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第三节　重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

从历史上看，资本主义危机已经由经济危机占主导地位的早期社会发展阶段进化到合法化危机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发展阶段，这就告诉人们，传统的危机理论需要增补新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哈贝马斯重建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问题在于，他把自己的重建理论都塞进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样做妥当吗？

一、危机概念含义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没有把危机概念的基本含义说清楚。一方面，马克思的危机概念专指经济危机，不是指一般意义的危机概念，如果把特殊类型的经济危机等同于一般意义的社会危机来定义危机概念，在思维方法上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危机多种多样，除了经济危机还包括其他类型的危机，各种危机的性质是不同的，不可以把它们混在一起，等同视之，否则，不利于揭示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在思维方法上也容易犯千篇一律和眉毛胡子一把抓的逻辑错误。更何况，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是一种“孕育着危机的经济增长过程的模式”，而“经济增长是通过一种机制调节的，这种机制创立了一种暴力关系，又掩盖着这种暴力关系”^[51]，这种危机实际上是系统命令和社会整合之间的冲突问题，不是真正的经济系统本身的危机，它不同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后者常常以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等形式表现出来。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监控能力和整合能力都不断增强，不仅马克思所说的那种危机不可能大规范爆发，而且连马克思所说的危机特征都不可能再现。从本质上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不过是某种“病象”或“险象”而已。也就是说，所谓危机并不是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意思——严重社会冲突和利益冲突，而是社会的病象和险象，就像医学上说的病症，一个有机体出现某种机能失调和障碍。在经济领域中，它是经济险象，比如，次房贷危机、金融海啸等；在政治领域中，它是政治危机，比如，西方国家的政府信任案问题；在文化领域中，它是文化危机，比如，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多元价值观的冲突，等等。不过，诸种危机对现代社会的冲击和损伤也是不一样的。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政治危机是最突出的社会病象和险象。问题在于，这类危机险象使得马克思的危机概念失去了有效的解释力。如果人们机械地套用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来理解今天的危机，就有可能陷入理解困境。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有着较深的误解。

