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深入广泛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中国现代史上和革命上是一件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大事件，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此后，在中国共产党有组织地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较之以前更为系统和深入，对马克思主义各组成部分的传播系统深入，纠正了一些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不够确当之处。同时，根据中国革命实际进程的需要，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了理论批判，通过批判国家主义、批判戴季陶主义、评判科玄论战中两派观点，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向人民群众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从中共成立至1926年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深入广泛的传播。

1.进一步系统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经过五四运动至中共成立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步广泛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原著相继在中国问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译著也相继出版，中国思想界的变化需要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于是，系统而正确地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成为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迫切任务。李大钊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他把唯物史观与史学研究紧密结合，成为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中国史学的开拓者。20年代中期前，他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唯物史观等课程，有关的讲义和文章汇集成册者有《唯物史观讲义》、《史学思想史讲义》、《史学要论》等，成绩十分显著。

在这一时期，陈独秀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较为突出的贡献，由于在国内进步青年中所享有的崇高声望，他的思想转向对国内思想界影响十分重大。陈独秀在1922年7月《新青年》杂志第9卷第6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一文，这是继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又一篇系统传播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章，并且较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在认识上更前进了一步。文章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进行阐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念表述上更加准确，如在阐述政治经济学时用“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概念取代了李大钊所用的“余工”、“余值”的概念;在阐述唯物史观时，用“社会制度”代替“社会组织”，用“阶级争斗”代替“阶级竞争”。虽然此时的用语与以后所用的“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等术语尚有一定的差距，但较之以前已有很大进步。

关于剩余价值。陈独秀指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特点是在说明剩余价值如何成立及实现。他介绍到，剩余价值“是货物的价值与制造这货物所费的价值(兼生的劳动之价值及死的劳动之价值而言)之差额;……说详细一点，当分为剩余价值之成立及剩余价值之实现和分配二部分”。^[88]他介绍说，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在流通领域实现的。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的价值变成的，工作时间越长、工钱越少、出产能力越提高，剩余劳动就越多。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结果造成了资本集中，其表现在:一是无财产的佣工渐渐增多;二是造成“生产过剩”的结果，进而造成“市场缩小经济恐慌”、“工人失业”。同时也造成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必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89]

关于唯物史观。陈独秀认为其要旨有二:一是说明人类文化之变动，社会生产关系之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基础，法律、政治都建筑在这基础之上。不是意识决定人的生活，而是社会生活决定人的意识。二是说明社会制度之变动，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有变动，社会制度也要跟着变动，因为经济基础有了变动，建立在这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也要变动。他指出:“马克思社会主义所以称为科学的不是空想的，正因为他能以唯物史观的见解，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不是在主观上主张当然的理想，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90]

关于阶级斗争。陈独秀这时仍用“阶级争斗”的概念而不是“阶级斗争”。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最集中体现在《共产党宣言》一书中，其要义有二:一是“一切过去社会底历史都是阶级争斗的历史”，二是“阶级之成立和争斗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必然结果”。“到了有产阶级底生产力发展到了与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不适合的时候，社会制度就成了社会生产障碍物，有产阶级及有产阶级社会底制度也是必然要崩坏的”。^[91]他还对受到一些人非难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关系进行说明，指出，马克思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斗争理论的，“马克思的革命说乃指经济自然进化的结果，和空想家的革命说不同;马克思的阶级争斗说乃指人类历史进化之自然现象，并非一种超自然的玄想。所以唯物史观说和阶级争斗说不但不矛盾，并且可以互相证明”。^[92]

关于劳工专政。由于受资料所限，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中没有涉及这部分内容。出于实际斗争的需要，陈独秀在文中摘引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哥达纲领批判》三篇著作中的相关论述，从理论上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陈独秀对此表述道:“从前有产阶级和封建制度争斗时，是掌了政权才真实打倒了封建，才完成了争斗之目的;现在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争斗，也必然要掌握政权利用政权来达到他们争斗之完全目的。”^[93]

2.产生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

在前一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初步广泛传播的基础上，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掌握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同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马克思主义传播队伍，成长起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家，这其中以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蔡和森等为代表。

李达是中共早期的著名理论家，在一大时被选为宣传主任。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的邀请前往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讲授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次年4月，毛泽东和李达又创办了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月刊，由李达任主编。李达在该刊上先后发表了《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何谓帝国主义》、《中国商工阶级应有之觉悟》等重要论文，传播马克思主义。其中，《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是一篇很有代表性的理论长文，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阐述了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理论和夺取政权的思想。他明确认定中国是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行社会革命以改造社会的，“马克思学说之在中国，已由介绍的时期而进到实行的时期了。”^[94]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处于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他们“为自谋生存起见，就发生了阶级的觉悟;由阶级的觉悟而演出阶级的斗争;斗争的结局，总是无产阶级得胜。无产阶级就利用政治的权利将一切生产机关收归社会公有，使生产方法、交易方法和分配方法都可得充分的调和;各个人的生存权和劳动权都可得充分的保障”。认为社会革命乃是由无产阶级举行政治革命，夺取政权来实现的，称“这是马克思的坚确的信念，他自始至终都抱定这个信念，并没有丝毫改变”。^[95]李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及对中国实际的考察，得出结论:“(一)无产阶级为谋社会革命的实现，必须准备着政治革命;(二)凡是资本主义发达的地方，共产党必须组织无产者成为一阶级，准备政治革命;(三)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爆发的时机，完全由国际的地位和阶级决战的勇气决定。”^[96]李达在这一时期的文章虽然没有真正解决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的问题，却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了可贵的步伐。

