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第五节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20世纪的资本主义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而大伤元气，几乎应验了马克思的预言。可是，现代资本主义则在二战以后获得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平稳发展，不仅摆脱了先前的生存困境而且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成就，成为资本主义历史上发展得最好的时期。这种新情况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解释力构成了严峻挑战，在客观上暴露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不足。有人因此惊呼历史唯物主义已过时，马克思主义已过时。也有学者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真的过时，于是义正词严地宣称：马克思是我们同时代的人，我们这个时代仍然需要马克思，至少需要某个马克思的精神。哈贝马斯则介于上述两种情况之间，既指责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过时，又承认马克思理论蕴藏着巨大的解释潜力，是迄今最具有解释效力的社会理论，问题在于这种解释效力又被其传统理论所削弱，因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用新的理论把它组织起来，这是恢复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力的现实选择。那么哈贝马斯如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一、哈贝马斯的思想演进历程

哈贝马斯^[200]于1929年6月18日出生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其祖父是当地神学院院长，其父是当地商会会长。哈贝马斯的整个少年时光是在纳粹法西斯统治下度过的，亲眼目睹了纳粹法西斯的残暴，又亲身体察了战后整个国家从各个方面（包括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经济领域）清算纳粹余毒、根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正如英国学者威廉姆·奥斯维特说过的，二战后的德国对纳粹法西斯的彻底清算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哈贝马斯的政治观和世界观的形成，甚至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选择。需要注意的是，战后德国的重建实践对哈贝马斯的重建性思维方式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1949年，哈贝马斯从谷默斯多夫中学毕业，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随后转入苏黎士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德国文学和经济学；1953年，又转入波恩大学学习，1954年毕业，并获得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5年，结识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接受后者的邀请，留在社会研究所工作，第二年，成为阿多诺的正式助手；1969年，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1971年离开社会研究所，前往巴伐利亚慕尼黑市的斯塔恩贝格，不久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和技术世界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以及这个学会的学部委员，1981年4月辞去研究所所长职务，改到学会的社会科学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1982年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哲学和社会学系主任和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哈贝马斯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早在战后的中学时期就开始了。那时，德国共产党在一些地方开办一些书店，出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哈贝马斯利用课余时间到这些书店阅读图书，有机会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在波恩大学期间，他读到了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的意识》，第一次被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吸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罗维特（Kart L觟with）和卢卡奇是他学习和研究青年马克思著作的引路人”^[201]。他在1955年阅读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时，深感书中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极具理论魅力，还为此专程到法兰克福拜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向他们当面求教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和启蒙辩证法。这次拜见促使哈贝马斯学习和运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来反思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法兰克福老一辈代表人物针对现代社会发展阐述的辩证理论，以及他们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出发所阐明的思想，使他感到新奇。同时，马克思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的物化学说，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方法，开阔了他的视野，对他后来的理论发展曾产生了推动作用”^[202]。

哈贝马斯是一位多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他的学术思想涉及面广，主题多，影响大，被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核心人物。关键还在于，他的学术理论在继承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传统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某种继承和批评，其中，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最突出的代表性理论，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之一，为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接受，甚至成了反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分析范式。

当然，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并非一蹴而就，在总体上经历了酝酿、形成、完善和发展四个阶段。

第一，酝酿阶段（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在50年代积极研习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社会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到了60年代，他开始用社会批判理论和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来思考当时社会政治生活问题，先后写下了《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1年）、《大学生与政治》（1961年）、《理论与实践》（1963年）、《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年）、《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认识与兴趣》（1968年）、《抗议运动与高校改革》（1969年）等论著，初步探索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关系、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人的兴趣之间的关系、科技异化与社会殖民化之间的关系、以及道德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等现实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讲，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储备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开辟了面向现实生活的研究路径。

第二，形成阶段（20世纪70年代）。哈贝马斯着手思考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先后写下了《社会科学的逻辑（扩充版）》（1970年）、《哲学—政治剪影》（1971年）、《理论与实践（第四扩充版）》（1971年）、《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年）、《文化与批判（散论集）》（1973年）、《重建历史唯物主义》（1976年）、《政治、文化、宗教》》（1978年）、《黑格尔的遗产》（1979年）、《关于“时代精神状况”的提示语》^[203]（1979年）、《交往与社会进化》（1979年）等论著，具体地思考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研究方法、研究主题和价值取向，使得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语境中被凸现出来。

