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第一节　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哈贝马斯之所以指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过时，是因为他看到现代资本主义与早期资本主义相比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它们又都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研究过的新问题。

与许多西方学者不同，哈贝马斯把现代资本主义指称为“晚期资本主义”，又称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由国家来决定和管理的资本主义”^[1]。这种资本主义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发展于50年代，繁荣于60年代，它代表着资本主义历史的最高水平和最新状态，一方面它取得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为丰富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它又出现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提出了新挑战。

一、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迄今历经原始积累、自由竞争、资本扩张和输出、组织化协同管理等发展阶段，而现代资本主义则是历史资本主义的最高发展水平，即第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15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的英国产业革命。资本主义以原始积累为特征，疯狂地剥削、压迫下层百姓，聚集了大量的血腥资本。马克思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资本主义建立在垒垒白骨之上，是“羊吃人”的资本主义。

第二阶段，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以自由竞争为特征，它为资本输出和商品销售而发动一次次血腥野蛮的海外殖民战争，开辟海外市场，残酷地盘剥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推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全球化。马克思在肯定了资本主义曾经推动过世界历史进步的同时，也批判了它的反动本性，指责它的每一个毛孔都沾满血和肮脏的东西。

第三阶段，从20世纪初到二战结束后（即40年代末）。资本主义以资本、市场垄断为特征，它为瓜分世界市场而不断进行战争。列宁批评这时的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是没落的、腐朽的、垂死的、凶残的帝国主义。

第四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二战后）到70年代，这是重建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以国家垄断和技术创新为基本特征，它对第三世界国家和民族实施资本主义文化殖民化政策，大量输出资本，搞市场一体化规范，跨国经营企业，追求高额垄断利润；同时，它还通过国家行政干预，协调和监控各种社会力量，实施各种福利制度和政策，重建民主和法制，弱化社会冲突，消解民众的革命意志，重建国家合法化基础。此外，跨国公司的形成以及商品、资本和劳动市场的组织化、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所有这些都是资本主义在现代的新变化。

从这四个阶段看，资本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每个时期都会出现许多新变化。正如阿尔贝尔所说：“不同国家中存在的真实的各种资本主义，对重大社会问题不会提供单一的答案，不会提供‘一条最美好的道路’。与此相反，资本主义像生活一样，是多种多样的。”^[2]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现代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构成了潜在的挑战，它们还成为西方学者质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最新证据。因此，我们需要具体探索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第一，在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上。马克思主义认为：“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迅猛发展，经济和社会逐步从工业化向信息化转变，垄断集团规模逐步扩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分工和协作关系的不断变化，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也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3]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60、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市场运行的普遍干预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和资本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也促使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有效分离，为推行股份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上述举措促使了现代资本主义发生显著变化。

一是国有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主要表现在：①国家对石油、钢铁等重要工业部门扩大投资，实行企业国有化，扩大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强对整个经济生活（包括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掌管力度；②国家通过财政、金融、信贷等措施来刺激和控制社会经济发展，增强宏观管理效率和经济计划性，强化国有化企业对经济的调节和保障作用；③国家直接出面组织和参与重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尤其是对那些耗资多、见效慢、风险大的科研项目，如航天试验、海洋开发等领域的工作，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来统一进行。正是在国家的强力干预下，经济国有化程度达到了资本主义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形成和发展创造了强势基础，也为二战后资本主义平稳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二战后，伴随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际交流的增加，西方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企业不断拓展国际业务，实行跨国经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国家集团为身份、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强化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的控制，虽然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战后获得了独立，但是在经济上并没有摆脱西方发达国家的控制，依然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

三是新产业增多。伴随着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新科技兴起与快速转化，许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出现了，比如电子计算机、宇航工业、生物工程、海洋开发以及第三产业等等，它们都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结构，从而引起了整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的变化。

第二，在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又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起来不断减少。”^[5]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发展，“机器和工厂生产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虽然他们的产量已有可观增加，可是就算他们的人数似乎没有戏剧性减少，他们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比例却显著下降。”^[6]这些都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一直在发生着明显改变。那么，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从社会结构上看。二战以后，伴随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表现出如下的明显变化：一方面大量人员分布在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另一方面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人数逐年减少；一方面新兴行业的工人规模不断扩张，另一方面传统行业的工人规模逐年缩小。重要的是，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工人自身的福利待遇而且改变着工人自身的队伍结构，分化出蓝领、白领、金领工人阶层，其中，蓝领工人规模呈现出由大到小的减少态势，白领工人规模呈现出由小到大的扩张态势，金领工人规模较小但相对稳定。需要注意的是，规模庞大的白领阶层和地位较高的金领阶层组成“中产阶级”，决定性地改变了西方社会结构，造就出“哑铃式”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起着“稳定器”的作用。

