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批判科技进步异化

第三节　走向批判科技进步异化

如此看来，科学技术批判在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带有新的使命，它不仅需要研究科学技术异化而且需要深入探讨科学技术进步的异化及其与现代社会非政治化的内在联系，揭示这种新兴异化的真相。

一、科学技术进步的异化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进步的异化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事实存在的，那么这种新兴异化的表现、实质和特征又是什么？这种新兴异化为什么成为社会非政治化的主要根源？

（一）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实质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进步是一种不容易受到意识形态质疑的新的意识形态。然而，异化了的科学技术进步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也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科学技术异化通常表现为科学技术被错误地使用到那些违背人类良知和生存愿望的事务上，它还表现为一部分人借助于科学技术的作用对另一部分人实施控制和操纵；科学技术进步的异化则表现得更加隐蔽深刻，它通常以科技研发与转化之名把一大批民众和知识精英控制住，引诱他们全身心地投入这项事务之中，同时又把其他社会事务、尤其国家政治事务抛在一边，漠不关心，从而造成社会的非政治状态。由此可见，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实际上就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把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简约为科技研发与转化过程，同时把民众的日常生活简约为科技研发与运用过程；重要的是，民众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变，而接受如下观念统领：技术决定一切，科技进步的合理性决定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对现代国家的忠诚和支持取决于民众对现代科技进步的忠诚和支持，等等，这些观念意在转移民众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统治的压力，意在用科技进步来构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技进步异化的批判要比对科技异化的批判更加需要批判解释学的支持。一方面，从以上分析上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殖民化状态不再是贫困生活状态而是非政治化状态，这是因为科学技术、尤其科学技术进步取代传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成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新意识形态所致的新现象。正如哈贝马斯所说：“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破坏了一切历史的比例关系。制度框架（der institutionelle Rahmen）从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中获得它的合法性机遇。”^[39]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批判以批判解释学的分析方式探索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谜底。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异化的新变化、新表现，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统治的新的合法性基础，它促使人们认识到现代资产阶级利用科学技术进步为其政治统治的不合理性和不合法性作出所谓合理合法的辩护。由此观之，科学技术批判之所以深刻就在于它揭示了科学技术进步恰恰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合历史性和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作了合法化论证。

从科学技术批判上看，科学技术进步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在科学技术批判的视野中，科学技术异化的深层表现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异化，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合法性基础的科学技术进步“它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40]。

简言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非政治化在一定意义上说明了科学技术的异化是一种显性的异化状态，而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则是一种隐性的异化状态，这种异化也是大量存在着而且影响广泛深刻，远超科技异化的影响，因而，科学技术进步的异化才是社会非政治化的真正的最深刻根源。这一内容是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所未曾注意到的，它在某种意义上确证了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批判有别于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这是因为它把批判的矛头转向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及其对现代社会的消极影响，批判其隐藏的意识形态功能。

（二）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表现

正如科学技术异化有着复杂的表现一样，科学技术进步异化也有复杂的表现。具体说来，它的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科学技术进步通过“民众的非政治化”模式和大众媒介，扮演了一种人道的、合理化的、甚至直接就是道德的、文明的角色来管理当代西方“公众社会的系统”^[41]。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现在，第一位的生产力——国家掌管着的科技进步本身——已经成了[统治的]合法性的基础。[而统治的]这种新的合法性形式，显然已经丧失了意识形态的旧形态。”^[42]

第二，科学技术进步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资本关系中扮演一种“和平”的社会角色，诱导群众对晚期资本主义政治分配模式的忠诚和支持。这是因为科技进步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地改进了剥削和压迫的阶级对抗前提，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冲突，抑制了社会危机的大规模暴发及其危害的程度。

第三，科学技术进步把意识形态的“辩护的标准”与群众生活的共同组织分开，并把意识形态的“辩护的标准非政治化”。也就是说，它“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43]，确立了以科学技术进步为核心的科学化标准，故意掩盖社会价值评价中的政治因素。

