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唯物主义
毛泽东说过:“全世界自古以来,没有任何学问、任何东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发展的。”[11]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强调过:“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又要创造新鲜经验。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这就启示人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上,人们不能像哈贝马斯那样搞什么重建理论,不需要把自己的主观意见附加在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和科学精神上,更不需要用所谓“标新立异”来剪裁、割裂和重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全面准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才能够有效地克服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时下遭遇的种种困境,也才能够与时俱进地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这在客观上需要人们着重做好以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邓小平在1986年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提问时强调道:“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12]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还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这就告诉我们,不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还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根本上讲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才能保证正确的理论方向。一般来说,哲学路线有两种:一条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路线,坚持从物质到意识;一条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路线,坚持从意识到物质。历史唯物主义坚持从实践到意识,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的路线。哈贝马斯坚持第二条路线,即从话语行为、精神行为和文化到社会存在和实践的路线,正因为如此,他把历史的出发点理解为交往行为,把社会劳动理解为工具目的行为,把历史演变史理解为单纯的文化演变过程。可以说,要想真正地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
第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才能整体地创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已经告诉我们,整体地理解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否则就会陷入对个别理论结论的纠缠,甚至被个别理论结论的错误所迷惑,这样一来,就不能从整体性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哈贝马斯发现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某些缺陷,但他却把那些个别错误归结为总体理论的错误,进而走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包括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否定。哈贝马斯的教训启示我们:一方面要科学地区别个别结论与理论原则,当一种理论出现个别结论不合时宜,就要剔除这种不合时宜的成分,而不是选择全盘放弃这一理论,而应当在实践中补充、丰富和发展它;另一方面要科学地区别重建与创新问题,重建着眼于重组或恢复,创新着眼于继承与发展,它们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否则,无论重建还是创新,其结果都不可能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
第二,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才能灵活地创新历史唯物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从多视角上反思和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上形成了诸如实践唯物主义、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13]、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哲学[14]等特色理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出发点和整体理论灵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和理论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从对象上看,自然界(人化自然界)、社会和思维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象,从理解方式上看,历史与实践是一致的,是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研究社会历史的学说。实践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的、以实践为出发点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就是辩证地看待和理解整体世界,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实质内容。此外,还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总之,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在理论上需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第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才能正确地引导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的对话。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有了多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讲坛马克思主义”、“论坛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它们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因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讲坛马克思主义、论坛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动与对话。一般而言,讲坛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教科书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大学和其他学校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类马克思主义具有明确的理论内容和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概念明晰、内容简介、观点明确、阐述清楚、结构完整、通俗易懂等特点。其缺陷在于其呆板的结构约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性。论坛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学术界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们以各种学术形式在适当的范围内展开讨论和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其特点在于意见分歧客观存在,一致性和差异性共存、理论性和运用性兼容、原则性和灵活性兼备、基础性与前沿性兼顾,观点新颖、内容丰富、角度多样。官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以政党的政治文件和文献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作为政党的政治行为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原则性、一致性、权威性和指导性。上述三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在原则上是一致的,并不相互冲突,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元与多元的辩证统一。
二、树立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之学术风尚
