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及陈独秀、李达等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了在中国最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实践活动。同时，一些较有影响的杂志也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

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式传播的标志，较为通行的看法李大钊在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初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1918年7月)、《庶民的胜利》(1918年11月)、《Bolshevism的胜利》(1918年12月)、《新纪元》(1919年元旦)四篇文章。李大钊的这组文章均以宣传、颂扬十月革命为主要内容，并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虽然这些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具体内容极少涉及，人们仍通常将它们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标志，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李大钊指明了十月革命的性质、指导思想、历史地位，强调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十月革命才取得了重大胜利。他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中明确指出，十月革命不同于法兰西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表现在，“法兰西之革命是十八世纪末期之革命，是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而兼含社会的革命之意味者也。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时代之精神不同，革命之性质自异，故迥非可同日而语者。”^[65]他在《Bolshevism的胜利》中指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所信奉的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他们的党，就是革命的社会党;他们是奉德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现在为社会主义的障碍的国家界限打破，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打破”。^[66]

第二，李大钊将十月革命同20世纪人类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对世纪历史的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他指出，十月革命，“实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勿徒以其目前一时之乱象遂遽为之抱悲观也。”^[67]他还结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德奥革命等事实，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是世界发展的声势，指出:“一九一四年以来世界大战的血、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的血、一九一八年德奥革命的血，好比作一场大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和一九一四年以前的生活、文明、世界大不相同，仿佛隔几世纪一样。”李大钊在预测“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的同时，联系到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指出:“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68]

第三，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及所处的国际环境，使得中国人主要不是从书本上，而是从十月革命这样鲜活的事实中接触到、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和强大生命力的。李大钊的这组文章是宣传、讴歌十月革命的体现，进而也是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体现，故而，将它们视为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端是恰当的。

与李大钊相比，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认识要晚一些。当李大钊高呼布尔什维主义胜利的时候，陈独秀仍信奉法兰西式的政治文明，对十月革命基本上持观望的态度，没有发表评论。但从1919年2月起，他对十月革命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为被反动政府攻击的“过激派”进行辩护。他在当月发表的《公理何在?》短评中指出:“过激派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69]之后，陈独秀又对十月革命给予高度称赞，1919年4月，他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中提出:“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70]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推动下，一些进步刊物也开始发表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1919年4月，《晨报》副刊发表了陈博贤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文章描述了马克思著述《资本论》之苦心，并概述了马克思主要革命活动和经历。认为《资本论》是不朽的、空前绝后的名著，而《共产党宣言》则是“历史上学问上最有价值”之著作。他讴歌了马克思的奋斗精神，赞扬了马克思学说的功用价值。^[71]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发表了署名为“舍”摘译的《共产党宣言》，译者指出，《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文章在摘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具体纲领后，认为:“若是照以上的那些条款，都做到了。这一切的阶级制度，便自然消灭。”^[72]

通过对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状况的考察可以看出: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是极少数，能较系统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更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人包括进步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还是很不熟悉的。当时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还限于《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等几个社会联系较广、编辑力量较强的刊物，还算不上广泛。同时，它们表现出的政治倾向也是很不同的，宣传目的也不同，并非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总体来讲，这一时期只能说是共产主义的幽灵开始在中国大地出现，并未声势浩大、广泛传播，但已引起了各阶级、阶层的关注。也使得各派反动势力感到不安，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阵地的扩大对其统治是不利，于是动员反动力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攻击，北洋政府发布公文，查禁“过激主义”。总之，十月革命以后到五四运动的爆发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范围和规模虽然还不大，但马克思主义思潮开始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