第四，科学技术进步为当代西方社会确立了以“成就[大小]”和“对个人的需求的补偿”为内容的解释模式，激发政治制度依据自己创建的科技进步成就“来证明自身存在的权利”，依赖科学技术进步在全社会公平分配“金钱和业余时间”^[44]来证明自身的政治合法化，以此把群众对科学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忠诚有效地转变成对政治制度的隐形忠诚和支持。

第五，科学技术进步确立了把非政治化的技术统治的意识作为社会集体的自我理解的客观力量，强化“人在目的理性活动范畴中以及在有适应能力的行为范畴中的自我具体化或自我对象化”^[45]，使得那种“同由日常语言交往所决定的社会化和个体化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的兴趣”能够“消失在扩大我们的技术支配力量的兴趣后面”^[46]，并获得在一种合理化交往模式中有效地“维护主体通性”和弱化政治制度的直接控制。

第六，科学技术进步已经不再“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和具有解放性后果的潜力”^[47]，而是表现为民众之间的公信力量。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在马克思那里）原本是作为解放的潜力，现在却因为科学技术成了第一位生产力而失去了这种优势；“至少从生产力的连续提高取决于科技的进步”^[48]来看，是如此。何况“科技的进步甚至具有使统治合法化”^[49]的功能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已经被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的协同关系所代替。

第七，科学技术进步往往导致“权力的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独立系统之间”的“实践和技术的差别的消失”^[50]，甚至“在掩盖实践问题的同时，不仅为既定阶级的局部统治利益作辩解，并且站在另一个阶级一边，压制局部的解放的需求，而且损害人类要求解放的利益本身”^[51]。科学技术进步没有“那种看不见的迷惑人的力量”——意识形态的力量，人们反倒能够从中获得实在利益。换言之，表面上看，科学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性’较少”^[52]，因而不易受到意识形态质疑。

总之，通过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科学技术进步不再是“合理化的愿望和幻想”，不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幻想’”，不再是“用来想象（或者设想）和论证相互作用的联系的那种‘幻想’”，“恰恰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在通过镇压有限的交往的基础上，制订了使[其]愿望得以实现……和使[其]补偿得以满足……的标准”，是“随着资本关系而制度化了的权力关系”^[53]，是一种隐形的意识形态的权力关系，它巧妙地转移了民众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统治的合法化危机的威胁。

（三）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特征

虽然我们已经知道科学技术进步是现代资产阶级的“隐形的”意识形态，而且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表现也是复杂多样的，但是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诸多表现到底蕴含着什么样的特征，这还是一项未曾讨论的内容。具体说来，这方面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活世界的科技化。哈贝马斯借用了美国文化批评家Aldors Huxley^[54]在《文学和科学》中所用的“社会的生活世界”概念。在Huxley那里，“社会的生活世界”是指人在其中生活的世界，是与“没有人世生活只有事实的宇宙”相比较而言的。Huxley说：“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借助于他们的知识，从一个无生活的抽象世界和推论的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中，获得了控制和改变世界……的巨大的和与日俱增的力量。”^[55]哈贝马斯认为，Huxley的这个概念揭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即：“如何能够把技术上可使用的知识转化为社会的生活世界的实践意识。”^[56]今天，这个问题恰恰表现为科技进步通过教育和科研转化为实践的意识和能力。在生产上，通过科学技术的持续开发与应用，推进了大工业自动化、智能化；在社会生活上，通过科学技术的持续开发和应用，推进了生活世界信息化、网络化；在文化上，通过科技进步直接的、持续的扩展，推进了教育的现代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远程教育化的发展。今天，许多实践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其次，民主的科技化。哈贝马斯问道：今天“如何把人们所掌握的技术力量，反过来使用于从事生产的和进行交谈的公民的共识？”^[57]他认为，马克思觉察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民主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矛盾关系，但马克思没有料想到这种矛盾关系在今天趋于协同。由于科技成了第一位生产力和资产阶级国家实施“补偿纲领”，原本的“矛盾关系”消失在“非政治化”之中，“在对物质的生活条件的科学控制和民主的意志形成之间”^[58]出现了相对的协同状态；或者说，民主也会“随技术所拥有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而一同出现”。科技进步不再是设计“工具模式”而是“为未加讨论而假设的目的或为在交往中得到了说明的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合适手段”^[59]，它本身不排斥民主，却服务于民主建设。