从阶级结构上看。二战以后，伴随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化，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也发生了以下明显的变化：1.部分中间阶层加盟，如许多小农场主和城市小业主破产，被动地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2.工人队伍中的妇女工人数量明显增加。据国际劳工局统计，2000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和日本女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46．5%、45%、43．9%、45．1%、40．9%；可是，1950年则普遍只有30%左右。3.外籍劳工和移民增加。据国际移民组织1990年统计，国际移民的人数达到了8000万；到1992年，移居国外的人数已经突破了1亿，其中，大多数是劳动移民，移民主要从欠发达国家流向世界高度工业化的地区。以美国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前，82%的移民来自欧洲；到90年代及以后，80%以上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7]，这类变化直接引发美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的巨大变化。

由于现代社会的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这个时期的社会矛盾与冲突也必然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二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迅速发展以及国家干预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效实施，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活状况，但是这并不等于说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一方面，贫富两极分化由一国扩展到多国，不仅造成世界范围内的国家之间贫富两极分化，而且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均衡发展，除了少数国家是富国，其他多数国家都处于贫穷状态，世界性的贫富差距不是被缩小了，而是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被进一步扩大了；另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借助新技术革命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创建新产业，实施现代企业制度，改变管理模式，但是并没有随之减轻对工人的剥削。所有这些不仅构成了潜在的冲突祸根而且在一些地方直接表现为社会冲突的新形式。巴西著名学者多斯桑托斯说得好，“对现代资本主义而言，吞占行为已经做得很巧妙、间接和隐蔽。知识分子、艺术家、宗教界人士和道德学家们甚至可以直接为吞占行径的代理人服务而毫不感到自己是卑鄙行为的帮凶”；而且，“巧妙的价格机制和在特殊条件下开发自然资源的机制掩盖着对人民的直接掠夺；征收赋税则隐藏在一种虚假的提供并不存在的服务之下；贩卖奴隶淹没在在劳动地点实行的对劳动力的复杂剥削制度之下；直接的政治统治则隐藏在债务、技术依附、提供基本产品和文化产品等所组成的堂而皇之的大罩衣之下”。^[8]

第三，在社会管理系统建设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系统分化为经济的、文化的、行政的系统。在经济系统中，现代资本主义是在私人经营的部门和公共经营的部门之间相区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私营经济是以市场为依靠的，私营部门依旧是通过竞争来调节；而公营部门则由少数制造商控制市场战略，其中，军工生产和宇宙飞行工业的大型企业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求，而是要么受国家的直接控制，要么按照国家交付的任务从事经营。在行政系统中，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全球性计划来调整其内政和外交政策，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运转，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化运动，试图改善资本的使用环境和条件，提高资本的回报率。比如：①组织跨国的经济集团组织，强化经济竞争力；②通过国家式的消费（国家采购），刺激和拉动经济增长；③用行政手段管理闲散的社会资金，推进公共服务事业的发展，尤其加强教育、培训、医疗卫生保障事业的发展。在合法性系统上，由于市场机制的功能失调对社会经济造成了不良冲击，导致“公平交换”和“自由竞争”的基本价值理念的丧失，随之而来的则是国家合法化危机，在这种危情下，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积极的干预政策和实施“补偿纲领”政策，支持科技研发与转化，想方设法挽救民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秩序及其政策的支持和信任，消除合法化危机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所构成的威胁。

二、现代资本主义的新问题

哈贝马斯认为，伴随现代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一方面现代西方社会呈现出繁荣景象，尤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管理能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为市场经济的平衡、有序运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进入一个新的危机期，除了刚才提到的合法化危机，还包括其他新危机，诸如金融危机、文化和动因危机、生态危机和核危机等等，其中，对于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来说，最具有威胁性的危机是政治危机，即合法化危机。

其一，经济问题。二战以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运用财政、税收、货币和利率政策来干预和调节本国经济的运行，防止经济过热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尤其有效地防止了传统的经济危机在生产领域大规模频繁爆发，即使偶尔出现，其破坏程度也大不如前，且易受控制。这不是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经济危机，而是说经济危机在今天已经很少发生在生产领域，在更多情况下发生在其他领域，诸如能源危机、金融危机、次房贷危机等，其中，金融危机是最突出的新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常运用赤字政策来干预市场、刺激消费和经济增长，其结果导致了四种危机性后果：一是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设备利用率普遍降低；二是信用过度膨胀，公私债务大量增加；三是通货膨胀严重，物价大幅度上涨；四是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反而削弱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效率。^[9]这类危机本质上是投入危机，与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后者是产出危机。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以及财政、货币、税收和利率政策来推动资本输出和跨国经营，在客观上阻止了生产危机的爆发，可实际上国家干预经济并没有消除经济危机，只是把生产危机转移到其他领域，转化为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能源危机，乃至其他形式的社会危机。