哈贝马斯曾在《兴趣与认识》一书中探讨了兴趣在认识的产生和发展中的至关重要作用,甚至认为这种作用是决定性的作用。我们认为,虽然这种作用不是根本意义的决定作用,但是兴趣在认识中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的确非常大,就人们的研究活动而言,兴趣往往极可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启示人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也需要从人们的研究兴趣上下工夫,努力培养人们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风尚。只有这样,才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切实地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创新。
第一,客观地理解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也许有人会说,坚持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难以做到客观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因为任何“崇敬之情”都包含了研究者的某些“主观因素”,它会“稀释”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性研究。事实上,情况恰好相反。如果没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之情”,那么有的学者就会纠缠于经典作家的某些理论缺陷和不足,最终又滑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当代价值的怀疑、指责和否定;如果没有了这份“崇敬之情”,那么有的学者就会走向对经典作家的理论的“肢解”和“曲解”,甚至把某些“标新立异”当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如果没有了这份“崇敬之情”,那么有的学者就会倒向对经典作家的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看不到一个全面的、开放的、具体的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如果没有了这份“崇敬之情”,那么有的学者会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更谈不上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看来,坚持客观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重新培养良好的学术风尚的必然选择。
第二,与时俱进地理解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就一直伴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丰富自己和发展自己,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生命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当代价值所在。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不会过时,其原因就在于此。同样,人们理解和探索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做到与时俱进。众所周知,不论何种过时论,都是以否认“与时俱进”为出发点的,都是以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为要旨的,所谓边缘化、标签化和功利化研究都是如此。问题还在于,某些学者把时尚化研究也视为与时俱进研究。这是不对的,因为时尚化研究以“赶时髦”为主旨,追求形式上的学术时尚,满足于学术形式上的“标新立异”,甚至把炒作学术、作秀学术等增加“卖点”的学术活动视为“与时俱进”研究。真正的与时俱进研究,是以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己任,是以马克思主义时代性为学术研究的标杆,并且要在这种时代性的要求下,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积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分析现实问题,同时又要创造性地总结新鲜的实践经验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创造性地理解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坚持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反对囿于字面的直接性表达。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不论国外还是中国的学者,囿于字面的直接性表达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思想,这已经被公认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本质上并不是创造性的研究。法国学者阿尔都塞提出过“症候式阅读”,通常被人们视为“创造性阅读”方法,它是指透过字面的直接性表达读出作者预留在话语中的“沉默的内容”。阿尔都塞把字面的直接性表达称为“第一文本”,而把那个“沉默的内容”称为“第二文本”,在他看来,“第二文本”是作者的本真思想的居所[15]。我国学者俞吾金教授认为,对于阿尔都塞的“第二文本”,人们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解读”。可实际上,人们对“第二文本”的理解是复杂的,往往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理解贴近作者的原本思想,有的理解偏差太远,出现了“解释过度”[16]。那么,怎样才能防止这种“解释过度”?笔者认为,这就需要研究者选择“崇敬地研究”,本着对经典作者思想的尊重和对学术研究的敬畏,把第一文本与第二文本结合起来,一方面实事求是地研究第一文本,另一方面创造性地研究第二文本。如果不是崇敬地研究,那就有可能陷入对第一文本的教条式理解。如果不是崇敬地研究,那也有可能陷入对第二文本的“恶搞”。崇敬地研究,不是拘泥于字面意思,而是创造性地研究。因而,崇敬地研究,应当是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本质内涵。
第四,完整地理解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坚持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反对撕裂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学者中,有一种“分裂症式”研究,一些人硬生生地撕裂了作为完整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人为地制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冲突。其目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马克思的学说之中,否定其他经典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否定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发展的学说。在我国学术界,也不乏类似的研究。有人借口经典作者理论之间的差异,制造了马克思主义的内部对抗和紧张;也有学者提出,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是对马克思的学说思想的倒退,斯大林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化代表;甚至有学者提出,马克思的学说也不是统一的……。不难看出,诸如此类的研究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应有的尊重和崇敬,这不是在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可见,如果我们要完整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就需要怀有一种“崇敬之情”,有了它,就会看到马克思主义是经由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经典作者思想有机地结合和发展起来的,是不断地深化和丰富起来的科学学说。确切地说,一旦失去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和崇敬,那么任何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不可能在坚持与发展中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性研究,看到的只能是要么纠缠于个别理论结论,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实施某种激烈的批评和瓦解;要么用他们所谓新理论,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因此,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还应当是完整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科学精神。