再次，政治管理的科技化。哈贝马斯告诉我们，“[现代国家的]官员、军人和政治家，在行使他们的社会职责时，按照严格的科学建议来办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才有的现象。”^[60]人们不难看到：一方面，今天的政治家使用科学知识和技术信息，加强政治事务管理。正如韦伯所说，政治的科技化首先表现为政治统治机构和官员经受一定的技术训练。另一方面，广泛地实施专家治国、科技精英治国，因为“专家的专业知识能够决定合理的行政管理办法和军事安全措施”，“也能够迫使政治实践依据科学规则采取手段”^[61]。在管理制度上，国家加强了政治家与科学家之间的交往和对话，引导双方“根据对话中所表达的和得到重新解释的需求”，实事求是地“发展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能力”，实现有序而高效地管理“大工业社会的生活实践”^[62]。

最后，公共领域的科技化。哈贝马斯提出：“科学和政治之间的转化过程，最终关系到公众舆论。”^[63]科技进步使得教育、新闻出版、大众传媒对民众自由的影响越来越大。人们离不开新科技的知识和能力来生活以及研究和掌握大众传媒上的公共信息。而且，公共领域的信息化、网络化都建立在科技的不断进步上。何况在公共领域中长期流行一种“技术统治论”，它实际上起源于“人们在科学和政治之间的普遍的、波及到广大公众的和摆脱了统治的交往的条件下”^[64]的处于“彼此交谈的公民本身的认识”^[65]中以及通过“自由交换”而获得的那些对民主生活至关重要的科学知识和技术信息。陈学明、王凤才认为，“技术统治论已经成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其作用不可小觑，……技术统治论必须使论证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脱离人的交往行为，并将它们非政治化。”^[66]

二、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的理论特征

以上分析的内容正是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所包含的基本内容，经过上述条理化陈述显得简洁清楚、丰富具体。重要的是，上述内容也从基本层面上体现出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的理论特征。

（一）理论特点

从前文内容看，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的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第一，在问题域上，从科学技术异化转向科学技术进步的异化。我们知道，国外马克思主义对科学技术异化的分析起步很早，哈贝马斯也曾加入这一队伍。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从科学技术异化的分析中觉察到科学技术进步异化。他认为，尽管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理论家也都不时地提到科学技术进步，但他们却受工具理性异化所蒙蔽而未能发现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可是，科学技术异化和社会非政治化的真正根源在一定程度上都还是科学技术进步异化；何况现代西方社会的发展态势在客观上也呈现出这样的情形：谁掌握科学技术研发和转化的主动权和支配权，谁就能占据科学技术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掌握和操纵社会、经济乃至政治生活的“命脉”。换言之，与其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倒不如说科学技术的创新是第一生产力。正因此，即使科学技术的创新需要投入巨额财力、物力和人力，但是现代西方国家仍然不遗余力地持续进行。正如美国学者伊曼妞尔·沃勒斯坦所说，美国的世界霸权表面上是依靠强大的经济力量，可实际上是依赖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否则，美国的世界霸权很难维持半个多世纪。这就启示我们，科学技术的研发与转化要比科技本身更重要；同样，科学技术进步异化要比科学技术异化的影响更深远。

