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理论的启示

第二节　重建理论的启示

如果说哈贝马斯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一些积极意义，那么他的“可错性”思维和大胆探索的勇气都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仅仅借鉴他的“可错性”思维和大胆探索的勇气还是远远不够的。在面对历史唯物主义所遭遇的种种新危机时，虽然不可以复制哈贝马斯的重建路径，但是人们可以自主地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的新思路。这就启示人们，哈贝马斯式的“重建活动”并不是我国学者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合理路径。

就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言，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整体表现是值得肯定的。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都怀有深厚的崇敬之情，出自这些学者之手的研究成果也在不同意义上合理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容和精神实质。不过，时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却遭遇到一些不容忽视的干扰，它们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把马克思主义研究边缘化。一些人本来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可时下却放弃了这项研究，转向（甚至完全倒向）了其他非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而另一些人虽然并不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但是他们却在研究中刻意回避马克思主义“元素”的存在，甚至还把某些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求的学术研究视为“迎合政治”的学术行为而加以指责。我们必须承认，只要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不论其研究采取何种方式拒绝马克思主义，都很有可能使其学术研究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要求，也有可能把自己的理论导向相反方向上去，甚至有可能走向指责和恶搞马克思主义。由此看来，这样的“边缘化”研究是一种干扰性因素。

第二，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功利化。有人把马克思主义研究当做谋取名利的手段，当做捞取好处的“摇钱树”。这与“边缘化”研究有所不同，因为它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研究对象，而不是拒绝马克思主义在其作品中存在，可它们并不是以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和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目的的，而是满足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比如应付科研工作量和评职称、混学位文凭等方面的需要。可见，这类学者是把学术研究建立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不难看出，“功利化”研究也是一种干扰性因素。

第三，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标签化。有人把马克思主义当做“金字招牌”总是贴在自己的作品上，美其名“马克思主义研究”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这种行为属于“贴标签”，是地地道道的“标签化”研究。因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作品上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并不去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也不去讨论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问题。因而，这种研究又叫空壳化研究，也可视其为另一种形式的边缘化研究。时下这类研究常见于各类学位论文，其危害也是不可低估的，因而标签化研究也属于干扰性因素。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种种恶搞式研究。时下在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是否存在这种学术行为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所谓“恶搞式”研究，是指那些借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机，行投机钻营之实，兜售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随便，要么断章取义、纠缠细节、囿于具体结论，要么偷换概念、模糊界限，要么故意制造对抗、哗众取宠，等等。在这些研究中，趣味性多于严肃性，时尚成分多于基本理论，肢解多于整合，细节性多于整体性、主观臆断多于客观分析。可见，“恶搞式”研究往往陷入某种“过度”解释，甚至滑向“虚妄解释”，把追赶学术时尚当成了重释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目的。这种学术行为也属于干扰性因素，其危害也很大。

简言之，上述诸种干扰性因素并非彼此孤立地存在着，而是相互交错在一起，共同干扰着时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其一，这种干扰表现为“学术凸现、思想淡出”的虚假繁荣景观；其二，这种干扰表现为某些学者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研究行为，不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而是热衷于学术炒作，争做学术名星，以学术名头来赚取物质和精神的利益；其三，这种干扰表现为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也置身其中，争先恐后地树立自己的学术之星，错误地把“学术泡沫”看做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繁荣景象。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学术研究困境呢？虽然原因有许多种，但是以下几个方面却尤其需要注意：

第一，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客观上的确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又好又快地发展起来。然而，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容回避的客观问题。时下，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把马克思主义研究“边缘化”、“功利化”，甚至有人借“恶搞式”研究来获得某些名利。可以说，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是诱发这类学术不端行为的直接根源之一。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兴起了文化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学术产业化也随之以其特有的方式出现了。学术产业化本来是为了促进学术繁荣的，可在实际运作中却滋生了许多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化学术活动，比如付费代写论文、花钱购买论文、拉关系跑课题项目和争资金和奖项等等，这些几乎都纠缠着浓厚的名利之争。

第二，教育学科体系调整的负面影响。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我国各类学校的教育学科体系都作了较大的调整，这在客观上的确满足了当前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然而，时下教育学科体系的调整却滋生了不少负面影响，比如重理轻文，重经法轻文史哲，重应用学科轻基础学科等。尤其是哲学学科，在学科调整中遭遇了极大的生存危机，很多学校都取消了政教系和哲学系及其本科培养体制，哲学学科被“矮化”得非常明显，即便在一些学校得到保留，但其教育规模也很小。更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样的学科调整，让人们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学术界中出现的诸如“边缘化”研究、“标签化”研究、“功利化”研究和“恶搞式”研究等，几乎都与此相关联。换言之，这样的教育学科体系的调整格局，也是滋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不端学术行为的根源之一。