第三，完善阶段（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沿着既定的方向探索下去，深入地思考了历史唯物主义与交往行为的关系，系统地探索了交往理性、交往合理化、交往伦理、交往共同体、生活世界与交往、人类社会史的进化特征、社会进化的动力与道德实践领域知识的学习机制、现代性批判、批判解释学等问题，先后写下了《政治—哲学剪影（第三扩充版）》（1981年）、《政治短论集（1—4卷）》（1981年）、《交往行动理论》^[204]（1981年）、《社会科学的逻辑（第五扩充版）》（1982年）、《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1983年）、《交往行动理论的准备性研究及补充》（1983年）、《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年）、《一种弥补损失的方法》（1987年）、《后形而上学思想》（1988年）、《迟到的革命》（1989年）等论著，使得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在整体上获得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这就是：重建理论支点——交往行为，重建理论主干——批判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和对晚期资本主义的“病理学诊断”，重建理论的研究范式——批判解释学和科学技术批判，重建理论目标——构建一个新的社会进化理论。

第四，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哈贝马斯在这个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现代性、解释学、合法化危机、商谈伦理、社会合理化、哲学的现代价值等争论性问题的思考，写下了《现代性：一项未竟的事业》（1990年）、《作为未来的过去》（1990年）、《文本与语境》（1991年）、《话语伦理学解释》（1991年）、《包容他者》（1996年）、《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和民主法制国家的话语理论》（1992年）、《柏林共和国的正常性》（1995年）、《我们的共和国将向何处去？》（1999年）、《哲学：从感性印象到象征表现》（1997年）、《真理与论证》（1999年）等论著，一方面把早期的科学技术批判和语言批判推进到交往理性批判，再由此推进到现代性的现象学批判；另一方面把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当做一种分析范式运用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上。这样一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从哈贝马斯的显性研究活动中退隐了，但是它却以一种研究范式存在下来了（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哈贝马斯在后期放弃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哈贝马斯一直都没有终止这一理论活动，所不同的是后期的重建理论属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早期的重建理论属于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如此说来，他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实际上属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延伸和继续，是其重建理论的发展和深化。

以上内容是我们对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粗线条把握。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这一理论的具体内容，还需要我们结合其时代背景和理论语境作出具体的分析。这样的话，以下三个方面就成了不可忽视的内容：①现代性视域。在某种意义上讲，哈贝马斯正是从现代性视域上反思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比如，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科学技术异化、大众社会非政治化、交往合理化、政治合法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等问题），如果没有现代性视域的支援，上述问题的分析至少在当代性上会显得不足。②重建性理论语境。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在于哈贝马斯的重建性理论不只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是这种研究范式的奠基性理论，重要的是它为理解哈贝马斯的理论以及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可资利用的分析视角。③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资源。哈贝马斯把马克思主义批判方法与语言分析方法、病理学诊断法、结构主义方法和应用伦理分析方法结合起来，服务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成为广泛关注的一个理论亮点。可以说，对他的重建性理论和方法的理解都离不开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审查。

二、批判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缺陷”

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是哈贝马斯反思和批判的对象，更是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由，他认为，虽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为止关于社会进化问题和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最具有解释潜力的理论，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也存在不少理论缺陷，已经不能有效地解释现代社会问题，比如它没有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作出合理的解释。这就告诉人们，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成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想完成这一重建任务，首先需要了解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缺陷。

第一，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错误地把人类社会史理解为社会形态的演变史，进而把社会形态史归结为阶级斗争史。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马克思早就把人类社会史视为一个进化的自然有机过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史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的自然特征，这就告诉人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关于“历史的描述性图像”，而是“一种社会进化理论”^[205]，人类社会史不是社会形态史，也不是阶级斗争史，而是文化的进化史。他还强调道，只要历史唯物主义放弃解释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转而探索社会进化，就不难克服自身理论中的困境。一句话，历史唯物主义应当被重建成真正的社会进化理论，只有如此，它才会重获解释力。正如郭官义先生提示过的：“哈贝马斯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类的历史的理论，也有它的局限性；它主要适用于解释社会运动和阶级冲突。其原因，在哈贝马斯看来，无疑是这种理论自身的传统中存在着问题。”^[206]

