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哈贝马斯，因其丰硕的原创性理论，被国际学术界赞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他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旗帜下贡献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交往行动理论等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理论，在客观上推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尤其是他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还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率先选择的理论范式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

一、研究意义

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提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不仅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发展对理论研究的某种诉求，而且顺应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那个时代进行理论转型的内在需要，从这一理论问世之日起，它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重新激发人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兴趣，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也在人们的关注和效仿中逐渐成为一种显性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说，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某种奠基性意义，是人们探索国外马克思主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础性环节，因而这一理论在客观上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意义。

（一）研究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有助于人们深刻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之合理性

从青年卢卡奇创立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问题就一直是理论家们思考的中心问题，甚至很多理论研究都是围绕着它而展开的。青年卢卡奇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社会理性批判，萨特则提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人学”，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学说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学说，哈贝马斯则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社会进化理论……诸如此类言说，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的某种理解。这就启示人们，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的理解是复杂多样的。换言之，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恰恰是了解西方学者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面镜子。

第一，围绕马克思的学说与其他经典理论家的学说之间的差异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哈贝马斯把第二国际正统派的理论、列宁的学说、斯大林的学说和苏联学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都视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把马克思的学说置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范畴之外，并且给予它不同于其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礼遇”。当然，这样处理并非着眼于它们之间的差异本身，而是为了突出马克思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正统性、根基性和本原性意义。这就启示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需要紧扣马克思的学说，否则就会出现某种偏差和不正当理解。

第二，围绕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展开重建性理解。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着眼于基本理论而不是学术细节问题，着眼于基础理论建设而不是满足于口水战的快感，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比如，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理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国家理论、阶级理论、生产方式理论、社会形态理论、异化理论、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必然成为他的反思对象。值得注意的是，他结合了现代社会的新变化和现代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来反思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这就启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任何重建和反思性理解都需要紧紧抓住基本理论。

第三，围绕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展开重建性理解。哈贝马斯力主打破历史唯物主义的旧理论框架，积极地创建新体系，重新组织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因此，他的重建性理解不是纯粹地反思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而是着眼于拆分这一理论的传统框架，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理论形态。这就启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的理解需要站在现时代的高度，作出从理论到体系的具体反思和重新建构，如果没有这样的理论努力，那么通常所说的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至少在形式上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研究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有助于人们重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涵和实质

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已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在80年代，我们很多时候都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划归于现代资产阶级的学说而加以批判，直到90年代才逐渐放弃先前的意识形态成见，开始努力探索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合理阐释的部分，揭示他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所作的积极思考。这段时间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原创性及其理论价值。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正是这一理论的代表，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许多别开生面的阐释，蕴含了许多深刻的教训和经验启示。

第一，重新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论。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平稳发展状态，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在整体上极大地促进了现代西方社会的进步。这种新情况是否说明资本主义在现代历史进程中已清除了自身的缺陷和反动性？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其实，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持有较多的，乃至激烈的批评，指责它造成了现代社会的全面异化和危机，要求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甚至断言现代资本主义必然被另一种新的社会体系所取代。这就启示人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论也包含了某些积极的思想成分，它们有助于人们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本质论及其当代价值。

第二，重新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论。二战以后，西方社会在长期平稳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新危机，比如合法化危机、文化危机、金融危机、核危机、生态危机等，可是，这些危机又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危机。那么，这些新危机由什么原因导致的？它们的实质是什么？它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对此，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都作了比较具体的研究，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新特征，也为深刻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提供了有益的理论资源。

第三，重新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二战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一次大高潮，一时间，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屹立于世界。然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在二战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不顺利的，处处遭遇世界资本主义势力的封锁和阻挠，时时遭遇来自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攻击和妖魔化。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伴随着苏东剧变而跌入低谷时，人们又开始质疑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前途，质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而西方右翼学者则极力贩卖他们的社会主义运动失败论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对此，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严正地提出了反驳性理论，他们一方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申辩，提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谷只是一种暂时状态；另一方面又分析和批评苏联与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缺陷，反思其失败的根源和真相。这类思考包含了积极的成分，有助于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也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