第一，对危机概念的经验主义理解，混淆了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本质界限，滑向了庸俗唯物主义。他从医学角度讨论危机的本义，把危机淡化为一种病象，如同人的肉体之某一部分或某一器官因受疾病侵袭而功能减退，只要采取适当的治疗，就能使其康复如初。这就是说现代资本主义危机是病象，只要诊疗准确及时，完全能够确保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恢复正常。正如J.柏尔格指出的，哈贝马斯从杜克海姆的传统意义上把资本主义危机现象说成是病态，而不是从马克思的传统意义上把这些现象说成是危机。这是因为，在哈贝马斯的视野中，危机或者导致衰亡，或者导致净化，净化是自我净化，衰亡是自我衰亡，所以他把现代资本主义看成是生了病的“社会人”，用病理学分析方法来诊断它的病症。哈贝马斯之所以如此行事，是因为他要向人们暗示以下两点内容：其一，不论现代资本主义处于何种危机状态下，它都能够自我净化、自我修复，自动恢复生存能力，因而，现代资本主义不会因为某种危机的袭击而衰亡；其二，无论何种危机，都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自身的根本问题，因而也无害于它的生存，也就是说，上面讨论的那些危机都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生存危机，资本主义会永远存在下去。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大家知道，社会危机不同于生物的病象，它有着更加复杂的机理和根源，在本质上，这类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运动的结果，不是“系统整合功能减退所致”的病象。萨米尔·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曾经提出：“如果我们把危机定义为绝大多数人的预期不能为制度逻辑所满足，那么当代社会显然处于危机中。人们需要充分就业，改善社会服务，并拥有社会流动的机会；而资本单边逻辑却导致了失业、贫困和边缘化。国家想独立并获得尊严，而全球资本的单边逻辑却带来了相反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和政府都已经丧失了合法性，正是这种合法性使之能按照大众阶层的利益要求对社会关系的调整进行干预，并在国家社会维护其国家利益。西方民主、苏维埃主义（被其反对者粗俗地称为‘共产主义’）和万隆集团的国家民粹主义等三者都处在危机中。然而，我们讲的‘资本主义危机’，指的是另外的意思。直到反对资本逻辑的大众社会力量有了一致的和可行的纲领时（如战后反法西斯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危机’这个词才有意义。”^[52]因此，“我们是否必须历经通常所说的制度危机，或普遍危机、基本危机的危机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各种社会批判思想——空想主义、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都对这个问题产生了特殊兴趣，这个问题的分野在于区分这类制度的危机和上述的体制中的危机。对马克思来说，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积累法则应能迅速地征服世界、把整个世界的社会条件提升到同一个水准，甚至由此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客观条件。马克思过高估计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作用，他把资本积累看成了单纯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忽视了资本主义价值规律对市场各个层面的整体整合（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要求。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各个市场都被整合进上述的前两个市场，唯有第三种市场（劳动力市场）除外。被篡改后的世界市场以及由此诞生的全球化价值观，反映了历史资本主义内在的中心/边缘单极发展的现实，表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无法超越这个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些本质特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如何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疑问，并且使用了和马克思之后诞生的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过渡理论所不同的言语。垄断市场的形成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恶性竞争同时出现使得列宁相信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说各国的无产阶级将发动革命来反抗帝国主义战争，虽然革命可能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薄弱环节’，但它最终必然要在全世界普及开来。革命确实在俄国爆发了，但是它没有蔓延到西方，相反却以激进而彻底的革命（中国）和缓和的民族解放运动等不同形式转移到了其他的边缘地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中心/边缘单极发展特征也因此更加突出了。斯大林提出资本主义普遍危机论：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竞争等论点，力图从理论上阐述历史会出现意外进程的观点。两次大战之间持续良久的大萧条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亚洲和东欧的确立似乎验证了斯大林的上述观点。但是，斯大林在立论中抹去了他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个纲领的本质，这个纲领的核心是建立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社会’。但是，这样的社会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下去，又不可避免地转变为资本家掌握的资本社会。由于资本主义表现出了惊人的弹性，这也是它的一大特点，资本主义得以克服它的‘普遍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和东方竞争的激励之下，同是为了适应已经获得独立的边缘地区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又开创了一个辉煌扩张的新阶段。虽然它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苏东剧变又丰富了这一成就——在二战之后的短暂扩张后，资本主义还是很快就陷入了长达1/4世纪之久的危机之中。是否标志着这次危机的、广泛金融化现象将成为新一轮的积累模式定型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阶段？这次的排斥现象扩大到了整个大陆（如整个非洲大陆）——排斥与萧条相伴而生——人们能无限期地忍受它吗？一方面是西方社会及其控制的边缘地区的冷清萧条，另一方面是东亚的飞速崛起，这两者之间的对比是否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开始弱化单极化发展方式？或是它将导致出现建立在五个新垄断中心（对技术、对金融、对全球自然资源、对大众传媒/信息和对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控制）基础上的，全新的单极化发展模式？一种新的、可能不再破坏地球生态的积累方式是否正在形成？这些就是当前制度危机提出的重大课题。资本主义的韧性能否战胜它的意识形态桎梏和体制羁绊，开辟出意料之外、能超越它固有规划的康庄大道？或是由这些桎梏和羁绊导致最后的灾难？或是出现新的革命浪潮和创新浪潮重新规范世界一体化的进程？可惜我们在目前阶段尚难确定这个进程的特征。”^[53]阿明认为，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危机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前夜，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上，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危机而陷入全面崩溃的局面，不仅在二战后恢复了资本主义秩序，开始新的发展和繁荣期，而且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革命却发生了剧变。之所以资本主义没有因为自己的危机而衰亡，是因为它以自身的“惊人的弹性”克服了“普遍危机”；而东方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却因为自身的僵化而走向衰亡。在今天世界上，资本主义单极化发展模式依然潜伏着诸多危机，那么这些潜在危机会不会引起新的革命高潮到来？会不会阻碍资本主义按原定路线发展下去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仅仅根据“危机”就得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

