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初发生的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小资产阶级思潮的一次斗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的界限，揭露了无政府主义思想貌似革命、实则反动的本质，这在小生产汪洋大海的中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通过论战，初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主导地位，进一步传播并坚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再次论证了中国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必要性，明确了中国应该建立以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从而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1.论战的一般概况及无政府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十月革命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曾出现过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无政府个人主义、以巴枯宁为代表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及以克鲁泡金特为代表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等。无政府主义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很大的危害，为此，马克思主义者从第一国际建立起即与之展开了不可调和的斗争。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革命”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并在中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少知识分子包括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这样的进步分子也深受其影响。从本质上说，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因此，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不久，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便开始反对马克思主义。1919年2月，黄凌霜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潮流》一文，正式开始了向马克思主义挑战，他诬蔑《共产党宣言》中的原理都是抄袭别人的，说科学社会主义是集产主义，宣称极端反对马克思的集产社会主义。同年5月，他又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一文，以伯恩斯坦和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1920年1月，易家铖、郭梦良、朱谦之等人组织无政府主义团体——“奋斗社”，并创办了《奋斗》旬刊，作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党、宣传无政府个人主义的舆论阵地。同年4月，《新潮》杂志上发表了《“无强权主义的根据”及“无强权的社会”略说》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克鲁泡特金的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

无政府主义的泛滥也成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一大阻碍。1920年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核心，开始对无政府主义有组织的反击。9月，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这篇重要论文，批判无政府主义，随后，无政府主义者郑贤宗写信表示反对。于是，论战公开化。1921年1月，陈独秀在广州法政学校讲演时，对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自由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致函陈独秀进行反驳，双方共写了六封信，进行直接的论战。之后，李达、蔡和森、周恩来、周佛海、施存统、张闻天等发表了一列系批驳无政府主义的文章。由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较广，所以，此次论战的规模巨大，许多学校、社团、刊物以及外国留学生也都展开了论争。这场论战持续一年多，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而告终。

论战期间，无政府主义的基本主张是:第一，反对一切强权，不要一切国家政权。他们认为，国家妨碍了自由，造成了不平等，说，强权是万恶之源，政府是从强权中产生的，所以，政府也是万恶之源。因此，他们不加分析地宣称:一切国家都是坏的，都必须加以反对，而且下决心要铲除。无政府主义者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剥削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要比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专制”得还要厉害，无产阶级国家建立工农的武装就是“压制个人自由的表征”。他们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下，“谁保国家的专制，不较现在还要厉害。我们的首领，谁保他们不变了拿破仑、袁世凯呢?”^[11]第二，主张个人绝对自由，反对组织纪律。区声白对此描述道:“如果在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以执行，反对的就可以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去;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12]他们既然主张个人应当是绝对自由的，必然要反对一切组织纪律，反对一切强权和组织纪律。所以，还特别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反对发扬集体主义精神。第三，幻想建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无政府共产社会。无政府主义者抨击私有制度，主张建立能使全体社会成员人人平等、个个独立的财产公有制度。认为在这种制度下，一切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均归社会所共有，每个人尽自己所能地为社会做贡献，以自己的所需自由地消费公有的财物。他们主张，在未来社会的生产分配中，由各地的自由组织来管理，代替资本主义社会中由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并管理生产的情况。实际上是企图越过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主张在社会生产力还没有达到高度发达时，就可以所谓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现“共产社会”。

2.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问题批判无政府主义:

第一，论证了无产阶级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们依据唯物史观和马列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原理，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错误观点。李达引述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国家是阶级支配的一个机关，是一阶级压迫他阶级，因此造成法律，使这种压迫继续持久，借以缓和阶级冲突的机关。”“国家是一定发展阶段之中的社会的一个产物，是阶级的冲突和经济的利益不能妥协的一个证据。”^[13]陈独秀批驳了无政府主义不分政权性质，笼统地反对一切国家、一切强权的观点，指出:“强权之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14]陈独秀还指出:“若是不主张用强力，不主张阶级战争，天天不要国家、政治、法律，天天空想自由组织的社会出现;那班资产阶级仍旧天天站在国家地位，天天利用政治、法律。如此梦想自由，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15]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国家问题争论的实质，并不在于国家的存在是否必要，将来要不要使国家消亡，而真正的分歧在于要不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消灭阶级并最终促使国家消亡。他们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摆脱压迫，求得彻底解放，就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来打破资产阶级的国家，用强力来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起来后，通过训练自己的阶级，使每个革命者能担负起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任务。同时，无产阶级专政可以保证使生产资料成为社会公有，使社会经济制度得到彻底改造。