第二，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包含了不少规范性错误。表现之一，不加反思的历史客观主义，拒斥历史主体性的作用以及对人的生存需要的忽视。他写道：“早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历史哲学的遗产有时不加反思就起作用的现象；这种历史客观主义首先渗透在第二国际的进化论中……以及在辩证唯物主义中。因此，当我们今天重新接受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的基本观点时，须特别谨慎。”^[207]表现之二，在存在和思维的关系上抽象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性，同时又在伦理视域中否定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性，这样的理论冲突破坏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统一性原则。哈贝马斯写道：“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似乎既不应该对古典的自然法的本体论要求进行革新，也不应该承诺有规律的科学的描述性的要求，而似乎应该是‘批判的’社会理论。但是只有当马克思的社会理论能够避免做出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含含糊糊进行评价的理论作出的自然主义的错误结论——时，它才能成为‘批判的’理论。马克思曾经认为……抓住并且从存在和意识上批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理论的规范内容，即现代自然法和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内容（这个内容体现在革命的资产阶级宪法中）就够了”^[208]。“人们毫无结果地反复演奏社会主义伦理学的旋律：今天，只有当人们成功地重建为规范和价值进行辩护的普遍交往的前提和方法时，才能建立起不把自己局限在元伦理学（metaethisch）陈述上的哲学的伦理学。”^[209]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既不能抽象地反思也不能离开伦理规范和价值取向地讨论问题，应当像哲学的伦理学那样思考问题。表现之三，忽视道德规范结构在社会进化中的决定作用。哈贝马斯这样解释道：“当马克思把富有进化成果的、产生出划时代的发展动力的学习过程限制在客观化思维的局部领域之中，即限制在技术的知识和组织的知识，工具的行为和战略的行为的局部领域中时，简而言之，限制在生产力的领域中时，人们就有充分理由提出这样一种认识，甚至在道德观的领域中，在实践知识、交往行动和用共识调解行为冲突的领域中，也存在着学习过程，这些学习过程反映在社会一体化的成熟形式之中，即反映在新的生产关系中，而且只有这些学习过程才可能使新的生产力得到使用”^[210]，并且“发挥着一种比许多马克思主义者迄今所认为的还要重要的作用”^[211]。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既要肯定客观因素在社会进化中的作用，也需要肯定历史进步中的主观因素，尤其是道德实践知识的增长，后者对促进现代社会合理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反作用”理论并没有揭示道德因素的真实作用，这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需要依循现代社会的新变化、新情况和新特征来重写自身的基本理论。

第三，核心概念含义模糊不明。比如，①社会劳动。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把劳动定义为人的能动性活动，可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行为，因为社会劳动根源于技术和知识，一旦失去了技术和知识，那么劳动及其发展都是不可能的，正因此，现代社会的劳动领域可以实现“完全以机器代替人的作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概念不具有普遍有效的解释力，它至少没有充分解释科技进步为什么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化的杠杆。②生产方式。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把尚未充分打磨的钥匙”，它是一个工具理性概念，也不具有普遍有效的解释力。按照生产方式理论的要求，人类社会史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个进化阶段，可是从来就没有哪个民族和国家完整地经历过这五个进化阶段。换言之，如果一定要坚持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史，那么这类解释极可能会陷入教条主义理解历史的理论困境。③社会基本矛盾。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视为社会基本矛盾，进而把它们看做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可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它们而是劳动与相互作用，因之，人类社会史的进化不是根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基本矛盾，而是根源于社会成员和群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协作形式的区分”。④危机问题。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归结为这个社会的经济危机，这样的解释是狭隘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危机，比如合法化危机、生态危机、文化危机、国际平衡危机等，它们严重地威胁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其中，合法化危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和挑战。关键在于，这些新危机既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危机，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没有思考过的新内容，这就说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今天已经没有多少解释效力。⑤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是保守的，其含义是混乱的。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虚假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可是列宁又提出意识形态是一个“中性的”概念，甚至提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意识形态”论断，这样一来，人们到底听从谁的理论主张才算是正确的选择呢。也就是说，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这种相互矛盾的认识不仅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而且损伤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关键在于，诸如此类的理论缺陷极大地妨碍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发展及其解释力。因此，唯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纠正这类理论错误，弥补理论不足，才能重新激活历史唯物主义的那种“鼓舞人心的潜力”。