显然，哈贝马斯和阿明的危机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54]恩格斯还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过：“生产很快地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来到了。工厂只好关门。厂主破产，工人挨饿。到处出现了可怕的贫困现象。”^[55]列宁也描述了这种危机的最主要症状，“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56]。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探讨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危机，揭示了这种资本主义危机以生产危机为主要表现形式，其基本特征是消费不足而导致产品相对过剩，从而引发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规模危机。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还探讨了早期资本主义因原始积累的血腥政策而出现的大规模社会危机，导致许多人失去家园，背井离乡，生活在社会边缘。列宁还就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现状分析了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因资本扩张和殖民战争而导致的大规模社会危机，最突出的是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斗争，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这个阶段的严重政治危机。在斯大林时期，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加剧了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对资本主义而言，这是一场规模庞大的社会危机。也就是说，不论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还是在列宁和斯大林时代，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论讨论了包括经济危机在内的多种类型危机，比如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等，只不过强调了他们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这个社会的最重要、最危险、最深刻的社会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危机不是纯粹的经济领域的危机，而是社会危机的总根源。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可以固定在经济危机的视域中理解和评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危机理论。这也启示人们，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现代人所说的合法化危机，并不等于他们没有讨论过这一问题。大卫·施韦卡特说过：“马克思已经指出，人类在不具备解决问题的物质条件以前，是不会给自己设置问题的。……这确实是真的，我们已经从核毁灭的边缘被拉了回来。……我们已经脱离了核毁灭，但却面临着另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关心的自然环境一直在迅速地变化着。我们现在比以往更加意识到，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已经对这个星球的自然基础造成了威胁。这种忧虑已经动员了全球数百万人民，并且投入了很多基金，对我们所面临的几乎所有领域的各种危险进行了大规模的科学调查。这可能再一次证明马克思是正确的。”^[57]可见，施韦卡特先生已经说得很明白，我们还需要对哈贝马斯说什么吗！

第二，用病象论解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回避社会危机的复杂性，由此滑入庸俗的唯物主义泥潭。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危机类型，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类型，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一系列新情况，比如：财产占有形式的国有化以及工人持有小额股票、生产调节方面的计划化、管理体制上的工人参与化、分配措施的福利化等，这些情况说明现代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因此现代资本主义危机也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危机。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适用于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复杂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哈贝马斯放弃了马克思的本质性分析层面而停留在社会现象分析的层面上，把社会危机理解为这个社会的具体行为和措施失当造成的失误。我们知道，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固有矛盾层面上理解社会危机，而哈贝马斯则从社会管理层面上理解社会危机，这是二者在分析层面上的根本区别。虽然马克思没有像哈贝马斯那样把社会危机细分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但是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却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深刻危机，揭示了经济危机是其他社会危机爆发的总根源，如果不理解经济危机，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换言之，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理解钥匙。即使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具根本危害性的危机种类，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阻止或延缓了经济危机的爆发，但是这种危机并没有被根除，仍然会爆发，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并没有消失，仍然会发酵，并且导致经济危机极可能再次爆发。现代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系列措施是为了防止经济危机的大规模爆发，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因经济危机而毁于一旦，但这些做法并不能够从根本上阻止经济危机的再次爆发；更何况，现代社会危机往往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力干预下被转移到别的国家和地区，从而避免在本国本土爆发，这在客观上反而给人们造成了这样一种假象：现代西方社会没有经济危机。哈贝马斯就是这样认为的。其实，即使经济危机不在西方国家本土爆发，也根源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不论经济危机爆发在哪里，它都会冲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危机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其他危机的根源，如果不从经济危机上理解，也很难理解其他类型的危机。

第三，哈贝马斯还把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等同于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加以批判。他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有一种修正主义的观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某些举足轻重的经济学家们就是这种观点。按照这些人的看法，国家机器不再自发地遵循价值规律的逻辑，而是自觉地维护联合在一起的垄断资本家的利益。这种针对晚期资本主义而提出来的蛊惑性理论，不把国家理解成为价值增值过程的盲目组织，而当作有力量的全体资本家的组织；这个国家把资本积累作为它的政治规划的内容。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产生了大团体的个人利益同维护现存制度者的利益的接近；当现存制度受到内部的凌驾于这个制度之上的势力的威胁时，就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接近。于是，一种代表整个资本主义利益的现象出现了；而联系在一起的垄断资本家就自觉地使用国家机器维护这种利益。”^[58]显然，这又是对马克思危机理论的一种误解。众所周知，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过不少教条主义错误，他们的危机理论与马克思危机理论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把它们二者混同在一起不加区分地指责。可是，哈贝马斯恰恰是这样做了，这对马克思本人是极端不公正的。