第二，阐述了自由和组织纪律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关于所谓绝对自由的谬论。他们指出，人的自由总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李大钊指出，个人与社会是同事实的两个方面，“试想一个人自有生以来，即离开社会的环境，完全自度一种孤立而岑寂的生活。那个人断没有一点自由可以选择，只有孤立是他唯一的生活途径。”^[16]他们还指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剥削者的自由，没有劳动人民的自由，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天天高喊绝对自由，但在现存的阶级社会制度下，仍然要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支配。陈独秀说:“我们应该觉悟，我们唯一的使命只有改革社会制度，否则什么个人的道德、新村运动，都必然是无效的。”^[17]他们还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个人绝对自由、反对任何集中，对无产阶级革命起着破坏作用。陈独秀说:“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产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翻资产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产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的条件。”^[18]马克思主义者还阐明在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后，加强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领导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按照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倡的“任何事人人同意”的办法，社会必将出现极其混乱的状况。

第三，论述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马克思主义者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幻想建立无政府共产社会的错误观点，指出其关于生产和分配的理论完全是空想的，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他们指出，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被社会主义所代替，但是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打破集中的大生产，而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所有制。社会生产实行集中的有计划的领导，不是由“自由组织”来组织生产。那样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发展，恰恰是把社会拉向后退。李达指出，无政府主义主张的原则，是“破坏中央的权力，要将一切生产机关，委诸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管理”，其最大的缺点是“不能使生产力保持均平”。^[19]马克思主义者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出发，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配主张，指出，不顾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生产水平的制约，想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空想的。李达指出:“新社会都是继承旧社会的生产力，继续发展的，这生产力是有一定限制的，生产力既有限制，生产物当然也有限制了，以这有限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按需分配’的原则是很可行的。”^[20]

3.与无政府主义论战的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是贫乏的，他们在论战中虽然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一再表示反对，但始终做不出像样的回答，没有形成重大的斗争回合，论战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这场斗争有着重大意义:

第一，促进了革命知识分子认清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很容易迷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他们的革命热情引到错误的道路上去。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也有些人或多或少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无政府主义成为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巨大障碍。只有对无政府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划清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才能使更多的革命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采取了一种争取的态度，希望他们转变立场，改变观点，投身到革命的行列中来。如，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办《共产党》月刊第一号《短言》中写道:“无政府主义者诸君呀!你们本来也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私有财产制的，请你们不要将可宝贵的自由滥给资本阶级。一切生产工具都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权都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们的信条;你们若非甘心纵容那不肯从事生产劳动的资本家作恶，也应该是你们的信条。”^[21]事实上，当反对无政府主义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无政府主义受到沉重的打击，黄凌霜在1922年致信给陈独秀，公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从1923年开始，无政府主义的团体大大减少，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开始走向消亡。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在先进知识分子中的优势逐渐确定下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广泛传播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此次论战期间，马克思主义已在中国广泛传播，并且日益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建党工作正在积极进行。究竟是建立一个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无产阶级的共产党，还是建立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绝对自由”的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党?成为关系到中国革命发展的重大问题。在论战中，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只有真正掌握了这一理论，并把它作为行动纲领的党，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所以，他们坚决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攻击，传播并捍卫了这一理论，明确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奋斗目标，为党领导人民进行政治斗争准备了思想条件。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批判无政府主义者所鼓吹的个人“绝对自由”的观点，肯定了组织和纪律、集中和领导的必要性，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真正成为有严密组织和铁的纪律的、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同时，通过论战，还将一些企图以“社会主义革命派”的资格加入共产党的无政府主义者清洗出去，纯洁了共产主义者的队伍，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成为一个组织上高度纯洁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次论战中也存在一些缺点，主要表现在没有从世界观的角度根本否定无政府主义，并彻底揭露其反动本质，有些争论也失之烦琐，如，陈独秀在致区声白的三封信中，曾不厌其烦地与他进行逐句的辩论。中国的先进分子，虽然认识到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但却不正确地把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与无政府主义者鼓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混同起来。这里虽有争取无政府主义者及受无政府思想影响的进步分子的考虑，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认识上的不成熟也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往往把马克思主义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和无政府主义的空想混为一谈。也有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暴露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如陈独秀为了说明集中权力的必要性，竟把集中权力和群众意志截然对立起来，暴露了他对群众的蔑视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