第二，在考察视界上，从传统的“殖民化（异化）”转向非政治化。众所周知，国外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往往集中于对殖民化和异化生活的指责上。从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社会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状态再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帝国主义”社会，无一不是围绕殖民化和异化来思考现当代西方社会的本质存在。即便哈贝马斯也在交往行动理论中对此作过一定的理论分析。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提出了另一种殖民化社会状态——非政治化。如果说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是纯粹的科学技术异化的社会，那么哈贝马斯的非政治化则是一个源于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复杂社会状态，即：一方面它直接地呈现为科学技术异化加强现代社会的殖民化和异化生活，另一方面它又呈现出对人类文明发展的积极影响；一方面它呈现出民主化景观，另一方面则借助科学技术进步来“暗渡”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样的非政治化才是更加深刻的殖民化和异化状态，它利用科学技术进步解除民众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统治所构成的压力和威胁。

第三，在解读方法上，从工具理性批判（意识形态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批判解释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往往在工具理性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视界中解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殖民化和异化生活问题。虽然哈贝马斯也曾如此，但是他更倾向于批判解释学视界。在他看来，工具理性批判着眼于技术理性的异化，只看到科技异化而忽视了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恰恰是后者在现代西方社会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不论霍克海默、阿多诺还是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它们所进行的批判在深层逻辑上都还是工具理性批判的。这样的批判是不彻底的，甚至是偏激的。人们需要把分析的视界从工具理性异化转移到科学技术进步异化上，通过反思性理解来破解这种异化的实质。为此，人们应当放弃工具理性批判而选择批判解释学，只有如此，才能揭示现代西方社会的殖民化的实质。

第四，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从显性维度转移到隐形层面。自从马克思复活意识形态问题以来，人们往往只注意到显性的意识形态，而对“隐形的”意识形态把握不够。如果现代西方社会正像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民主化社会，那么这只能说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隐蔽得很深。其实，所谓“民主社会”不过是现代资产阶级“暗渡”其意识形态的一种“借口”，民主社会与非政治化社会本质上都是现代资产阶级用来掩盖其意识形态图谋的“代名词”。科学技术进步异化之所以出现在现代西方社会，是因为现代资产阶级利用了科学技术进步不易受到意识形态性怀疑这一品性，使之充当了它的“隐形的”意识形态。这就启示我们，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复杂多样的，我们既要看到其直接形式也应觉察到那些隐蔽的存在形式。

要言之，与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有所不同，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批判①着眼于双重性问题的分析而不像马尔库塞那样着眼于科技的消极作用，②着眼于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批判而不像马尔库塞那样只把科技异化作为批判重心，③把批判置于批判解释学视域而不像马尔库塞那样仍然在传统意识形态批判中进行批判。换言之，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超越了马尔库塞关于科技异化的分析并且走向对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批判，后一种批判确保了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具有一定的功能优势。

（二）功能性优势

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的功能优势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他的批判视野中，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问题，既源于科学技术的异化也源于科技进步的异化，但主要由后一种异化所引起。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们几乎都觉察到如下现象：现代西方社会的许多新问题，诸如法西斯主义暴政、职业病、生态危机、人的全面异化、大众文化的兴起等等，都与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式使用有着密切关联，换言之，科学技术被现代资本主义广泛地用来创造财富而不是用来为人类创造幸福生活。与他们有所不同，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提出，现代社会问题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不过，文化危机、合法化危机以及社会非政治化危机都与科学技术进步有着直接联系。以他之见，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的时代，社会上下踊跃参与科学技术研发与转化工作，如此一来，资产阶级国家政府可以利用科技进步来控制民众，将民众驱赶到科技研发与转化领域，使他们疏离国家政治生活，造成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空壳化”状态。所谓非政治化也是社会的科学技术化，它是以科学技术不断取得进步为前提的，正因此，推进科学技术进步成了现代西方社会的首要任务。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在具体层面上制造了社会异化和危机，科学技术进步则在深层逻辑上制造了社会非政治化，加剧了社会异化和危机。