二、危机根源论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消失了，这就直接导致马克思的危机根源论在今天“过时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不仅危机类型多，而且危机的产生根源也复杂。比如，合法化危机，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规范结构无法为国家合法性提供有力的支持，从而直接导致国家干预政策和科学技术进步作用的失效，进而造成国家政治合法化危机。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政策瓦解了“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原则，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价值规范结构危机，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成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直接导致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非政治化和技术拜物教盛行，导致科学技术异化，造成系统不断入侵生活世界，严重地损伤了公众对国家政治秩序和政策的忠诚和支持。这样看来，合法化危机其实主要是输入危机。一般说来，危机包括输入危机和输出危机。所谓输出危机是指行政系统无法完成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强有力的控制任务，无法为整顿生活领域的混乱局面，拿出合理有效的政策和措施，因而，它通常又称被为“合理性危机”；所谓输入危机是指行政系统无法获得来自民众的支持和忠诚而陷入信任危机，此类危机又被称为“合法化危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配套的干预政策和新技术强化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监控能力，保障了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这样一来，就不大可能爆发输出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合法化危机只可能来自输出系统的危机，它是伴随公众对国家政治秩序和政策的忠诚和支持的下降而出现的新兴危机。

由此可见，哈贝马斯与马克思在危机根源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一，哈贝马斯否定了社会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是危机的真正根源，而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价值规范结构、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故障；其二，他否定了经济危机与合法化危机以及其他危机之间的本质联系，进而否定社会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存在；其三，他还批评马克思的危机根源论无法解释合法化危机。其实，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危机根源理论有这样的误解是不奇怪的。

不过，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合法化危机”概念，也没有直接讨论所谓合法化危机，但是马克思的研究仍然涉及到合法化危机问题。比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林木盗窃法议案》、《莱茵省议会》、《普鲁士政府书报检查令》、《法兰西内战》、《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等著作，都在不同层面上探讨过政治危机。其实，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理论，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关于合法化危机的理论。这样看来，马克思不仅讨论过合法化危机问题，而且探讨过这种危机的根源。

当然，合法化危机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无论如何，社会基本矛盾和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依然是最深刻的根源。正如埃及左翼学者萨米尔·阿明所说：“一般来讲，历史唯物主义不容许把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同社会冲突的历史割裂开来，因为正是这个历史造就了经济基础。这个观点对我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它提出要把理论与历史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以此为出发点批判了那些所谓激进（非马克思主义的）的历史资本主义理论（如多民族化政治经济理论）。我一直强调这种同一是针对于整个世界体系的，而不是针对于各个国家的相对独立的构成。”^[59]阿明认为，任何资本主义危机都不是孤立地发生的，也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由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历史视野最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危机问题。换言之，马克思的危机根源论适用于对合法化危机的研究。即使在马克思时代，经济危机的爆发根源也是多种的，比如市场机制不健全、信息不对称、管理不完善等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是马克思始终强调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和社会基本矛盾是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随着战后秩序的崩溃而出现的政治力量几乎把自身完全定位在服务于资本运行逻辑上。……资本主义和危机并不是不可兼容的：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因为资本逻辑必然产生危机。……危机产生于资本主义剥削的利润不能找到新的充足而有利的渠道去拓展其生产能力。”^[60]他还认为，“私人利润法则不可避免的胜利带来了危机”^[61]。那么，哈贝马斯不知道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其一，他不是不知道，而是故意回避不去讨论，因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必然会触及到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等敏感问题的讨论；其二，他故意把产生危机的根源之间的关系颠倒了，避重就轻地思考现代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根源，其目的还在于故意回避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固有矛盾；其三，他故意把理论逻辑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逻辑重叠起来，在理论上复制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现象，而不是对它作出本质性的抽象，其目的在于误导大众认为把握住现象层面的内容就是把握住了本质内容，说白了，这是费尔巴哈的“存在就是本质”在当代的拷贝和模仿。