简言之,马克思主义是教人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思考社会问题,并没有教人直接运用一般的科学原理去解决社会经济生活的问题。因而,要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人们解决社会经济生活问题的指导作用,还需要某些具体化的中介环节,这不是那些“边缘化”研究、“标签化”研究、“功利化”研究和“恶搞式”研究所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人们真正地做到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坚持客观性研究、与时俱进研究、创造性研究和完整性研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转化为具体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很显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如果没有一份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尊重和崇敬,而任由研究者去臆断或编造,那么所谓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就会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之手段,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就不可能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
三、强化马克思主义学习意识
哈贝马斯能够结合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来重新审视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重建新理论,这是值得肯定的做法。可是,他又用现实问题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时效性,进而抽掉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改写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内容,这又是错误的做法。之所以如此,就在于他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的著作,不懂得马克思的精神实质。正如莱尔茵转述赫勒的话那样,“赫勒曾经批评哈贝马斯,说他‘从来就没有对马克思的作品进行过认真的分析,他也不想弄懂卡尔·马克思的‘我思’”[17]。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应当自觉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学习意识,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和真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提高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
第一,强化学习的“问题意识”。学习要带着问题学,这样,学习效果才会更好些。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自觉地意识到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一项课题性任务,围绕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自觉地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在理论联系实际中研究新情况,思考新问题,拓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只有这样的研究才能拓展人们的研究视野,开创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局面。
第二,确立学习的“原创意识”。学习不能满足于别人说过的东西,要学出新东西,这就要确立原创意识,自觉地反思前人理论,大胆地提出新观点、新视角和新方法。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表明,原创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反对哲学批判脱离社会生活。在他看来,理论脱离生活,就会走向空谈,变得肤浅而不能把握事物本质,就会丧失生命力。列宁曾经批评某些俄国人从马克思著作中机械地、教条地寻找俄国革命的方案的做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嘲笑”。列宁在反对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教条主义时还强调道:“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18]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提供任何万古不变的结论,它要求人们伴随生活的变化而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活的思想、开放的理论,就在于它在社会实践中思考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创立新思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都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原创性理论。
第三,树立学习的“时代意识”。学习需要与时俱进,只有如此,才能了解新情况,提出新思想,也才能开拓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20]一书中说过,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需要树立“历史性”视角和“主观性”视角。历史性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时代性视角,只有将这样的历史性与主观性视角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我们的时代意识,只有用当代问题意识引导人们研究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理论创新问题,才能与时俱进地创建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形态。
第四,确立学习的“互动意识”。学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孤立地学,学习需要经常与他人讨论问题、交流心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是如此,它需要吸纳人类的优秀的文化成果,与现当代西方哲学进行对话式研究,进行跨学科研究,加强学科间的互动与对话,综合当今各学科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激发马克思主义队伍的创新活力和热情。没有学科间的互动和对话,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就会失去一份重要的创新力量。
第五,确立学习的“批判意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品质,只有批判地学习,才能提出新思想新观点。马克思本人就是批判地学习的典范。他在批判的学习中积极地破除前人的条条框框和当时的理论权威,大胆地创立“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因此,我们应当像马克思那样批判地汲取当代哲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理论成果。
第六,确立学习的“精品意识”。在当今时代背景下,一方面,文化发展迅猛,学术成果涌现;另一方面,文化精品并不多见。文化精品,是时代精神的凝炼,是时代成就的精神书写,能够启迪人、激励人、鼓舞人、培养人、武装人。因此,树立“精品意识”,“以求真务实的精神狠抓落实,努力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真正成为精品工程”[21]。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项基础工程。
四、完善研究路径
应该说,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的寻思,还涉及到研究路径问题。长期以来,人们能够从概念含义和本质内涵上对此作出相应的回答,可是对理解路径的探索不足,这在客观上不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承认,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并没有提出这一问题,但它往往以另一种方式思考了“如何学习和坚持马克思主义?”问题,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那么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事情。在具体的学习活动中,有人把这个方法当做实证科学的“举证法”,也有人把它当做“教条”到处套用,最后都使之失去了确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某些理论之所以没有提出理解路径问题,很可能把学习方法与理解路径相混同,用学习方法取代了理解路径,其实这是欠妥的。从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上看,理解路径着眼于研究和理解的角度,虽然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但是在具体研究和理解中它更多地发挥着原则性引导作用,它还需要人们设计一些可操作的理解路径,这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词中之义”。