义的种子。法西斯主义完成了工具理性与自然的邪恶的结合，将极权主义推到极致。

工具理性在法西斯主义那里主要表现为理性的消逝，法西斯主义统治的极权社会只是一个按照工具理性进行生产的大工厂，人享受了物的待遇，其出生、劳动和死亡都按照工业生产的工序进行生产。人的身体，甚至忍的思想都成为这种工业生产的一个部分。在其中，人不仅丧失了身体的自由，也丧失了思想的自由。这就使启蒙理性彻底地走向了其反面，成为非理性。

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形态，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是资本主义的工业垄断与其民主政治制度间的矛盾运动的产物。对此，马尔库塞指出：“已建立的政治制度，如果它不继续压制人类需要的满足，那么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需要一个极权主义的统治，以便统治一切社会和个体间的关系，废除社会自由和个体自由，并以恐怖的方式将民众团结起来。在使经济竞争得以继续存在而服务于使其不断获利的过程中，社会成为一个武装起来的营房。”^[50]这种极权统治的工具就使工艺技术。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工艺的基本原理就是统治的基本原理。工艺技术本为追求效率、发展生服务，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为努力谋取最大限度利润，生产工具越来越复杂化、精确化，技术合理化和经济合理化、集中化同步增长，为独裁主义国家提供了各种必需要，增强了控制人的能力，使生产者丧失独立性，机器的进化己经转变为统治机构的进化。

而且，法西斯主义者还构造出一些理论来支配没有批判力和反抗意识的大众，比如，以反犹主义的谬论来激发出虚幻的民族情绪，用领袖至上论来制造个人崇拜、领袖神话以使得民众对独裁者的绝对服从，从而在此思想的支配下来实施控制人或消灭人的目的。同时，他们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通过由报纸、广播、电影等传媒介来宣扬这些理论，比如，收音机就成了“元首无所不及的喉舌”，大众以倾听掌握权力的上自领袖、下至老板的声音。这样，他们的意识易于受到操纵。在他们看来，工艺技术己成了由国家资本主义所锻造的一件扼杀自由的紧身衣，在独裁主义统治中起着一种文化强制物的作用。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将法西斯主义的极权统治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形态来看待，但是，他们认为，尽管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极权统治被消除了，但是，极权统治的根基——工具理性并没有被消除，因而，在法西斯主义之外的国家和社会仍然存在着极权统治的现实或可能性。因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将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美国这样的后工业国家仍然是极权社会。苏联通过计划经济和权力集中制实现了国家资本主义，而美国通过在经济上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文化上的大众化和工业化，也都转变成极权社会。

2．极权社会的心理机制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除了理性的深层根源之外，极权社会具有与工具理性的侵蚀相一致的独特的社会心理根源。霍克海默在《权威与家庭》中揭示出，传统家庭所生产出的以父亲为权威的人格类型在现代极权社会如法西斯主义社会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是政府通过技术操纵来培养极权社会所需要的社会性格而实现的。在霍克海默的基础上，在《逃避自由》中，弗洛姆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与社会批判理论相结合，对法西斯主义的社会心理机制进行了深刻的揭示。这也构成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弗洛姆指出：“任何了解法西斯主义对伟大民族产生吸引力的任何企图，都迫使我们认识心理因素的作用”^[51]。归纳起来，法兰克福学派所揭示的法西斯主义的心理机制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权威主义性格。他认为，权威主义性格在法西斯主义的横行历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权势者屈从、献媚，对地位低的人逞强、施淫威，正是独裁主义性格的特征。权威主义性格使人潜在地倾向于接受法西斯主义，后者的得势则在于这种性格的普遍化。他说：“法西斯制度自称是权威主义制度，是因为权威在其社会政治结构中占主导地位。‘权威主义性格’代表了构成法西斯主义的人性基础的人格结构”^[52]。在此性格结构中，存在施虐狂和受虐狂两种内驱力，它们既矛盾又依存，构成一个“共生体”。希特勒就具有这种性格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渴望绝对控制大；另一方面又渴望屈从于更强大的命运、历史和自然的力量。弗洛姆认为，性格结构既决定了人的思维、感觉，也决定了人的行为，并以此影响了德国二战前夕政治力量的变化。原先，大多德国工人拥护社会党和共产党，后来其中相当一部分改投纳粹党的票，这是因为他们倾向于独裁主义性格，深深地崇拜权威。社会主义政党由于强调独立，不强调权威，不符合建立在独裁主义性格基础上的愿望，而法西斯主义崇尚权威，则迎合了这种格结构。