之所以如此，其自身的原因是回避批判现代资本主义本身，因而回避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基本矛盾和固有矛盾作出深刻的批判性分析。事实上，他知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占有之间的关系”，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揭示这个关系中的深层矛盾性。因为，他认为，矛盾不是危机，危机是病象，矛盾不是病象，事物本身就是矛盾体，但它本身不是一个病体，有矛盾的事物属于正常的状态，有病象的事物属于不正常的状态，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包含许多矛盾并不等于它的那些矛盾就是它的危机。他还批判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矛盾这一范畴已经完全走了样，通常被当作是‘对抗’（Amtagonismus）、‘对立’（Gegensatz）或‘冲突’（Konflikt）的同义词。然而，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原意，冲突仅仅是一种基本逻辑矛盾的表现形式的经验方面。……能够用来讨论‘社会矛盾’的逻辑应该是一种在言语行为（Sprechakt）和其他行为中所使用的命题内容的逻辑。”^[62]从这里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对矛盾和危机的关系有很深的误解。我们知道，矛盾不等于危机，但是，矛盾被激化的后果恰恰表现为危机状态，也就是说，矛盾与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紧密的，客观存在的，而且是因果联系。这样看来，哈贝马斯不从矛盾论出发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是不愿意揭示资本主义危机的真正根源。

三、危机实质论

哈贝马斯认为，尽管马克思详细描述过经济危机的实质，可是这类理论都是针对早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它们并不适用于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他还说：“如果谈起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那么，马克思所讲的话是不能不听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能够相对连续地去发展技术的生产力，所以马克思就把经济危机理解成为孕育着危机的经济增长过程的模式。资本积累是同占有剩余价值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说，经济增长是通过一种机制调节的，这种机制创立了一种暴力关系，又掩盖着这种暴力关系。”^[63]即使人们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和经济危机理论来解释今天的经济危机，也会遭遇一定的解释困难，因为今天的经济危机，比如：索罗斯现象、俄罗斯金融风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金融海啸等，不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那种危机；尤其合法化危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阶级矛盾与阶级冲突，而是公众不再忠诚和支持现行的资本主义国家政策和政治秩序。换言之，哈贝马斯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法来理解合法化危机。

这样一来，尽管哈贝马斯把合法化危机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激烈、影响最大的危机，但是他不可能揭示这种危机的实质。既然合法化危机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危机，由于政权问题是政治危机的核心，因而合法化危机在本质上也必然表现为政权之争，可是，哈贝马斯恰恰绝口不提政权问题，只谈大众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政策的认同危机。难道现代资产阶级一点都不在乎政权问题吗？不是！事实上，现代资产阶级牢牢地抓住国家政权，它们搞了许多竞选制度、政党制度和民主制度，不都是为了强化其政权基础吗！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哈贝马斯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因而，回避谈论政权问题而侈谈公众的认同度和忠诚度问题，恰恰表明他故意回避要害问题。难道把合法化危机的责任推给大众，要责怪大众不安分守己吗！

哈贝马斯还认为，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应用到已经发生变化的‘晚期资本主义’（Sp覿tkapitalismus）现实当中”^[64]，就会导致很严重的现实疑问。比如，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这么多，现代无产阶级怎么不去利用这些新危机发动社会革命，夺取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呢！事实是现代无产阶级反倒顺从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统治，顺应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秩序。

可以看出，虽然哈贝马斯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实质，但他却掩盖了这一危机的真相，这样一来，他的理论就可能会误导公众认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秩序和政治统治。他认为，只要公众愿意忠诚和支持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政策，一切危机都能解决，只要保持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一切危机最终都可以化解。因为，按照他的逻辑，现代资本主义危机不是出现在经济领域，而是出现在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当然，这不是文化和思想本身的问题，而是这个领域中的人际交往出现了问题，这样一来，一切危机都被归结为人们的交往异化问题，而交往异化又根源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如此一来，合法化危机最终被哈贝马斯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双重性所致的后果，这一判断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激化所致的结果大相径庭。