其二，政治问题。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顺应自身的经济的、阶级的和社会的结构变化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自身的政治制度和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与此同时，新的政治问题也出现了：一方面西方民主政治走向形式化，迷失了本心，陷入抽象、空洞的政治争论和说教；另一方面它又走向自我中心化，陷入各种政治冲突，导致政局不稳，政策不连贯，朝令夕改，失信于民，随之而来的就是西方政治的合法化危机，因为它们打击了民众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秩序及其政策的信任和信心。正如靳辉明和罗文东先生所说：“西方民主制度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完善和扩展并没有解决民众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和对政府信任感的降低，更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内在缺陷和由此产生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危机，因而使战后西方的民主制度表现出明显的二重性。”^[10]亨廷顿和福山曾经也说过，西方民主政治在全球范围内遭遇了普遍的不信任。哈贝马斯认为，不论国内还是国外，现代西方民主信任和政治投入都遭到合法化危机的威胁，这种危机表现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活动侵入公众的日常生活领域，干扰了公众的生活秩序，导致公众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政策的认同感降低了，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忠诚和支持度降低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合法化危机是指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对国家的政治秩序及其政策的忠诚度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他还说：“合法化危机的概念是仿照经济危机的概念而形成的。根据这一概念，相互矛盾的控制命令是通过行政人员而非市场参与者的目的理性行为而表现出来的。它们表现为不同的矛盾，直接威胁着系统整合，并从而危及社会整合。”^[11]

其三，文化危机。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说过，虽然“新教的伦理观念曾经有助于对消费（尽管不是资本）积累的限制”，但是，“当这种观念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摒弃时，剩下来的就只有享乐主义”^[12]。在现代社会，“追求放纵在一种自由主义文化中已经获得合法地位，而且被那些文化商人用来推广他们所标榜的‘时髦’生活方式”^[13]。法国学者阿尔贝尔也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里，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助长了业已浮躁的个人主义，传统文化价值观体系崩溃，“剩下的只有自我和自我利益的追求，对个人自由的迷恋和对肉体和性爱的走火入魔”，导致现代社会陷入精神空虚状态。尽管人们仍然推崇美国式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但是美国式资本主义在自我输出的同时并“没有在行李中带上能够医治这些弊病的解毒药，包括严格的法制、来自宗教的力量、公民意识和结社意识。他们说，只管大胆使用就行了。这等于硬要推销一种剧毒药品，而又不准备可以纠偏的解毒药品”^[14]。甚至连亨廷顿都对美国式文化价值观忧心忡忡，他曾说过：“西方，特别是一贯负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15]哈贝马斯认为，从根源上看，现代西方文化危机同其合法化危机紧密相连，随着政治系统入侵生活世界的程度越来越深，文化传统所受的损害也越来越大；可是，在本质上，文化危机是“动因危机”，由于政府不能激发其社会成员与政府合作而产生的危机，它表现为：文化价值的稳定性遭到破坏，意识形态的规范性机能失调，因此这种危机削弱了公众对国家的政治秩序及其政策的支持和认同感。一个政治系统的社会整合功能直接依赖于它的文化系统为政治系统、乃至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提供合法化动机的支持。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文化系统越是不能产生足以满足政治系统、教育系统以及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短缺的意义就越是应该被可以消费的价值所取代。为非普遍利益进行的社会化生产所带来的分配方式，也受到同样程度的威胁。不可随意改变的规范结构，乃是获得合法化的明确界限。它们不能再给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提供意识形态资源，反而使之遇到无法满足的过度要求。如果这种诊断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说，只有当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潜在阶级结构得到改造时，或者，当行政系统所受到的合法性压力得到消除时，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合法化危机。而要想获得这些条件，就必须把对内在自然的整合彻底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化方式，也就是说，必须把内在自然的整合与需要证明的规范脱离开来。”^[16]

其四，生态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加快发展的同时，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却在不断减少，人类生存环境的质量也在日益恶化。时至今日，生态问题竟然成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一方面，可耕地、可居住地、森林、草地、淡水和粮食以及矿物、燃料等等资源都在锐减；另一方面，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酸雨现象加重、物种濒危、生态失衡等等也都在日益加重。生态危机既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也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冲突的一个根源。