其次，他既要批判科学技术的双重性，也要考察科学技术进步的双重性，但是，后一种考察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非政治化来说尤其重要。前文说过，许多学者研究过技术的消极作用，但是，与哈贝马斯相比较却显得有些不足，因为哈贝马斯还注意到科技进步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消极作用。虽然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异化的批判是激烈的，但是他的批判中心对象却是科学技术进步异化。他认为，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就不仅没有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而且更不会有现代资本主义的高速、稳定的发展，因此，任何否定科技进步的念头都是不切实际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应该赞颂科学技术进步，为什么要批判它呢？这是因为科学技术进步也有双重作用，除了上述积极作用，它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也生发了影响深远的消极作用，即产生了社会非政治化和充当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真正的合法性基础。

再次，他着眼于批判科技拜物教。现代西方社会的非政治化与科技进步异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缘起于科技拜物教。一方面科技拜物教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而存在；另一方面现代资产阶级深知其政治理念容易遭到民众的拒绝，与其直接向大众灌输资产阶级政治理念，倒不如向民众灌输“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万能论”等科技拜物教理念，借助科学技术的“非政治性”来化解民众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警惕性和敏感性，用科技拜物教理念来重塑民众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支持和忠诚心理及其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由此，哈贝马斯还认识到，仅仅批判科学技术进步异化也不够，还必须深刻批判技术决定论一类的拜物教理论，代之以交往合理化理论，从而为纠正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创造一个合理化了的社会环境。

简而言之，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批判作为一种新的研究视角，为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提供了某种意义的新的方法论资源，有助于深刻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实质，也有助于合理地推进科学技术研发与转化。当然，它在一定意义上也为历史唯物主义当代发展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资源。

（三）理论困境

除了上述基本理论特点外，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还存在四个困境。

第一，以哈贝马斯之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今天失去效力，是因为①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资产阶级国家政策的有效干预经济取代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公平交换”原则，②作为相互作用的交往行为取代了生产力、劳动等工具行为作为现代社会的发展基础，③技术拜物教取代了商品拜物教，瓦解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合法性基础。显然，这是哈贝马斯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明显误读。我们认为，虽然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表现出许多新变化，但是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变，无偿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制度、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都没有变，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没有变，既然如此，又怎么能仅仅凭据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就说政治经济学批判过时了呢！其一，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是符合社会历史进步的客观规律要求的，国家干预职能的有效发挥也体现了上层建筑的能动性反作用是有效的。不过，从根本意义上讲，即便这二者的作用都非常大，也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社会基本规律论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殊规律论过时，如果这两种理论都没有过时，那么政治经济学批判又何来过时呢！其二，不能把生产力和劳动简单地归结为工具行为或技术行为，因为生产力和劳动本身是复杂的构成，而且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着，比如人，在其中不仅重要而且是决定性要素，可是，哈贝马斯把生产力和劳动还原为单向度的工具行为和技术行为，是对马克思的误读和曲解！这也说明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今天未必过时。其三，现代西方社会的确存在技术拜物教，但它并没有取代商品拜物教，从某种意义上讲，它还是商品拜物教的派生物、新表现，是科学技术商品化、财富化、金钱化之后果；即便科学技术创造了巨大的剩余价值，也不等于它就是财富的唯一来源，更不意味着它就是最根本的财富来源，因为科学技术本身根源于工人劳动。商品拜物教是技术拜物教的基础和真正驱动力。因而，不能只看到技术拜物教，而不去追究它的社会根源，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为分析问题不能停止在半路上。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意味着人们在今天批判技术拜物教仍然需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二，单纯依赖于批判解释学，是不可能揭示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真相的。无论批判解释学是多么深刻的批判方法，它本质上还是一种认识论方法，甚至还只是一个语用学意义的批判，更何况哈贝马斯把它置于“解释世界”语境而不是“改变世界”语境之中，因而，批判解释学的核心功能不是批判而是阐释。可见，这样的方法怎么能够解决好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和非政治化问题呢！事实上，一旦离开马克思所说的实践批判，任何批判都不可能走向历史深处，更不可能彻底地解决社会问题。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那样，“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67]对生活世界殖民化的考察不可能仅仅进行单纯的理论批判，从根本上讲，必须进行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否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可能混淆问题、搞乱问题。因此，对社会非政治化的分析、对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批判，不是纯粹的理论问题，而是社会实践的发展问题，可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今天仍然是破解这些问题的最具有深刻性的分析方法。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本质上是从生存论本体论上批判现代社会殖民化；另一方面，就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和非政治化而言，它们并非属于语言行为的异化，也不属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纯粹产物，而是根源于现代资产阶级利益，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度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我们仅仅着眼于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和社会非政治化的认识论根源，那就不可能把握住它们的要害所在，必须像马克思那样，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引导下，分析它们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根源。由此可见，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青年黑格尔派的那种思辨的批判像“幽灵”一般“徘徊”又出现在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之中。