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传统的理解路径一般是在科学主义范式与人本主义范式之间选择。第二国际正统派以及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沿着科学主义范式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即便是新编的教科书似乎也延续了这种理解范式。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在青年卢卡奇时代就选择了人本主义范式,一方面抗议第二国际正统派的科学主义范式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另一方面张扬马克思学说的人文精神。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有着这样那样的理论缺陷,但是用人本主义范式有助于对科学主义范式进行“纠偏”,有助于使理解马克思主义回归马克思的“以人为本”上,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文关怀”意蕴。它们把“人”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阀门”,具有积极意义。我们今天强调“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不讲科学主义,而是把它置于人本主义的视野之中,即便那些喜欢科学主义范式的阿尔都塞、科莱蒂等学者也意识到人在马克思的学说中的主题化意义,因而他们在各自的理论中都不同程度上给予人以一定的安排。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路径是多种多样的[22]。
第一,思想史理解路径。通常,人们总是习惯地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演变规律和本质内容、发展情况,以期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理解。这恰恰是一条思想史理解路径的体验。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思想史被确定为一条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路径,一般有两个向度:一是异质史的理解向度。不论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马克思主义,都少不了要从思想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所不同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多以“异质史”向度为选择。比如,科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提出,为了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人们不可从“同质史”上把所有时期的理论都当作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只能从异质史上(即从“思想分期”范式上)区别对待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同质史的理解向度。这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史的材料中比较常见,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教科书更是如此,它们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内容的一致性、一脉相承,而对各个理论间的差异和个性品质往往作为非本质内容被弃之一旁,把非本质内容消融于所谓发展和继承一类的理解之中。总之,从思想史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生成逻辑及其本质内涵,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第二,概念理解路径。马克思主义包含了许多概念,它们是人们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入门向导”。如果一个人连基本概念都没有弄清楚,他又怎么能声称自己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呢!其实,从概念上理解某种学说,早在马克思那里就很普遍了。马克思时常抓住对方的核心概念展开理论攻势,批判对方理论的错误。同样,我们理解马克思学说也需要从概念的学习开始。“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经典概念,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善于把握这个概念,而且要善于从概念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立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历来教科书都很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缺少对马克思主义本身作出概念式界说。不管怎样,新教科书的努力已经为我们开拓了一条理解路径:从概念的视界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涵。
第三,科学精神理解路径。马克思当年曾经从时代精神上理解哲学的“真谛”,恩格斯曾从科学精神上领会马克思学说,列宁也曾从科学精神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这都启示我们:科学精神应当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条路径选择。坚持科学精神,有利于识别和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
第四,理论功能理解路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人们历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它理解为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其中的一个深层含义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和思想具备一定的理论指导功能。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是传统马克思主义,都有此类讨论和设计。青年卢卡奇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变化》一文中早就从理论功能上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这都启示我们:功能解释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真思想是不可少的。
第五,“具体的总体”理解路径。现在,人们强调要在整体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其中的要求之一就是消解学科分隔意识,确立一个“具体的总体”理解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理解模式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又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多样性。传统的理解路径往往倾向于一致性而压制了多样性,或者说,只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脉相承。事实上,人们既要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思想精神的统一性、理论内容的整体性,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性、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就需要“具体的总体”理解,它是明确了具体内容的整体性理解。我们不能只强调了整体性理解而放弃了具体性理解,我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应当是“具体的总体”理解。
【注释】
[1]请参阅本书绪论第五节相关内容。
[2][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导论第3页。
[3][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4][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5][法]洛克莫尔:《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6页。
[6][英]乔治·莱尔茵:《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16页。
[7][德]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页。
[8]田心铭:《评几种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观点》,《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9期。
[9]吴苑华:《理解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实践?》,《学术界》,2007年第2期。