四、危机解决方案论

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案主要包括两大类：其一，激进主义方案，比如1968年革命、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等；其二，改良主义方案，比如国会辩论或听证会、劳资谈判、政派论战、学术讨论等。哈贝马斯选择了改良主义方案。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方案过于极端，不再适用于解决现代社会条件下的生态危机、核危机、文化危机以及合法化危机等新型危机。他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提出：“人们可以把晚期资本主义的结构，理解成一种反馈的构成（Reaktionsbildung）。”^[65]也就是说，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不需要改变它的社会制度和政治统治秩序，只需要繁荣资本主义文化事业，培养公众的容忍精神，调整公众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把社会一体化的一切力量，都集中在结构上最可能[爆发]冲突的地方，以便更有效地使冲突成为潜在的冲突”^[66]，只有如此，才能建设性地解决现代社会的新型危机。不难看出，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他的解决方案根本不提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即不主张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哈贝马斯不是不知道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运动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总根源，只是他坚持认为，这种矛盾的影响是间接的、非决定的，因而可以忽略不计。其实，真正的原因还在于，哈贝马斯深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得以存在的根基，对这种私有制的任何批判都会动摇公众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政策的支持和忠诚，这可是哈贝马斯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第二，他的解决方案始终强调政策调整的极端重要性。在探索资本主义危机的解决方式问题上，埃米尔·阿明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了类似于哈贝马斯的、但是看起来倾向于而实质上却不同于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际上，这里包含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政策调整论。他说：“为了避免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样大规模惨痛的金融体系崩溃现象，需要对危机进行管理，管理的办法包括为过剩的短期资本寻找新的替代性投资途径。相反，解决的办法则是对影响收入分配、消费和投资政策的游戏规则进行调整，换句话说，就是提供一套取代唯利是图的替代性社会方案。只有反体制的社会力量能够对独立于、外在于纯资本逻辑的资本加以约束时，才有解决危机的方法。国家政府对危机进行管理，采取弱化牢固的贸易联盟、解散自由价格及工资、减少公共支出（主要是补贴和社会服务）、使对外交易私有化和自由化（被开放）等解除管制的政策，促进了危机管理。这个办法对所有政府都是一样的，其正当性建立在同样模糊而极度教条主义的基础之上：自由化做法把被国家干预主义窒息了的潜在积极性释放出来，使经济增长重新回到正常轨道上；在开放的世界市场上，那些自由化最迅速和最彻底的国家将更有竞争力。但是正如马克思和凯恩斯已经清楚认识到的，这种自由化将使经济进入膨胀与停滞交替的恶性循环之中，这在世界经济范围内都无法管理，无法缓和的冲突将变得更加复杂，这些后果都与空口许诺未来的‘健康’发展截然相反。”^[67]他还警告我们：“我们不能借助遵循‘无边界自由主义’政策来躲过危机。这是乌托邦，是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中从来没有放弃过的乌托邦，它仅仅是用极端形式表达了纯粹资本主义只遵从积累法则、只受资本逻辑的严格指导这一核心的意识形态立场罢了。”^[68]阿明还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提出一种结构性方案，他说：“为了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危机，就必须在西方重组新兴的社会主义力量，让他们在欧洲大陆范围内发挥作用，取代日渐衰落的民族国家，而建立一个能管理新的社会和解的跨民族国家。”^[69]阿明在讨论经济危机的实质时也提出过：“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过剩倾向的最佳体现。在所处的这个体系中，只有建立起一套与资本的自发倾向相反的、能够保证再分配合理性的社会政治机制，才能解决经济危机问题。而这种调节机制的建立就涉及了国家干涉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结构危机如此难以克服。因为没有一个国际调解机制的存在，经济危机只能通过长期的结构再调整的摸索才能被克服。这种结构调整最终也是为了解决社会政治冲突、地方冲突以及国际冲突而进行的。”^[70]我们知道，仅在制度和政策层面做一些调整，即使是巨大的调整，也不能根本地解决问题，因为这类调整工作纯粹属于表层的、局部的、非根本的、技术性的操作举措，无法从根本上清除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及其深层根源。只有通过社会革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基本矛盾，才能彻底根除资本主义危机。列宁指出：“任何革命（与改良不同）本身就意味着危机，而且是极其深刻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任务在于向工人和农民说明，要有敢于迎接这个危机的气魄，从革命手段中去寻找战胜这个危机的力量源泉。无产阶级只有以革命热情、革命毅力和不怕惨重牺牲的革命决心来战胜最大的危机，才能打败剥削者，使人类最终摆脱战争、资本压迫和雇佣奴隶制的桎梏。”^[71]总之，当旧制度走向衰退、腐朽、反动状态时，人们还大谈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这是不符合历史逻辑要求的，这时候的历史变革最需要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摧枯拉朽的社会革命。