三、走向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哈贝马斯声称，他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是任何意义的启迪学，而是一种富有反思精神的社会进化理论，是通过拆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而重新组织起来的新理论。那么他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包括哪些内容？

第一，确立交往行为是社会进化的起点。哈贝马斯认为，所谓交往行为是指人们在语言媒介的帮助下所进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即商谈行为，它起源于“反思的知识”。重要的是，它在人类的历史进化、产品分配、社会角色等方面的形成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换言之，离开了它，产品分配无从进行，社会角色无从谈起，尤其是社会文明和规则制度的建设都将无法进行下去，这是因为交往行为不仅能够推进批判的类的意识从意识形态的迷惑中解放出来，而且拥有一种自然发生的权力，为对人自身的自然的压抑和社会压抑以及为主体的解放等方面开拓空间。他还认为，社会进化不在于物质财富增长多少，而在于人的心志和道德意识增长了多少，即主体性是否发展了，只有作为主体的人发展起来了，这个社会才算有了真正的发展，才会拥有进化的可能性条件。

第二，确立社会组织原则作为历史分期的分析单位。所谓社会组织原则是指通过道德实践领域知识的学习来推进社会进化的一种学习机制，但是它决不是技术知识的学习机制，而是关于道德实践知识的学习机制，是关于社会制度和规则等内容的学习机制。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其道德实践领域知识的学习机制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组织原则的形成，而且规范着该社会的性质、面貌，乃至存在的合理性，甚至决定着技术进步。哈贝马斯认为，用社会组织原则来判断人类社会进化史，就可以把它划分为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等三大时期，其中，阶级社会包含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两大阶段，现代社会又分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两大阶段，而资本主义社会又分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后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是“尽管已经衰老但仍具有惊人活力的资本主义的一个新的别称，而且也是历史上一个崭新的组织原则”^[212]。这样一来，哈贝马斯就改写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期理论和历史路线图。

第三，确立道德知识的学习机制作为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哈贝马斯不同意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说，提出道德意识增长的学习机制是社会进化的根本动力。他认为，首先，生产力的进化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表现为，只有深入生产社会化过程的知识，才能有效地推进这种进化；其次，社会的学习机制是社会组织原则的核心内容，一个社会的制度化生活根源于它的学习能力和水平状况，其中，道德实践领域知识的学习能力和水平状况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它决定着该社会的控制能力、系统组织能力、技术知识运用能力。换言之，道德意识增长的学习机制决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关系的调整程度，以及上层建筑的构成机制。要言之，道德知识的学习机制是整个社会进化的“起搏器”^[213]。

第四，运用病理学诊断法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揭示合法化危机的实质。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尤其是这个社会的危机状况变得更加复杂，其中，合法化危机（又称“政治危机”）是不同于传统经济危机的新型危机，是最具有威胁和危害性的危机种类，尤其是产生这一危机的关键性因素（诸如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资产阶级国家干预政策的广泛实施等）也是历史资本主义所未曾有过的新内容。问题还在于，克服这一危机的途径，不是组织无产阶级革命，而是转向重建交往合理化。

第五，运用批判解释学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和社会非政治化问题。哈贝马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政治化状态与科学技术异化之间有着很深的困果联系。关键在于，剖析“非政治化社会”状况和科学技术异化所需要的分析工具，不是传统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也不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说的工具理性批判和文化批判，而是哈贝马斯的批判解释学。批判解释学是一种深度的批判性研究范式，着眼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非政治化和科技异化问题的根源和实质，揭示科技异化是一种显性的异化状态，而科学技术进步的异化则是一种隐形的异化状态，后者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异化状态，更是社会非政治化的真正根源。