第四，重新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工人队伍出现分化，形成蓝领、白领和金领工人阶层，导致由白领和金领工人组成的“中产阶级”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稳定器”，这个“中产阶级”在很长时间内淡化了自身的革命意志和热情，蓝领工人尚且保存某些革命热情，可是他们的人数太少而不可能组织实质性的革命运动，结果是，二战以后的社会革命主体以青年学生为主角。对于这类新变化，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了细致的研究，不仅揭示了现代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新变化直接导致现代社会运动的新变化，而且反思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当代价值。这就启示人们，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内容也为人们了解现代西方社会的变革和工人运动的新变化提供了某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第五，重新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论。现代资本主义为何能获得长期平稳发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什么因素发挥作用的结果？或者说，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什么？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这种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及其有效发挥作用，史称“补偿纲领”效能；其二，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力，史称“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事实上，哈贝马斯在这些方面的思考是复杂的。一方面他承认科学技术和国家政策在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他又承认其他因素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就启示人们，哈贝马斯的社会动力论也包含了某种意义的“合力论”，但是，他的“合力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合力论”，因为前者建立在科学技术和国家干预政策的关键作用之基础上，而后者建立在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关键作用之基础上。这种差异在某种意义上还启示了人们，社会发展动力在不同的历史状态下可能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和自我调节，出现某些因素在某个时期发挥重要作用，而在其他时期却弱化了这种作用。这又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动力论也需要与时俱进地理解，不能拘泥于理论教条，需要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与时俱进地作出理论创新。

（三）研究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有助于创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和方法

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较，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仅仅九十余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这是与其采取的“接着讲”范式和研究方法分不开的。青年卢卡奇的“回到马克思”及其总体性辩证法、霍克海默的“返回现实”及其理性批判方法、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及其批判解释学、阿尔都塞的“返回马克思经典”及其“症候式阅读”等等，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展示出来的研究范式和方法更具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和方法是批判性的，它在本质上又表现为既解构又建构，既分析又综合。第一，它整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方法、弗洛伊德主义的“病理学诊断法”、阿尔都塞的“症候式阅读”法和“问题框架”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萨特的人学辩证法、语言哲学的“话语分析法”、认知发生学的结构主义方法、新社会进化论的“文化功能解释”法、应用伦理学的实践理性分析法等方法论资源。第二，它积极地运用诸多研究方法来深入思考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原创性地提出了交往行动理论、兴趣认识论、批判解释学、晚期资本主义理论、合法化危机理论、公共领域理论、商谈伦理理论和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些理论既新鲜又系统，已经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资源。第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也在哈贝马斯的努力下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式之一，并且不断被当代西方学者所仿效，这在客观上不仅推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深入反思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而且也推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也启示人们，加强研究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既可以深入了解这一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领悟到一些有益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为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提供十分有益的方法论资源。

简言之，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包含了许多新内容、新观点、新视角和新方法，它们昭示着研究这一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是我们研究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应该持有的基本态度。

二、研究现状

那么，国内外学者对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做过哪些研究呢？人们是不是已经系统地揭示了它的理论内涵、特征和价值？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我国以来，受到我国学者的极大关注，对它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而且广泛，尤其在21世纪初，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界还形成了一股不小的“哈贝马斯热”。特别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文版于2000年12月出版发行之后，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时间又成为我国学者的热门话题，使得我国的哈贝马斯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高潮。具体地说，我国学者关于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大致表现为如下几种情形：