第三，对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批判不可能取代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分析是有缺陷的。一方面，他把这种异化也归结为交往理性异化，指责和批判那些扮演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因素，而不去追究资本主义制度的责任，不去追究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在避重就轻，替后两者推卸罪责；另一方面，他把克服这种异化的根本途径设计为交往合理化，寻求在对话、商谈中解决问题，而不是诉诸现代工人阶级运动。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其一，资本主义制度决定了科学技术进步必然被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利用。不论资本主义社会处于何种历史阶段，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被废除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作根本性变革，那么科学技术进步就难以避免被资本主义发展所利用，因此，无论西方政客和右翼学者想如何淡化和掩盖科学技术进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色彩，这都是妄然的、不切实际的念头。从马克思的角度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以阶级矛盾与冲突为基本态势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又怎么可能没有阶级统治与阶级压迫！既然如此，现代西方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和非政治化又怎么可能与它的阶级矛盾与冲突没有关联呢！虽然科学技术进步本身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但是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确实是资产阶级制度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哈贝马斯仅仅把科学技术进步异化当做新的意识形态加以批判，这就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还是马克思主义说得好，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没有被废除，那么不论科学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都不可能摆脱被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所异化的命运，更不可能彻底根除资本主义生活世界殖民化状态。换言之，对现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反动性和虚伪性的批判，不能单纯依靠科学技术批判，应当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的实质，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变革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用社会主义制度来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坚持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原则，才能正确地探索和运用科学技术，创造人类的真正生活。

第四，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进步异化批判着眼于现代西方社会的合理化问题而不是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与马克思对科技的双重性问题的研究是不同的。一方面，马克思肯定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强调科学技术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力量；另一方面，马克思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科技的异化，强调科学技术被资本家用于发财致富和压迫工人而不是用于推进社会发展和改进人的生活。与马克思相比较，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把科学技术视为新的意识形态而加以批判。马尔库塞还提出：作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68]；科技不是给人带来幸福而是使人陷入痛苦，不是增强人征服自然的能力而是切断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纽带”，破坏了人的生存环境，使社会陷入“一体化”、“单面化”，人犹如过着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69]，严重地压抑着人的爱欲本能而不能自由地“渲泄”。哈贝马斯认为，虽然马尔库塞对科技的意识形态批判是片面的，但它却具有某种启示意义。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科技进步本身是“不太可能受到反思攻击的”，可是，科学技术进步受到资产阶级歪曲的合理性污染之后却滋生一种“反思力量”来“阻挠人们议论社会基本问题的”^[70]，阻挠公众质疑国家政治统治的种种合法性问题，从而，科技进步有效地“把辩护的标准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功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71]，也使其自身不再表现“道德联系的颠倒和解体”，“而是作为生活联系的范畴”^[72]。哈贝马斯认为，这就需要选择“作为政治意志的启蒙”^[73]的科学技术批判来解构科技进步异化，清洗掉那些附加在科学技术进步身上的“被曲解的交往的特别不可理解性”^[74]，努力“从社会利益的联系中对这种自我理解进行社会科学的分析和确定可掌握的技术和战略”^[75]，实现对社会集团的政治意志的自我理解。实际上，哈贝马斯选择科学技术批判来分析社会非政治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异化，为的就是对“权力与统治的关系”保持一种“自我塑造与自我理解”^⑧的批判潜力。