总之，我们在这里只是概述了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而它的具体内容将在后面章节详细讨论，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哈贝马斯这一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内在矛盾，也才能展示它的学术价值和内在困境。

【注释】

[1]除了上述三类范式，研究性传记是不得不注意的文本之一。这类文本有两种情况：一是重在介绍哈贝马斯的生平和著作，它们的主体内容与本书内容相去甚远，即使涉及到相关内容也是流于“蜻蜓点水式”的交代。比如，国内出版的传记性文本主要有：艾四林的《哈贝马斯》，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佘灵灵的《哈贝马斯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境外出版的文本包括李英明的《哈伯玛斯》，海外中文图书，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普塞的《哈伯玛斯》，海外图书，廖仁义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8年；高宣扬的《哈伯玛斯论》，海外中文图书，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曾庆豹的《哈伯玛斯》，海外中文图书，台北生智文化事业公司，1998年；海尔加·格雷普的《J.哈贝马斯》，斯克耐出版社1984年等。二是研究性传记，以评述理论为着眼点，包括：[英]威廉姆·奥斯维特的《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德]得特勒夫·霍尔斯特的《哈贝马斯传》，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日]中冈成文的《哈贝马斯交往行为》，河北教育出版社；麦克斯·韦伯的《哈贝马斯：批判性的争论》，伦敦，麦克米兰出版社，1982年；斯蒂芬·怀特的《哈贝马斯近期的研究：理性、正义和现代性》，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等。

[2]以下论著在各自理论主题研讨中提出了一些富于启示意义的观点。1）WilliamOuthwaite: Habermas:ACritical Introduction,Cambridge:Polity Press,1994.2）Stephen K.White(ed.):TheCambridge companion to Habermas,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5.3）J.Berstain(ed.):Habermas and 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85.4）David M.Rasmussen:Reading Habermas,Cambridge, 1990.5）David Ingram:Habermas and the Dialectic of Reas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6）Detlef Horst:JuergenHabermas,Hamburg,1999.7）RolfWiggershaus:DieFrankfurter Schule,Muenchen,1988. 8）J.Mibank:TheologyandSocial Theory,BasilBlackwell,1991.9）Winfried Dallmayr(Hg):Materialienzu Habermas’Erkenntnis und Interesse,Frankfurt amMain,1974.10）Deborah Cook:Habermas on reason and revolution,Continental PhilosophyReview（34）,Netherlands,2001.11）Hans-georg Gadamer: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subject and person,Continental PhilosophyReview(33),Netherlands,2000.

[3][匈]阿格尼丝·赫勒形象地说过：“启蒙是双面的。问题在于它的两面很少能够被看到；启蒙把它的一张脸转向观众，另一张脸转向演员。”《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8页。

[4]转引自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6页。

[5]同上，第40页。

[6][美]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3页。

[7][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97～198页。

[8][美]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74页。

[9]同上，第178页。

[10]转引自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4页。

[11][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5页。

[12][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1页。

[13][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1页。

[14]同上，第61～62页。

[15]吴苑华：《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6][美]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90页。

[17][美]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90页。

[18]同上，第214～215页。

[19]同上，第234页。

[20]同上，第242页。

[21][美]大卫·库尔珀：《纯粹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82页。

[22]同上，第286页。

[23]同上，第299页。

[24][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25][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26][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27][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28]同上，第27页。

[29][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页。

[30]同上，第45页。

[31]同上，第74页。

[32]吴苑华：《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3][德]F.Nietzsche,TheWill toPower,NewYork,RandomHouse,Inc.,1968,p.312.

[34]Ibid,p.332～333.

[35]余虹：《艺术与归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页。

[36]同上，第14页。

[37]吴苑华：《哈贝马斯论现代性》，《新疆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38][澳]J.丹纳赫，T.斯奇拉托，J.韦伯：《理解福柯》，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3页。

[39]同上，第19页。

[40]同上，第20页。

[41]转引自高宣扬的《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

[42]同上，第106～107页。

[43]同上，第107～108页。

[44]同上，第108页。

[45][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69页。

[46]高宣扬：《后现代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5～116页。

[47]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4页。

[48][德]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18页。

[49]俞吾金等：《现代性现象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50][德]M.Heidegger,Sein und Zeit,MaxNiemeyer Verlag,1986,p 35.