（一）作为总体性研究主题

所谓“总体性研究主题”是指一般意义的研究主题，他与个别意义相对的一种整体层面或全局层面的研究主题，亦即从整体层面或一般意义上研究“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个具体内容（比如危机理论、历史本质论等）抽出来加以系统且深入的研究。这种情况以学位论文居多，其他论文次之，专著极少。这类研究又分为两类情形：①直陈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意义。比如，孙淑红的《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江荣的《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突破口》、刘秀丽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非历史”非唯物主义重建》、朱有志的《重建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重建”》、郑召利的《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李曙新的《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徐震的《简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与改造》（硕士毕业论文）、马金杰的《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硕士毕业论文）等，直接地考察了哈贝马斯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及其理论实质，其重心在“重建”上。王常德的《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思想述评》、张振的《哈贝马斯“重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分析》、吴晓春的《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述评》（硕士毕业论文）、吴玉强的《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逻辑》（硕士毕业论文）等则直接地考察了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内容和实质，其重心在“内容”上。②直陈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其他理论的内在逻辑关联。比如，王晓升的《新社会进化论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吴晓春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范畴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等，专门考察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与其他理论的内在联系及其理论实质。③一些学者在紧扣主题的前提下分别探讨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合法化危机、语言学转向、晚期资本主义批判、后现代主义、现代性等理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实质。

（二）作为分支性的研究主题

所谓“分支性的研究主题”是指个别意义的研究主题（比如历史分期、历史动力、历史主体、资本主义等），与一般意义的研究主题相对，它往往将某个具体的问题主体化予以系统的深入的探讨。这种情况以专著居多，论文次之，也表现出两种情形：①学术类。有些研究性论著专门用一章或一节探讨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比如，欧力同先生的《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的第九章、郑召利先生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的第六章第二节都直接地讨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内容和实质。②教材类。比如，俞吾金和陈学明教授的《新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刘放桐教授主编的《新编现代西方哲学》、张一兵和胡大平教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等都直截了当地陈述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理论。这类研究属于高度概括性描述，其探索深度和广度都有限。

（三）作为间接性的研究主题

所谓“间接性的研究主题”是指在研究其他主题时以“引进方式”简单地讨论了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或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个具体理论（比如历史分期、科学技术异化、批判解释学等），在这里，关于哈马贝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切研究都服务于另一个主题的需要，而他自身则处于依附地位。这是一种依附性的研究，研究者不是直接地讨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而是把它间接地置于其他理论主题的讨论之中，也表现为两种情形：①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时间接地考察了这一主题对唯物史观的理论价值。比如，陈映霞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观》从唯物史观与社会进化观的关系中分析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意义，石敏敏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和社会交往理论》则从交往行为理论的考察中揭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唯物史观的意义，王晓升的《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价值——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点理解》简要地评析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的理论意义，安维复的《唯物史观的“修辞学转向”：从技术决定到社会建构》从社会建构意义上考察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修辞学转向”。②用举证方式揭示其扩展性意义。比如，俞吾金教授在《从科学技术的双重功能看历史唯物主义叙述方式的改变》一文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式的变革意义上考察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张文喜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境与“科学的”政治观》揭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理论贡献，汪行福则在《历史意识与“历史的公用”——哈贝马斯的历史哲学》一文中考察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哲学的理论价值，李曙新的《哈贝马斯的社会进化理论评析》和丁峰的《试析哈贝马斯对社会进化理论的重构》中揭示了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西方社会进化观的贡献。此外，如龚群的《哈贝马斯交往伦理思想研究》、艾四林的《合理性与现代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黄一方的《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述评》（硕士论文）和李忠尚的《第三条道路：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研究》都在各自的理论视域中作出了有限的揭示。

以上三类综述^[1]显示，国内学者对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一定的理论研究，但是它们在系统性和深刻性上都还表现得不够。究其原因，极可能是人们还没有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当做一种相对成形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还停留在个别细节问题的研究上，从而造成如下的窘状：要么重视介绍轻视分析，要么重视陈述轻视评判，要么重视批判轻视肯定，要么重视差异轻视一致。其实，自从哈贝马斯创立这一理论以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西方学者的关注、推崇和发挥，他们沿着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开启的研究方向，继续对历史唯物主义传统理论作出新的反思和重建，这就意味着哈贝马斯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做出了某种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工作。然而，我们的现有研究并没有很好地把握住这一理论意义。