第三，他的解决方案把社会革命理解为单一形式的恐怖暴力活动，这是对马克思的社会革命论的严重误解。因为不是任何暴力革命都是恐怖暴力活动，革命的暴力活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是正义力量，理应得到赞颂和保护。可是，哈贝马斯则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视为恐怖暴力活动而加以指责，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大卫·施韦卡特说得好：“《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改革家’。他们不仅制订了一个改革的议程，而且将这些改革看作是进步转型的基本手段，同时他们还清楚地看到了仅有‘起码’的改革是不够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在开始时，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简要的总结：《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革命运动的原则，同事实上出现在这个世纪的多种革命运动是不同的事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倡，拥有共同全球目标的忠诚的激进主义者们的国际联合，他们代表着所有进步组织和政党的最先进的成员，他们主要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活动，但却始终保持着对国际范围斗争的关注，并且他们意识到在全球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重建替代之前，许多改革是可能的而且有希望实现的。”^[72]为什么像哈贝马斯这样的学者都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指责为恐怖暴力活动呢？大卫·施韦卡特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受苏联社会革命活动的影响所致的结果。他说：“如果我们能充分吸取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我们将会防止教条主义、简单化和宗派主义。我们也将吸取20世纪的其他非常重要的运动的积极的、还有消极的教训，女权主义、反对种族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和平主义、人权运动和任何地方反对压迫和剥削条件的斗争。也许这个新的革命运动将它自己看得不同于一个‘新共产主义’，也许它将想去避开‘革命’这个词。在这里这个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民重新找到那种历史上经常发生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我们面对一个共同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各行各业的人民大众联合努力，而且如果大众的努力能够达到目的，将会改变世界。”^[73]

事实上，哈贝马斯反对以革命方式解决危机，是反对用阶级斗争方式来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危机。因为他把阶级斗争理解为单向度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力斗争的暴力活动。这种认识显然是不正确的。如果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是恐怖暴力活动，那么西方国家发动的殖民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更是赤裸裸的恐怖暴力活动，而且，从两者相比较中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顺应了社会历史的发展潮流，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而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战争和帝国主义战争则是社会历史前进的破坏力量、阻挠力量。正如锡·维伯和比·维伯所说：“资本主义造成国际战争的根本原因这一控诉，虽属十分重要，但却另外还有一项控诉值得提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即使是像1914年到1918年的这样大的规模，还不过是一个插曲。更经常和更普遍的，因此对于社会的影响也许还要更大的是阶级斗争。这种斗争是资本主义工业组织，连同牟利的动机，在每个工业先进的国家里所逐渐造成的。我们现在看到，1834年欧文派的工联主义，1837年的宪章运动，1848年的巴黎和里昂、德勒斯登和维也纳的工人起义，1871年在战败的法国发生的巴黎公社的猛烈爆发，以及中途失败的1905年俄国革命；这些都是体力劳动者革命运动的先锋。这种运动现在已经发展到每一个国家，并且在先进工业主义的国家里，差不多包括了整个的工资劳动者阶级”^[74]。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参加斗争的运动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75]，由此可见，“现在是认识马克思的极大重要性的时候了。对于他，还有许多无知识的胡言乱语在流传着，可是他的极大的重要性，不是在于他在经济学上和政治学上掀起了一个革命，而是在于他拆穿了资本主义在道德方面的虚伪”^[76]；并且，“辉煌成功地把资本主义的旗帜突然地反过面来，使它的丑恶的一面面向着观众，并在现代文明的戏剧里，把资产阶级扮演成反派的角色”^[77]。可以说，“阶级斗争已经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斗争了”^[78]。

第四，他的解决方案鼓吹语言文化的发展和伦理道德意识的提升在解决资本主义危机上的决定作用。一方面，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导致“马克思学说的两个主要范畴——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再也不能到处搬用了”^[79]，进而导致马克思的社会革命方式在解决今天社会危机上失去效力；另一方面，他提出今天社会危机实质是思想价值观危机，不是利益冲突，只要重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调节好人际关系，广开言路，提升民众的道德知识水平和伦理操守素养，就能够重建民众对国家的忠诚和支持。不难看出，哈贝马斯还是在回避讨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故意淡化阶级冲突和革命意识，企图把一切社会问题都拖上道德和文化的审判法庭来调解。哈贝马斯过于钟情语言文化对社会变革所起的作用，忽视了社会革命的根本性作用。

要言之，哈贝马斯的改良主义方案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方案是迥然有别的。哈贝马斯从交往合理化出发，运用病理学分析法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病症”进行诊断，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秩序和政策的合法性寻找可靠的论证基础。问题在于，他以语言文化层面为主导性分析层面，这样一来，他的改良主义方案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文化决定论成分。当然，哈贝马斯的解决方案立足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问题的分析，打破成规来探索新问题，这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积极的，也是值得汲取的。