其五，核危机问题。虽然和平利用核能和核技术是符合人类利益要求的，但是核武器的出现以及美国使用原子弹轰炸长崎和广岛、核竞争、核泄漏事件，加之个别大国为了自身霸权的需要在核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和核威胁，造成核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威胁着生态和人类的生存，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恐慌，这也是现代国际社会冲突的一个根源。

其六，贫困问题。在现代社会，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取得了自身社会经济生活的极度繁荣，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却走向日益贫困和不发达。贫困问题不再是一国的内部问题，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加重的世界性两极分化已经成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现实障碍。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曾经在2000年世界性组织“77国集团”第一届峰会上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世界性贫困作了如下描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带给我们什么，资本主义存在了300年之后，此时此刻世界上有8亿人口挨饿，10亿人口是文盲，40亿人口生活贫困，2．5亿儿童要做工，1﹒3亿儿童受不到任何教育，1亿孩子流落街头，每年有110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贫困和可以预防或可以治愈的疾病；多个国家内部和多个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大；生态环境遭到无情的、几乎不可逆转的破坏；不能恢复的重要资源迅速被浪费和消耗；大气、地下水、河流、海洋受到污染；气候的变化已经带来了不可预言的、明显的后果。”然而，现在正为这一切付出最大代价的是那些“居住在我们地球上的天文数字的贫民、饥民、病人、文盲和被剥削者”^[17]。这就揭示了国际性贫困问题主要根源于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发展，表现为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因此，消除世界性贫困问题还取决于消除不平等的世界经济贸易体制，取决于构建平等互利的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新秩序和新体系。

可见，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与马克思时代的社会问题是不同的，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特征。哈贝马斯认为，诊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病症”，需要更新马克思的研究思路，尤其需要确立以政治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为切入点的研究模式。

三、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的挑战

从以上分析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既提供了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人们需要认真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实质，探索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新思路。

第一，探索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思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潮状态，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遭受着巨大的生存压力。相比之下，现代资本主义在二战以后反倒处于平稳发展状态，即便这种状态只是表面的，也比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要好说得多。这就启示我们，不仅需要深刻反思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更需要从研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上反思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及其剧变的根源，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及其规律性，用新鲜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

第二，探索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众抗议活动的实质及其价值。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民众抗议活动不断发生。所不同的是，这类民众抗议活动不再是传统意义的工人运动，原因在于：其一，运动主体是青年学生，工人——主要是蓝领工人，能够响应青年学生，并且参与到运动中去；其二，运动目标是反抗社会压抑、寻求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不再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运动；其三，运动领导是知识分子，不再是政治家；其四，运动的主阵地是大学，不再是工厂；其五，运动方式是抗议游行和静坐，不再是社会革命。这些新变化说明，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众抗议活动与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是不同的，正如西方学者和政治家们所说的那样，这类民众抗议活动是“新左派”运动。关键在于，这类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提出了新课题，人们需要深刻探索现代西方社会的民众抗议运动的实质及其规律性，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理论，为当代工人运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作出科学探索和论证。

第三，探索现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实质。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特点和实质，可它却没有考察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比如，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强力干预、国家资本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兴起、全球化运动、跨国公司全球网络化、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与迅速扩张、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资本主义经济计划性的增强、以及金融危机、生态危机、核威胁、合法性危机和消费异化、全球性贫困等等问题，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需要认真探讨的新课题，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的现实基础。只有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才能够丰富和深化资本主义危机理论。

第四，探索现代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实质。二战以来，现代科学技术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进步，发挥着“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的社会作用，然而，与此同时，科学技术也扮演了现代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工具，这是科学技术的双重性的新表现。现代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引诱大众投身于科技事业，不问国家政治事务，造成社会“非政治化”生存状态，从而达到解除大众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威胁之目的；同时，“科学技术是第一位生产力”也为维护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了一种广泛的政治合法性基础。由此可见，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伴随它本身的意识形态化而消失了，最后竟然异化成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工具。这就告诉我们，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需要深入探索科学技术的双重性的种种表现及其实质，深入批判现代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问题，揭示资本主义是科技异化的总根源，启示人们消灭资本主义是解决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最现实的途径。

事实上，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反思。重要的是，他们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时并没有放弃历史唯物主义而是通过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清除其传统理论的缺陷，重新焕发其生命力。哈贝马斯说过，历史唯物主义能够承担着“规定同时代的社会组织原则的任务”，即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进行革新时遇到了进化论的挑战”^[18]。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仍然是诊断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症状的最有潜力的理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是为了使之成为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之崭新的、充满活力的解释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