2．死亡本能。死亡本能包括攻击性本能和嗜死狂本能。所谓攻击性本能，是指富有破坏性的、敌意和虐待狂的人的特性；而以残酷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死亡本能则为嗜死狂，它是指对一切死亡的东西，一切与肢解有关的东西，一切与毁灭有关的东西的迷恋。希特勒是个典型的嗜死狂，这是他最为重要的品质特征。他下令大批屠杀犹太人和发动致使千百万人死亡的侵略战争，把他的全部力量用于毁灭，用于征服。然而，希特勒的屠杀政策之所以能得以推行，还在于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攻击性、破坏性。这些人大都来自社会下层，如旧的小资产阶级、受损害的公务员和学生等，他们因被逐出社会主流，郁积了大量虐待狂的愤恨情绪，需要通过对生活的反抗、对他人的迫害以及积极参与纳粹政治活动进行发泄。弗洛姆指出：“目前，中产阶级下层的破坏欲纳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纳粹主义迎合了这些人的破坏冲动，利用他们反对纳粹的敌人。”^[53]

3．自我陶醉和民族自恋。自我陶醉是极端自恋和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一个自我陶醉的人只认为直接影响他自己的那些事情是现实的和重要的，他只以为自己的财产、思想、感情是现实的，他就是上帝，而别人都是废物，乃至根本不存在。据弗洛姆分析，在希特勒的整个一生中，他始终是个自我陶醉者，他只关心他自己，他的计划、权力和野心，对其他都不感兴趣。最后他失败了，不能忍受自恋形象的崩溃，不得不自杀。如果说自我陶醉构成希特勒的个体心理机制，那么民族自恋、国家自恋则构成法西斯主义的群体心理机制。纳粹主义者把日耳曼民族神化，把本民族夸大为世界上最为优越的群体，把自己的民族、国家当作偶象崇拜的对象，煽起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复仇主义，以此动员群众投入侵略战争。而这种“爱国主义”，只是对民族主义的一种非理性的迷恋，是一种建立在自我陶醉基础上的民族自恋。

4．自居作用。自居作用就是一个人追随他所钦佩或崇拜的人的样子来塑造自我，这是自我与另一个人情感维系的最早、最原始的一种方式，由它把领袖同追随者以及追随者之间联结起来。一个群体没有统治者会无法生存下去，所以会本能地甘愿将自己置于某个领袖之下，对权威产生极端的热情和服从的渴望，领袖形象能满足追随者服从权威和成为权威本身的双重愿望。同时，领袖应具有坚强的征服人的意志，表现为个人独裁，使集体接受他的意志。阿多尔诺说，“法西斯主义领袖企图在他的追随者们当中推行的正是这种对他自己的理想化，元首意识助长了这种理想化的推行。使群众把领袖看作为万能父亲的替代物，以对领袖的自居作用取代对父亲的自居作用，将儿童时代对父亲的崇敬感情和大量的自恋性本能迁移到领袖身上，这就是领袖崇拜的心理机制。

5．非理性的盲从。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蛊惑人心，赢得支持，还在于他们能巧妙地调动人们无意识的情感冲动，发展盲从倾向。弗洛姆指出，希特勒有着骗取人们轻信他的令人不可思议的能力。你可以称此为领袖人物超凡的魅力、催眠术、蛊惑力，或者随便你叫它什么，他似乎是对人们施加了一种力量，使他们立即听从了他。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自称，他常把宣传性的公众集会放在夜间，因那时人们都疲倦了，缺乏理智的抵制力，更易屈从别人的意志，这是争取群众的最佳时机。阿多尔诺具体分析了法西斯领袖的操纵大众的宣传方式，认为他们善于猜测宣传对象的心理和需要，有口若悬河的辩才，但这些煽动家不是用理性论据进行推理思考，而是用催眠师的诱导技巧，激发听众的无意识情感，甚至掀起宗教性的狂热，使他们处于受摆布的着迷状态，丧失自我意识，养成盲从意识。

综上所述，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工业”、“单向度的社会”、“异化”、“合法化危机”以及“法西斯主义”的深刻揭示和激烈批判，法兰克福学派显示出了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代社会的批判力量，也实现了他们所说的与危机联系在一起的“批判”的现实涵义。这种批判的背后是对人的生活意义的维护。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局限在文化批判上，而未能直指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所在，这个根源就是资本及其所依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从而减弱了这种批判的锋芒。他们未能意识到，只要社会围绕着作为物的资本来运转，那么整个社会必然受制于物，从而受制于物所运行的规律，人的意义就必然丧失，异化就不可避免。因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焦点应当是对其生产方式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