总而言之，从马克思主义视野上看，当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是非常有效的。问题在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却被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异化，这是有悖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的，虽然科学技术进步的双重性不是根源于资本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固有本性却在客观上严重化和扩大化了这种双重性，促使科学技术进步陷入全面异化状态，这才是资本主义的罪过，因为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对科学技术进步的社会功能有着决定性影响，因而，克服科技进步的消极作用不在于停止科学研究，也不在于消灭科学技术，而在于根除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式的使用方式。这就启示我们，广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合理的推进科学技术研发与转化之需要，也是确保科学技术充分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之需要。

【注释】

[1][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4～45页。

[2]同上，第40页。

[3]同上，第38～39页。

[4]同上，第61页。

[5]同上，第97页。

[6]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二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7][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8][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9][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10]所谓“内在主义的谬误”，就是人们在解读大众传媒的象征形式时，只去关注它的形式和内容，而不理会意识形态化大众传媒在大众中间所造成的结果和影响。

[11][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12][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7页。

[13][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 0 0 5年，第2 7页。

[14][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 0 0 5年，第2 7页。

[15][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7～28页。

[16]同上，第23页。

[17]同上，第23页。

[18]同上，第23页。

[19]同上，第23页。

[20]同上，第24页。

[21][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4页。

[22][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 0 0 5年，第2 4页。

[23]同上，第22页。

[24]其实，我们发现哈贝马斯文本中出现过深层解释学和批判解释学表述。当然，他的深层解释学也不同于汤普森的深度解释学，因为汤普森在文化研究视野中把意识形态的文化解释功能理解为深度解释学，哈贝马斯在认识论视野中把意识形态的社会辩护功能理解为深层解释学，重要的是哈贝马斯的深层解释学是一种批判理论范式，也就是说，他把意识形态的社会辩护功能解读为社会批判功能，也就是说，他把深层解释学理解为批判的解释学。

[25][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26]同上，第157页。

[27][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28][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29][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

[30][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1999年，第71页。

[31]同上，第58页。

[32][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19 9 9年，第71页。

[33][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4页。

[34]同上，第222页。

[35]同上，第157页。

[36][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71页。

[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1页。

[38][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39][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40]同上，第69页。

[41][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78页。

[42]同上，第69页。

[43]同上，第70页。

[44]同上，第70页。

[45]同上，第71页。

[46]同上，第71页。

[47]同上，第68页。

[48][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72页。

[49][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 9 9 9年，第7 2页。

[50]同上，第71页。

[51]同上，第69页。

[52]同上，第69页。

[53]同上，第69页。

[54]AldorsHuxley（1894—1963），美国作家，文化批评家。他在自己的讽刺现实的文学著作中，曾以辛辣的语言，揭露了大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和堕落。（转引自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55]转引自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86页。

[56][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87页。

[57]同上，第92页。

[58]同上，第92页。

[59]同上，第93页。

[60]同上，第97页。

[61][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98页。

[62]同上，第109页。

[63]同上，第110页。

[64]同上，第111页。

[65]同上，第110页。

[66]陈学明、王凤才：《西方马克思主义前沿二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45页。

[6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页。

[68][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第106页。

[69][美]H.Marcuse,One-DimensionalMan,Boston,1964,p.9.

[70][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71]同上，第70页。

[72]同上，第70页。

[73]同上，第110页。

[74][德]哈贝马斯：《哈贝马斯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5页。

[75][德]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10页。⑧[英]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