【注释】

[1]《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一书第四部分对“资本主义”概念作了具体探讨。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不管对它附加了什么，修饰了什么，它主要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者如是说道：“‘资本主义’作为一个术语如今已被广泛使用，但使用中的歧义是显而易见的。有时指的是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有时指的是一种经济制度，即资本主义经济；有时指的是一种国家类型，即资本主义国家。对于许多西方学者来说，‘资本主义’只是用来指称西方国家经济制度的一个方便的用词，而为了区别当今资本主义和传统资本主义，还用许多形容词来加以描述，如‘网络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晚期资本主义’等。……作为一个概念，‘资本主义’术语是和‘资本’术语相联系的。现代意义上的‘资本’概念出现于1630年前后。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定义，指‘用于再生产的财富积累’。而‘资本主义’术语，按照《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萨克雷，他在1854年使用这个词来描述拥有资本这种状况。而在资本主义制度意义上首先使用这个词的是杜埃，他在1884年写的题为《更美好的时光》一书使用这个词来指一种经济制度。”作者进一步探讨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概念的运用情况及其特点，认为马克思也是把资本主义当做一种经济制度的。作者这样写道：“在西方一些学者看来，马克思的追随者和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一术语的用法，使之成为他们要推翻的这个经济制度的一个蔑称。而马克思本人，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并未使用‘资本主义’这一术语。马克思只是在1877年在与别人的通信中使用过这个词。事实并非如此。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初版中固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在后来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却多次使用了‘资本主义’的提法。……而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如果不是信口雌黄，那么，随处都可查到‘资本主义’这个术语，特别是关于‘原始积累’那一章，而且，马克思在概念上既用过‘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私有制’，也用过‘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等。而马克思使用‘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的目的也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指他所要研究的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相应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不仅如此，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演变的深入研究，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规律及其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编：《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8～279页。

[2][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引言第13页。

[3]靳辉明、罗文东主编：《当代资本主义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3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718页。

[6][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帝国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7]转引自靳辉明、罗文东主编的《当代资本主义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7页。

[8][巴西]特·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322页。

[9]靳辉明、罗文东主编：《当代资本主义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17～518页。

[10]靳辉明、罗文东主编：《当代资本主义新论》，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5页。

[11][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页。

[12][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280页。

[1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196页。

[14][法]米歇尔·阿尔贝尔：《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80、186～187页。

[1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200页。

[16][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0页。

[17][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4、59页。

[18][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5～266页。

[19][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

[20][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

[21][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211页。

[22][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2页。

[23][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

[24][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9页。

[25][美]利普塞特：《政治人》，商务印书馆，1993年，第53页。

[26][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85页。

[27][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84～189页。

[2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65页。

[29][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91页。

[30][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31][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1页。

[32]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心编：《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1页。

[33][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96页。

[34]同上，第397页。

[35][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97页。

[36]同上，第398页。

[37]同上，第399页。

[38]同上，第398～399页。

[39]同上，第399～401页。

[40]同上，第401页。

[41][英]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01～402页。

[42][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页。

[43]同上，第6页。

[44]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方案是一种经济方案，不是政治方案，因而它对解决经济危机有效果，并不等于它也能够有效地解决合法化危机问题。

[45][德]哈贝马斯：《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新左派评论》，第183期，1990年9/10月，第12～13页。

[46][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9页。

[47]《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89页。

[4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9～120页。

[49]许俊达：《民主社会主义哲学源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243页。

[5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51][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7页。

[52][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84页。

[53][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17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16页。

[5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 97 2年，第2 16页。

[56]《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5～136页。

[57][美]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72～173页。

[58][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6页。

[59][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

[60][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61][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5页。

[62][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页。

[63][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97页。

[64][德]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1页。

[65][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1页。

[66][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01页。

[67][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4页。

[68]同上，第86页。

[69][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70]同上，第198页。

[71]《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9页。

[72][美]大卫·施韦卡特：《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66页。

[73]同上，第266～267页。

[74][英]锡德尼·维伯和比阿特里期·维伯：《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127～128页。

[75]同上，第128页。

[76]同上，第133页。

[77]同上，第134页。

[78]同上，第134页。

[79][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哲学译丛》，197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