[10]吴苑华:《理解马克思:回到马克思还是回到实践?》,《学术界》,2007年第2期。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9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
[13]俞吾金教授在《问题域的转换》一书中考察了有史以来我们形成的三种“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俞教授写道:“简言之,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说,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没有提出过历史唯物主义以外的其他任何哲学理论。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我们有必要对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做一个具体的分析。实际上,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存在着三个不同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第一个概念是指正统的阐释者们所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些阐释者们的语境中,辩证唯物主义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历史唯物主义则以社会历史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自然界和社会历史表现为相互分离的两个研究领域,而历史唯物主义只是把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和‘应用’到社会历史领域的结果。第二个概念是指当代阐释者们在批判正统的阐释者们的过程中提出的相反的体系方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第一个概念不同,第二个概念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居于基础和核心位置上。也就是说,马克思先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社会历史作为研究对象,再把历史唯物主义‘推广’和‘应用’到自然界,从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比较起来,第二个概念比第一个概念更接近于对马克思哲学的实质的把握,因为第二个概念已经在马克思哲学体系的结构中居于基础和核心的位置上。然而,除了这种结构上、位置上的变化外,第二个概念在内涵上与第一个概念并没有什么原则性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语境中,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依然表现为相互分离的两个研究领域。第三个概念是我们上面已经提出来的新概念,即‘马克思哲学体系=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第一、二个概念比较起来,第三个概念在内涵上最为丰富,它覆盖了成熟时期马克思的全部哲学思想。在这里,一个重大的变化发生了,即自然界和社会历史不再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已经综合成一个研究领域。当然,必须指出,这一综合不是在自然界的基础上发生的,而是在社会历史的基础上发生的。事实上,当人们沿着‘自然界→社会历史’的方向进行综合时,作为综合之基础和出发点的自然界是与人的实践活动相分离的,因而始终是抽象的、不真实的。反之,当人们沿着‘社会历史→自然界’的方向进行综合时,作为综合之基础和出发点的社会历史始终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媒介的,因而作为综合之结果的自然界就成了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界’。于是,自然界不再是与社会历史相分离的另一个研究领域,它已经被综合进社会历史这个总体性的概念中去了。”(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76~478页)可见,俞教授从三种“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比较中确立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并视它为马克思哲学的本质视域。
[14]这里的“实践哲学”是指高清海教授提出的实践哲学理解方式。他还主张从实践哲学出发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他的实践哲学与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在基本内容上具有一致性,都主张实践哲学是超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容,只是高清海教授较葛兰西更为明确地论证和建构了这种实践哲学。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也主张从“实践”出发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的哲学有时也被称为实践哲学,不过,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没有明确提出超越观,只是主张把“实践”概念当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容,以此对抗“辩证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理解和建构。
[15]参见吴苑华:《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华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6]参见吴苑华:《崇敬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华侨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17][英]乔治·莱尔茵:《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3页。
[18]《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4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1~112页。
[20]俞吾金教授在《重新理解马克思》一书中非常精确地描述了我们在理解马克思的道路上所遭遇的理解困难。他认为,理解悖论是客观地伴随着“理解马克思”而存在着的。要想掌握马克思学说的本真思想不是不可能,但需要重建马克思的理解方式和研究视角,以此激活我们的研究动力。在理解方式上,需要重建“历史性的理解方式”。这就是“把任何理解活动都看作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间的对话。理解者能否正确地理解对象,首先取决于理解者对自己的历史性,即对理解者置身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本质的认识”。我们绝不可以迷信“回到马克思”,要“自觉地从今天出发去诠释过去”。只有读懂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才能掌握马克思学说的“真谛”。在研究视角上,要重建马克思的“主观性”(不是主观主义)视角。在传统研究中,人们一致地套用“客观性”研究视角,把“客观性”当成“客观主义”,把“主观性”当做主观主义刻意地回避。我们知道,主观性不是主观主义,它是主体的自主性、动能性和创造性;客观性不是客观主义,它是客观存在性。并不是说客观性不能当做一种研究视角,而是我们过去用的太滥,甚至混同于直观性加以运用,严格地排斥主观性。所谓客观性的视角,在本质上是“先自然,后社会”的研究视角,这正是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以及传统教科书等研究视角,也是旧唯物主义的直观式研究视角。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确立的研究视角是综合性的——“革命的实践”这一视角,它要求我们从“人的社会活动”界面上理解“对象、事物、感性”,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都是实践的产物,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社会存在物,通过社会活动与自然、环境打交道的。与马克思不同的是,卢卡奇走了一条“先社会,后自然”的研究路径,这似乎对恩格斯等人的反转,因而,卢卡奇在本质上还是用了客观性的视角。其实,只有在客观性的视角下,不论恩格斯还是卢卡奇,都没有合理地揭示马克思学说的本真思想,甚至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误读。这就说明,排斥主观性的单纯客观性的视角是不合理的,因为任何客观性研究都离不开主观性,只有在二者的统合界面上才可能建立恰当的研究视角。因此,重建马克思的实践研究视角,是马克思学说的品性要求。可见,从俞教授上述有关思想看,强化我们的理论研究的原创意识在某种意义上讲意味着需要创造性地转换我们的理论研究的问题域、视野和方法。
[21]《人民日报》,2005年11月27日第1版。
[22]参阅吴苑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重庆出版社,2011年;《如何“整体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2009年第6期;《马克思主义:在沃勒斯坦的视野中》《华侨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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