[51]参见俞吾金等的《现代性现象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4～26页。

[52][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1页。

[53]同上，第52～54页。

[54][美]詹姆逊：《现代性、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页。

[55]同上，第143页。

[56]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异化劳动入手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同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话：“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适应的元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5页，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危机的直接批判。

[57][匈]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8～49页。

[58]同上，第49页。

[59][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新版序言第10页。

[60]同上，第315页。

[61]同上，第307页。

[62]同上，第319页。

[63]同上，第306页。

[6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58页。

[65]同上，第305页。

[66]同上，第307页。

[67]意指资产阶级经常使用各种意识形态修饰和掩盖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真实状况，制造各种虚假的“和谐”社会状况。参见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07页。

[68][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05页。

[69]同上，第136页。

[70]卢卡奇有时称“社会存在”为“第二自然”，而自然存在则为“第一自然”。

[71]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页。

[72]同上，第65～66页。

[7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新版序言第13页。

[74]同上，新版序言第12页。

[75]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76]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8页。

[77]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78][德]KarlKorsch，ThreeEssaysonMarxism,NewYork，1972,p.65.

[79]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上，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9页。

[80][德]KarlKorsch，ThreeEssaysonMarxism,NewYork，1972，p.76.

[81][德]KarlKorsch，KarlMarx,NewYork，1963，p.230.

[82][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83][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

[84]同上，第112～113页。

[85]同上，第115页。

[86]同上，第147页。

[87][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88][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89][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90][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91][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49页。

[92][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

[93]同上，第163页。

[94]同上，第164页。

[95]同上，第165页。

[96]同上，第163页。

[97][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66页。

[98]同上，第171页。

[99]同上，第163页。

[100]同上，第172页。

[101]同上，第174页。

[102]同上，第175页。

[103][德]科尔施：《卡尔·马克思》，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

[104]同上，第119页。

[105]同上，第119页。

[106][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09页。

[107]同上，第373页。

[108][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4～375页。

[109]同上，第300页。

[110]同上，第308页。

[111]同上，第310页。

[112]同上，第308页。

[113]同上，第324页。

[114]同上，第383页。

[115]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116][意]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96页。

[117][意]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118][意]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20页。

[119]同上，第118页。

[120]同上，第118页。

[121]同上，第119页。

[122]同上，第119～120页。

[123][意]葛兰西：《实践哲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69页。

[124]在政治上，所谓运动战是指无产阶级直接地发动大规模革命运动一举夺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政治领导权。而政治上的阵地战是指在资产阶级政权尚且稳定时无产阶级需要在各个领域中采取逐个击破的方式，由夺取局部的“文化领导权”到全局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125][法]L.Althusser，ForMarx,London,1977，pp.167～168.

[126]请参阅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58～469页。

[127]欧阳谦：《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2002年第4期，第11～17页。

[128][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84页。

[129][法]L.Althusser，ForMarx,London,1977，p.209.

[130][法]L.Althusser，LeninandMarx,London,1971，p.142.

[131]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1～392页。

[132]同上，2002年，第393页。

[133]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说过：“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3页。

[134]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

[135]同上，第398页。

[136]同上，第399页。

[137]同上，第400页。

[138][法]H.Levebvre,The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of Relationof Production,London,1976, p.104.

[139][法]M.Merleau-Ponty,HumanismandTerror,Connesticut,1980,p.101.

[140]Ibid.,p 109.

[141]Ibid.,p 109.

[142]Ibid.,p p.102～103.

[143][法]M.Merleau-Ponty,Adventuresof theDialectic,London,1974,p.33.

[144]Ibid.,p.57.

[145]Ibid.,p.32.

[146][法]J.P.Sarte,Searchfor AMethod,NewYork,1963,p.21.

[147][法]J.P.Sarte,Science and Dialectic[J]，ManandWorld,International PhilosophyCommon,1976(2)，Vol.9,No.1.

