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助中国人的思想意识走向成熟

1.帮助中国人民加深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五四运动前，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英、美等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模糊不清、存有幻想的。如，陈独秀就曾迷惑于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花言巧语，在1918年12月发表文章，错误地把协约国战胜同盟国看作是“公理战胜强权”，并认为威尔逊“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24]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先进分子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推翻一切资本主义统治的理论主张，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提出只有不对帝国主义存在任何幻想并且坚决将它打倒，中国才有获得独立的可能，中华民族也才有振兴的希望。这些论述和主张，是先进的中国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中国革命问题所取得的第一个最大的收获，也极大地提高了人们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初始阶段，李大钊是以宣传颂扬十月革命来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在这一过程中，他率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较为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的本质，把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1918年11月，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原因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结果，并不是如资产阶级所说的是所谓的“公理”和“强权”之争，而是帝国主义国家为资本家谋利益而争夺世界霸权的强盗间的战争。李大钊还于1919年元旦，发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对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所宣扬的“大亚细亚主义”的实质予以揭露和批判。指出，所谓的“大亚细亚主义”，其实，“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中国的运命，全靠着列强均势，才能维持，这也不必讳言。日本若想独吞，非先排去这些均等的势力不可。想来想去，想出这个名辞。表面上只是同文同种的亲热语，实际上却有一种独吞独咽的意思在话里包藏”。他还指出，“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主义，是日本的军国主义”。^[25]相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目睹了帝国主义者在巴黎和会上的种种丑陋表现后，才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为发生真正的转变，李大钊能在此前即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揭露，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觉作用。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告诫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绝不能抱有任何幻想，指出:“这回欧战完了，我们可曾作梦，说什么人道、平和得了胜利，以后的世界或者不是强盗世界了，或者有点人的世界采色了。”然而，“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他指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提出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26]此时，陈独秀等先进分子也加入了揭露帝国主义本质的行列，他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当天，发表了《两个和会都无用》的短评，指出:“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的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认为巴黎和会是分赃会议，“与世界的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27]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美国倡议下，九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盛顿会议举行会议，会议目的是要解决《凡尔赛条约》未能解决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关于海军力量对比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特别是在中国的利益冲突，完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帝国主义和平体系。会议伪装对华友善，实则欺骗中国人民。对此，李大钊于1922年12月鲜明地揭穿了他们的伎俩，指出，由于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来管理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寻找一种避名取实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共管中国。他们“不但要管理中国的财政与铁路，并且干涉到实业的发展”。^[28]针对当时部分中国人对华盛顿会议抱有幻想的问题，陈独秀在《太平洋会议与太平洋弱小民族》一文中进行了批驳，指出那种以为华盛顿会议是中国免除外患千载一时的机会，列强至少美国必然主张正义人道，帮助中国抵抗日本的想法，是与虎谋皮。这是因为，“在这资本私有制度所必然产生的帝国主义时代，那一个不是藉口自由竞争实行弱肉强食，除非列强他们自己抛弃殖民政策，毁坏他们自己的商业，他们如何能够主张正义人道来帮助弱小民族”。^[29]他还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大海中，没有一滴水是带着正义人道色彩的呵!”^[30]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对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分析达到新的高度。李大钊指出:“战争不是恶癖性或国际间的误解的结果，乃是现代帝国主义的结果。”^[31]还说:“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他最后的阶段帝国主义时代的今日，战争的危险更是一天一天的逼紧。一九一四年那样惨酷的大战，只是英、德帝国主义间利润之争的结果。现在各国帝国主义者间利润之争，亦必然的要造成第二个世界大战。”^[32]

还需要提出的是，中国先进分子在揭露帝国主义本质，提出反帝主张时，并未笼统地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都加以反对，而是对两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提出了联合帝国主义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共同奋斗的思想。这些，可以视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思想的运用。李大钊指出，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排外主义”或“闭锁主义”，并不排斥“欧美的人民”，“并且愿意与他们共同生活”。他还提出:“世界上无论何种族何国民，只要立于人类同胞的地位，用那真正的Democracy的精神，来扶持公理，反抗强权的人，我们都认他为至亲切的弟兄。”^[33]

2.促进了先进分子选择科学社会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以前，中国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它们都不能为改造中国找到正确道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和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指导思想，从而正确地划分了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界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使新文化运动开始突破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具有了全新的思想因素。先进分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向人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中国未来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

五四运动后，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由于救国救民的迫切需要，将欧洲几百年内产生过的思想来不及分辨就急于引进中国，同时，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们出于自身的需要，也在引进西方学说。于是，中国思想界一时间呈现出异常活跃的局面，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犹如水泄闸门，纷纷涌入。这一时期流传着各种新思潮，除了马克思主义外，还有三类思潮:一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主主义思想，即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人权说。这一思想在19世纪时，经严复等人的宣传、介绍就已传入，后被资产阶级革命所接受和发展，在辛亥革命期间得到迅速扩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则盛极一时，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大放异彩的时代。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潮。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后，资本主义没落时期的各种反动思想还在以自由、民主、人权的面目传入中国，被当作“新思潮”而流传着，它们包括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奥地利的马赫主义、德国阿芬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等，其中流传较广、影响较大的是实用主义，胡适是这种学说在中国的极力宣传者。三是科学社会主义之外的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潮。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流。然而，这时的社会主义思潮也是鱼龙混杂，其中有各式各样的冒牌的社会主义思潮，主要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工读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它们被当作“社会主义”流传开来。各种思潮中尤其以“社会主义”最为流行，一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受新村主义、工读主义的影响，搞起了工读互助团运动的试验。各种流派的思想、主张的纷纷传入和传播及试验，为人们提供较为充分的选择和鉴别的余地。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先进分子作出正确的选择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在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试验失败后，许多人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如，在活跃一时的工读互助团运动的试验失败后，就有大批参加试验活动的青年在思想上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加深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认识。如施存统在试验失败后，在《“工读互助团”底实验和教训》中指出:“凡是在资本主义底社会底下，不管你有怎样的能力，都要直接间接受经济的压迫。如果我们有能力把资本家所掠夺去的资本收得回来，那才不至于受经济的压迫。……现在社会底经济组织，非根本改革不可。”^[34]正是通过比较和鉴别，先进分子才最终选择和接受科学社会主义。大批先进人士信仰马克思主义后，即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人权观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认识到中国人民只有走俄国人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才能获得独立和解放。他们也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并非像众多的所谓社会主义宣传家所说的那样是非常遥远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