从境外出版物看，人们对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情形：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研究主题，而把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次主题，兼而论之。比如，英国学者莱尔茵在其《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着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一定的理论分析、辩护与再建，同时，在讨论中回应了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作的批评。莱尔茵不同意哈贝马斯所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他主张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框架中作出某些必要的修正、调整，使之完善，而不赞成另搞一个所谓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化理论。不过，莱尔茵守护有余而创新不足，哈贝马斯可能是创新有余而守护不足。事实上，莱尔茵要求重构历史唯物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受了哈贝马斯的影响，但他又没有去系统地研究哈贝马斯的重建理论，仅仅陈述了自己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认识。另外，艾伦·伍德的《民主反对资本主义》一书分析了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关系及其在当代的激烈冲突问题，试图从政治哲学视域中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价值，其实，他的重建也不是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研究，至多是对后者理论的一种回应。

第二，把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主题，作出了系统的研究。比如，罗晓南先生的《哈伯玛斯对历史唯物论的重建》（海外中文图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3年版），可是，它倾向于陈述主题的基本内容，而在评论上力度不够，其最大的缺陷是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上审查哈贝马斯重建理论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内容，它的内容只让我们多了一份了解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二手资料”。虽然法国学者洛克莫尔在《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一书中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了迄今最为系统的研究，但是洛氏的研究侧重于系统地考察哈贝马斯的重建活动本身的历史沿革，而不是着眼于系统地探索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和意义。因此，洛氏的研究向我们展示了哈贝马斯的重建活动本身的历史逻辑特征而没有涉及其重建理论的本质内容和真精神。此外，理查德·罗德里克的《哈贝马斯论历史唯物主义》、朱利斯·桑塞特的《哈贝马斯与马克思主义》、基奥汉·阿那森的《对J.哈贝马斯的〈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一个回顾》等论著，也都直接地评论了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可是，其共同的不足在于：一是评价浅显，二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缺席。

第三，以其他理论问题为主题，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了某种附带性讨论^[2]。这在海外学者的讨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比如，佩里·安德森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卡尔-奥托·阿贝尔的《解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保尔-劳伦·阿桑与盖拉德·罗里特的《作为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S.哈贝布与F·达美尔编的《交往伦理学的争论》、R.J.伯恩施坦的《哈贝马斯的观点与黑格尔的关系》和《哈贝马斯与现代性》、汤姆·巴特冒的《法兰克福学派》、珍尼·布拉特恩的《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阿里·布兰德的《理性的力量：哈贝马斯的交往活动理论的一个介绍》、基恩·马克费里的《哈贝马斯：交往活动的伦理学》、大卫·海尔德的《批判理论的介绍：从霍克海默到哈贝马斯》、狄特莱夫·霍尔斯特的《哈贝马斯对当前的影响》、诺曼·斯多格曼的《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和科学技术的废除》、皮亚特·斯特雷德姆的《本源性的荒谬：对哈贝马斯进化的发展性逻辑理论的内在的批判》、理查德·罗蒂的《哈贝马斯和批判理论的理论基础》等，都在各自的理论主题下作了某种意义的讨论，但他们不过是在各自的理论主题下简单地提及了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可以说，从境外出版物上看，人们依然没有完成对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系统性研究。究其原因，大致可能表现为：一是他们的研究回避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忽视了把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当做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思潮来对待，三是大多数研究沿袭了西方理论的学院式分析和评价尺度。

总而言之，国内外的研究未能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视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忽视了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具有的开创性和基础性意义；加之，人们的研究视界和方法之间的差异，又导致对哈贝马斯的这一理论褒贬不一，这在客观上也限制了对这一理论作出系统化研究。本书尝试着对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出系统性研究，力图为这一理论绘制一幅全景式图像。

三、研究设计

客观地讲，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复杂的理论内容和独特的理论特征。本书着力围绕如下问题展开讨论。比如哈贝马斯为什么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是什么？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实质是什么？它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是怎样的？它的重建方法具有什么样的理论特征？交往行为在这一理论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什么是“社会组织原则”？哈贝马斯采用社会组织原则把人类社会史划分为三大历史时期是否正确？什么是合法化危机？哈贝马斯采用“病理学诊断”法探讨这一危机的实质、根源及其解决之道是否具有可行性？批判解释学与意识形态批判的关系是什么？社会非政治化的表现、实质和根源以及它与科学技术异化的关系是什么？重建路径与回到马克思、回到实践等路径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它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理论创新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