[148]刘放桐主编：《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82页。

[149]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88～389页。

[150][美]H.Marcuse,ReasonandRevolution，London,1977,p.315.

[151]Ibid.,p.314.

[152][美]H.Marcuse,On the BaseofHistoricalMaterilism,CriticalPhilosophyResearch，Boston,1972, pp.9～10.

[153][美]H.Marcuse,EroandCivilization,London,1956,p.183.

[154][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70页。

[155][美]H.Marcuse,On theBaseofHistoricalMaterilism,CriticalPhilosophyResearch,Boston,1972，pp.215～216.

[156]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05页。

[157][美]E.Fromm,Marx’sConcept ofMan,NewYork,1961,p.29.

[158][美]E.Fromm,Marx’sConcept ofMan,NewYork,1961,p.24.

[159]请参见本部分第五节。

[160][德]M.Horkheimer,traditionaland CriticalTheory[J],Critical Theory,London,1972,p.206,Z.14.

[161]Ibid.,pp.218、242.

[162]Ibid.,p.213.

[163]Ibid.,p.213.

[164][德]M.Horkheimer,Criticsof Instumental Reason,London,1974,p.29.

[165]转引自俞吾金、陈学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3～174页。

[166]同上，第174页。

[167][德]T.W.Adorno,AestheticTheory,London,1984,p.196.

[168]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79页。

[169][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编者前言第1～2页。

[170]哈贝马斯说过：“复辟似乎意味着回到在此期间已经腐朽了的最初状况上。但是，我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兴趣不是教条主义的，也不是历史—语言学的。复兴似乎意味着对一种在此期间已被人们所抛弃了的传统的更新。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复兴。我们所说的重建是把一种理论拆开，用新的形式重新加以组合，以便更好地达到这种理论所确立的目标。这是对待一种在某些方面需要修正，但其鼓舞人心的潜在力量仍旧（始终）没有枯竭的理论的一种正常态度，我认为，即使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正常的态度。”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导论第3页。这里提示我们，他的重建方法既不是“复辟”，也不是“复兴”，而是“拆开和重组”。

[171][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8页。

[172]同上，第44页。

[173]参见艾四林、车锐敏：《超越意识哲学》，《北方论丛》，1997年第3期。

[174][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7页。

[175][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176][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42～43页。

[177]同上，第43页。

[178][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页。

[179][美]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33页。

[180]同上，第131～132页。

[181][美]弗洛姆：《精神分析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37～138页。

[182]同上，第138页。

[183]同上，第138～139页。

[184]同上，第169页。

[185]同上，第140页。

[186][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页。

[187][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30页。

[188]同上，第251页。

[189][德]哈贝马斯：《认识与兴趣》，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274页。

[190][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8页。

[191]同上，译者前言第11页。

[192][美]L.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2～383页。

[193]转引自L.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心理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5～167页。

[194][德]奥·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序第4页。

[195]转引自奥·赫费的《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序第6页。

[196][德]奥·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序第7页。

[197]陈汝东：《语言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

[198]转引自奥·赫费的《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中译本序第5页。

[199][德]黑格尔：《精神哲学》，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

[200]本部分参考了奥斯维特·威廉姆的《哈贝马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201][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译序第4页。

[202][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译序第4页。

[203]这部著作包括两卷本：《民族和共和国》（第一卷）和《政治与文化》（第二卷）。

[204]这部著作包括两卷本：《行动理性和社会的合理化》（第一卷）和《功能主义理性批判》（第二卷）。洛克莫尔在《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一书中对哈贝马斯的这本著作给予了一定的评价，写道：“《交往行动理论》这本书不是一般的复杂，在这本书中，哈贝马斯将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所有议题都当做一个整体来加以讨论，并且他的讨论并不仅限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在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中，他用来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以及他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现在哈贝马斯已经得出了结论，他之前对于劳动价值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批判，都是为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维度对其进行决定性的批判，从而驳斥历史唯物主义。”[法]洛克莫尔：《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8～159页。

[205][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33页。

[206][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译序第10～11页。

[207]同上，第4页。

[208][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页。

[209]同上，第5～6页。

[210]同上，第7页。

[211]同上，第7页。

[212][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213][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