第三，来自马克思主义学术界的标新立异思维方式的影响。创新是理论得以不断发展的动力。然而，时下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却有人误把标新立异当做理论创新，误把学术时尚视为学术创新。在他们看来，所谓理论创新就是要求人们在学术研究中善于“标新立异”和“引领学术时尚”，把提出新名词、新概念、新理论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我们认为，这不是理论创新，因为真正的理论创新要求人们从努力抓好基础理论研究着手，并且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以此来推动理论与时俱进地发展。问题还在于，有学者在标新立异思维方式的引导下大胆地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许多匪夷所思的观点，比如“两个马克思”、“三个马克思”、“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马克思与列宁的对立”、“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是自然唯物主义者”等等，这些都不是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点！说白了，这类研究不是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某种“恶搞式”研究。

第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影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它着眼于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正如田心铭先生所说：“‘过时论’的基本说法是，马克思主义曾经是真理，但时过境迁，已经不再是真理了；过去曾经是有用的，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发挥过作用，但现在不再有用了。多年来，这种观点一直存在，具体的说法不断变化，比如……它是革命的理论，不是建设的理论，能够指导革命而不能指导建设；搞计划经济时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的，现在搞市场经济了，怎么能仍然用它来指导呢；如此等等。”^[8]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仍然是诱发时下学术界的边缘化、空壳化、标签化研究的根源，尤其误导了不少青年学者边缘化和“功利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需要警惕和批判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第五，教育管理官僚化的影响。我国学校教育管理行政化是一项既成的事实，它在客观上既保障了教育管理的有序化展开，也导致了学校教育管理的某些消极问题，比如教育管理官僚化现象，以及学术研究指标化和政绩化，都是长期存在而又没有得到彻底根治的弊端。问题在于，根源于教育管理官僚化的学术研究陷入了时下新一轮学术“大跃进”的困境。各教育单位在这类活动中都不甘落后，争相设立名目繁多的研究项目，以此“推动”各自部门和单位的学术“繁荣”。由此不难理解，许多教育单位热衷于搞学术上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甚至把争取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重点以上课题、在国家级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出版学术著作等指标化、政绩化，作为考核各教育部门和单位绩效的硬性依据。在这种背景下，学术腐败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严重，除了弄虚作假，还出现了其他更严重、更隐蔽的学术不端行为，比如拉关系跑项目课题、搞裙带和互帮式评奖、搞合作赞助式发表论文等，都可以视为教育管理官僚化的副产品。

以上分析表明，时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受到不良风气的严重干扰而且派生出太多的学术副产品。这就需要人们下大力气消除这些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标本兼治，切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为此，有学者提出“回到马克思”或“回到实践”的研究路径，而不是寻求重建路径的支援。那么，这两种新路径是否可行呢？

作为一种研究思路，回到马克思，算得上是一种典型的突围性研究路径。实际上，回到马克思是一种复杂的研究思路，在我国一直盛传的回到马克思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主张，大致表现出四种类型：“①回到马克思的经典文本；②回到马克思学说的语境；③回到马克思学说的主题；④以1845年—1846年马克思学说的语境和主题为‘标杆’。” ^[9]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马克思的“经典”多种多样，包括笔记、手稿、书信、正式论著；摘要、提纲、批注等。不同类型的文本和不同时期的文本都有较大差异。这在客观上为“回到马克思”的确定性添上了变数。我们应当以哪种类型和哪个时期的文本为依据呢？同时，马克思的语境和主题也是多重的。“若依单一语境和主题，势必损害马克思学说的完整性和统一性；若放弃这样做，势必面临更大的理解困难。……我国学者做出如下尝试：①在显性的语境和主题下理解马克思学说；②从边缘化语境和隐喻式主题出发。” ^[10]其实，不论选择何种语境和主题，我们会发现在实际操作上的困境。长期以来，回到马克思在启发人们把握历史唯物主义上作了一定的理论贡献，加深了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的理解，但是在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上贡献有限。

那么，如何摆脱回到马克思的研究困境呢？为此，人们又提出回到实践的研究路径上。可是，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回到实践是要回到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上，并不是回到现实生活实践，因而，回到实践在本质上也还是回到马克思，其目的也还是解决如何理解马克思思想的问题。事实上，当回到实践被学院派马克思主义概念化、理论化之后，它只是一种从概念到概念、从理论到理论的游戏活动，大量论著也都属于这一范畴，这只是基础理论研究之一种，而且这种回到实践的研究路径也不符合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根本要求。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确是一把好钥匙，然而，它却不是根本的理解层面，尤其对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来说，实践、生活而不是实践概念构成人们的活动平台。马克思说过：“不是思想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思想”。人们不能把实践概念作为“回到”的落脚点，应当明白，回到实践在本意上是一种“具体的实际的行动”，需要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理论总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

可见，上述研究路径在本质上都着眼于解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克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困境，正本清源，恢复原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本真精神。不过，它们本身不是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来发表意见。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研究路径还不是最恰当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