1926年6月，李达著的《现代社会学》一书，由湖南现代丛书社出版。该书是他在从事唯物史观教学与研究的基础上，用简洁文言文写成的。全书共18章17万字，从“社会学之性质”写到“社会之将来”。它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社会问题的专著，是一部集介绍和宣传唯物史观学说之大成的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代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所能达到的理论认识。^[97]书中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时期的一部规模宏大、独成体系的巨著，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出版后，即在革命者中广为流传。从1928年至1933年，曾再版13次^[98]。该书的主要内容包括:运用唯物史观在批判、改造旧社会学的基础上，构造了新社会学;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及社会本质说的精髓;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关系的原理;全面地阐述了阶级与国家及社会革命的原理;阐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的社会制约性问题，等等。

瞿秋白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理论家。由于他在1920年至1923年亲赴苏俄进行实地考察，使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深受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注重对列宁主义的传播。自李大钊率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通常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分为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部分，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则体现在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上，而对辩证唯物主义极少涉及。瞿秋白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恰恰弥补了这一不足。他于1923年撰写、1924年发表的《社会哲学概论》一书，较为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

《社会哲学概论》一书的主要内容是:其一，“我”与“非我”(主观与客观)、“意识”与“实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以此作为划分不同哲学派别的标准。其二，人的思想和意识是脑神经的作用，人自己也是自然界的产物。“意识”的正确与否，“全在乎他与自然界是否符合，——意识是外界的反映。自然界是一切现象的根本，亦就是人的意识的根本”。^[99]其三，不存在绝对永久的道德。道德决不是超时空而独立的，换句话说，便是没有绝对的预定的“道理”、“规则”、“秩序”，“没有一成不变的原则。道德学说都是随着社会组织的基础——经济的变迁而变迁的”。^[100]其四，人类之所以能脱离自然界及社会关系的束缚而日趋自由，是因为他能发现、掌握种种事物因果的联系，即“公律”。所谓“自由”，“并不在于想象里的不受自然律之支配，而在于探悉这些“公律”，运用之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五，“物的矛盾及事的互变便是最根本的原理，——没有矛盾互变便没有动;没有动便没有生命及一切现象”。宇宙及社会的一切发展，就是数量变更的惭渐积累，而数量的变，到一定的程度，必定突变为质量的变。否定之否定是旧的形式毁灭，新的形式构成，转辗不已，愈演愈复的历程。^[101]

1925年4月，瞿秋白发表了《列宁主义概说》一文，这是对斯大林的《列宁与列宁主义》的改译。文章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方法和内容，重点介绍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文章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决不能说列宁主义是革命派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是改良派的，仿佛马克思主义可以分成革命与非革命两种似的。然而列宁主义始终不就是等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还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然而是无产阶级革命前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社会革命思想之大纲;列宁主义呢，便是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执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的原理。”^[102]该文对中国人了解列宁主义有着重要意义。

中共成立后，蔡和森也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22年7月党的二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分管宣传工作，负责主编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并为该刊撰写了160余篇文章。^[103]此外，他还在《前驱》等刊物上发表一些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力求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深入宣传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其中，较为重要的是《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和《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两篇文章。

《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一文，发表在1922年5月出版的《先驱》第7期上。文章以大量笔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阐述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理论。文章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处境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提出了中国劳动运动的根本目的、原则和方针，鼓舞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指出，工人阶级要摆脱“卖力”与“饿死”两条路，只有起来实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从根本推翻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将一切生产手段——即土地、资本——收归社会公有，才能打破这把工钱制度的铁锁，而直接过那‘为消费而生产’的社会生活”。^[104]《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一文，发表在1922年9月出版的《向导》第2期上。文章运用唯物史观，批驳了胡适等人所鼓吹的“联省自治”的政治主张及其唯心史观。指出，每一时代的政治变化，均以其经济变化为基础。近世政治上的民主革命，也是经济上产业革命的结果，中国的政治乱源在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中国政治的乱源既然在军阀，所以现在根本的问题不在政制而在怎样推翻军阀，即怎样革命。“所以现今的政治问题既非势必成为割据的联省自治所能解决，又非北洋正统的武力统一所能奠定，惟一的出路，只有贯彻民主革命”。^[105]

蔡和森的《社会进化史》一书，于1924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这是他讲授社会进化史课程的讲义，是这一时期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一部重要著作之一。该书以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分析了人类社会由野蛮进入文明的历史过程，考察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政治经济关系的剖析，指出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不仅为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准备了条件，而且为自己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的结论。书中还分析了一战后，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新现象，认为，“社会革命必然要一天一天扩大，一天一天成熟:不仅在各大工业国内有农人阶级中等阶级及资产阶级的落伍分子和进步分子为之呼应，而且有全世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为之呼应。世界革命的成功，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106]

3.出版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着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编辑出版工作。为此，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办了的第一个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由李达主持。该社计划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共产主义者的音译)丛书”11种，其他理论书籍9种。由于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实际上只出了3种:即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袁让译的《工钱劳动与资本》和李汉俊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107]但到1922年初，先后有近30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译成中文，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哥达纲领批判》、《工钱劳动与资本》、《资本论自序》、《反杜林论》(第三编节译)、《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破坏历史的旧制度到创造新制度》、《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等。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解释经典作者与理论的专著有:《资本论释义》、《资本论浅说》、《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伦理学与唯物史观》等。还有一些英、法、德文的马列经典著作，如《资本论》、《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共产主义原理》、《法兰西内战》、《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108]

1923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又成立了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专门经销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其他革命书刊。这一时期，北京的《今日》、上海的《国民日报》副刊《觉悟》、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在巴黎办的《少年》等，也发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仅《哥达纲领批判》，就有熊得山、李达、彭学霈等多人的译本。1925年，柯柏年(署名李春蕃)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该著作的第一个中文译本。^[109]此外，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向导》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刊物《先驱》也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各地都进行了比较广泛的宣传。除了毛泽东等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聘请李达讲授马克思学说和主编《新时代》杂志(毛泽东、李维汉等人在该刊还发表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在天津，一些先进青年组织了“马氏学会”，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勤工俭学学生中，周恩来等创办了《少年》，宣传马克思主义，该刊登载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和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在留法学生中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举行了大规模纪念马克思的活动。如，在1922年5月5日，马克思诞生104周年纪念日之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决定，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纪念会，还编辑出版了《马克思纪念册》，其中《马克思诞生一百零四周年纪念日敬告工人与学生》、《马克思传》(节译)和《马克思学说》，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作了系统的介绍和传播，散发了两万册，影响颇大。在北京，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会。李大钊发表了演讲。^[110]

【注释】

[1]《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4页。

[2]张德彝:《欧美环游记〈再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页。

[3]陈书平:《巴黎公社与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4]张德彝:《随使法国记〈三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174页。

[5]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6]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7]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8]《西国近事汇编》中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记述，姜义华已辑录在《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步传播》一书中。此处引文均出自该书。

[9]周子东等:《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10]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页。

[11]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3页。

[12]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页。

[13]吴雁南等:《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1卷，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29页。

[14]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页。

[15]皮明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

[16]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92页。

[17]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8]李凤苞:《使德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9页。

[19]李凤苞:《使德日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3页。

[20]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4页。

[21]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1页

[22]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23]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6页。

[24]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5]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0－41页。

[26]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72页。

[27]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页。

[28]王守常等:《20世纪中国:学术与社会》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5页。

[29]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30]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25页。

[31]周子东等:《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32]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86页。

[33]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9页。

[34]《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二，广智书局1948年版，第52页。

[35]《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二，广智书局1948年版，第57页。

[36]《饮冰室文集全编》卷一，广智书局1948年版，第145页。

[37]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5页。

[38]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37页。

[39]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245页。

[40]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9页。

[41]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

[42]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43]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3页。

[45]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358页。

[46]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98－400页。

[47]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7页。

[48]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9页。

[49]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页。

[50]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68页。

[51]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6页。

[52]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0页。

[53]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2页。

[54]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3页。

[55]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34页。

[56]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页。

[57]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298页。

[58]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05页。

[59]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页。

[60]周子东等:《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

[61]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62]高军，王桧林:《五四运动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与传播》，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9页。

[63]姜义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初期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02页。

[64]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76页。

[65]《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3页。

[66]《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9页。

[67]《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5页。

[68]《李大钊文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6－608页。

[69]《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44页。

[70]《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81页。

[71]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6页。

[72]林代昭，潘国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下册，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8页。

[73]据有关学者考证，《新青年》第六卷第5号的正式出版日期应在1919年9月，参见刘雄:《一个必要的考据》，《光明日报》1960年8月4日。

[74]《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6－47页。

[75]《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76]《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页。

[77]《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78]《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9－71页

[79]《李大钊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9页。

[80]《〈新青年〉宣言》，《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页。

[81]《答知耻》，《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

[82]《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

[83]《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页。

[84]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1页。

[85]李锐:《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1页。

[86]李锐:《早年毛泽东——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页。

[87]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第1卷，现代部分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88]《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1页。

[89]《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4页。

[90]《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91]《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

[92]《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页。

[93]《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9页。

[94]《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2页。

[95]《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页。

[96]《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9页

[97]宋镜明:《李达》，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版，第106页。

[98]王炯华:《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页。

[9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6页。

[100]《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9页。

[10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5页。

[10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24页。

[103]庄福龄:《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8页。

[104]《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1页。

[105]《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5页。

[106]《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35页。

[107]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第1卷，现代部分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8页。

[108]林茂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109]宋原放:《中国出版史料》，第1卷，现代部分上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110]高军，王桧林:《中国现代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