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战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国家主义的理论批判，打击了国家主义派的嚣张气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向前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此次理论批判同以前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论争相比，表现出既有纯学理的批判、又有结合当时斗争实践的反驳，既有平心静气的说理与批驳、又有出于义愤的辛辣嘲讽的特点。当然，由于当时处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初步发展阶段，在批驳国家主义中还存在着某些不足。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斗争始于1923年12月中国青年党成立前后，1924年9月，青年党的主要头目曾琦、李璜等回国，与国内左舜生、陈启天等人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由于该党的名称长期保密，对外活动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出现，标榜国家主义，人们称为国家主义派;又因其以《醒狮》周报为舆论阵地，故又被称为醒狮派。青年党信奉国家主义，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公开叫嚣:“解决中国目前国事，共产主义既处处不及国家主义，所以我们毅然决然主张国家主义，反对共产主义。”^[69]这自然遭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

1.国家主义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及反共、反革命言论

国家主义派所宣扬的国家主义理论的主要论点有:第一，片面宣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国家主义派否定国家是历史的范畴和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宣称他们的一切主张、一切行动都是本着国家利益为前提、为国家牺牲一切的国家主义精神。认为国家是自然存在的，不体现任何阶级的意志，“国权有最高性，故为自主的，其存在不待他人之承认，其权利不受他人之限制，仅依自己的意思而存在。……国内之一切团体和个人，皆于国家的承认之下始可以享有权利”。^[70]还说，每个人自出生以来就受着国家的“泽惠”，其一举一动，“皆要靠国家所有的制度为之规定，文化为之导引，文物使之享受，信仰使之依归。这些都是祖宗历世屡代，经过若干的艰难，费了无穷的心血，然后才给出这种种方便与后人!因此，无论生在何种文明国家的国民，如果自谓有生以来未曾受着这个国家文明之赐，则真未免有些忘恩!”^[71]第二，主张社会改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主张“全民革命”、“全民政治”。所谓的“全民革命”，就是反对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他们否定近代中国社会有阶级的存在，认为中国社会到了近代，旧式的封建阶级已因政治的平民化而早已消灭，新的资产阶级因产业的落后而无从发达，因此，中国根本没有发生阶级分化及对抗的可能。他们从中国无对立阶级这一假设出发，认为除了少数卖国贼而外，其余大多数都是爱国者，“全民革命的要求，是反抗一切专制者;无论他是贵族专政，军阀专政或一阶级专政都不是以全国民众在国家之下有同等权利为念!”^[72]他们宣称劳农专政在理论上是不应该的，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为“政治是与全国各个人有利害关系的，必须全国人民都有讲话的机会，才能各得其所”。牺牲了劳农或其他人的利益均不可，都会使政局难得安定。同时，“主持政治须有相当的知识和能力，不是任何人都能干得来的。劳农多半没有受过教育，那来相当的知识与能力?漫说要他专政，便是要他参政，也要施以相当的教育。”^[73]第三，歪曲、篡改“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革命口号，混淆革命对象。青年党在其成立会上就规定，中国青年党“本国家主义之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的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为宗旨”。^[74]一方面认为，“军阀、官僚、滥绅、土棍，所结合成的恶势力是制造今日混乱现状的原动力，是危害国家的主要罪魁”;^[75]另一方面，又将主张“打倒军阀”的共产党列为主要的“国贼”。青年党虽主张“外抗强权”，但反对“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幻想出“外抗强权”的办法是:暂时承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期换取列强的支持，等待消灭了国内军阀，国力强大，再收回一切主权。他们说，中国当时没有力量剪除军阀，更无力反对其主人的帝国主义。提出，“反帝国主义在目下，只是宣传时代”。^[76]

国家主义派在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共、反革命的言论主要有:歪曲“三一八”惨案、诬蔑中共领导的工农运动、反对北伐战争等。对于“民国以来最黑暗一天”发生的段祺瑞执政府屠杀游行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国家主义派颠倒黑白地说:“这次惨案最足使人惊心动魄的是一般共产党中不负责任的群众领袖徐谦们，将许多爱国青年白送给共产党所捧的冯系军阀枪杀了。”并在规劝全国教师做爱国运动时，鼓吹道，“要认清爱国运动的正当方向只有国家主义。凡与国家主义相反的主义如共产主义，赤化的三民主义……，都是亡国的主义”;“要依据国家主义的目的手段与政策，指导学生的爱国运动以代替共产党的亡国运动指导，免得学生误信共产主义或赤化的三民主义”。^[77]对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国家主义派也尽离间、诬蔑之能事。他们离间共产党与工会的关系，向工会发出建议:“今后之工会，宜由工人自行组织，不必让共产党人参加其间，暗施操纵之术。”^[78]《醒狮》周报攻击、诬蔑农民运动道:“广东人说‘农民协会’四字，……无几人不痛心切齿。……指挥及执行的人，完全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以煽惑为手段，破坏为宗旨，故收罗的会员，大多数为当地流氓、土匪。”^[79]北伐战争是国民运动的高潮，国家主义派却持反对意见，认为北伐不能成功，其主要理由是:蒋介石在出师之初，宣言愿受第三国际指挥，且有俄人加伦亲临前敌，俨若“监军”，是引异族以杀同胞，“如此而欲博国民之同情，盖亦难矣”;英、美、日、法、意诸强知北伐军威之所及即俄人势力之所到，势必或供给饷械于中国军阀，间接以施其压迫，或联合出兵干涉。“有一于此，蒋氏必败。”^[80]

2.早期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主义批判的内容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主义的反动观点给以严厉的批判，与以前的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想斗争相比，这次斗争有自己的特点。

第一，既有纯学理的批判，又有结合当时斗争实践的反驳。关于同国家主义斗争的原则和精神，中共中央于1925年11月25日发出通告，指出:“和国家主义派的争斗，在宣传上应说明要救国，要爱国，但反对国家主义，因为站在国家主义上面来救国爱国，其结果必然对外为破坏国际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对内为资产阶级抑制工农群众之奋起，尤其要指摘国家主义者卖国家骗民众的具体事实，在民众中宣传。”^[81]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主义理论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来批驳国家主义派超阶级的国家观。瞿秋白指出，国家主义派超阶级的国家观是“以民族或国家的笼统名词欺蒙无产阶级，以口头的保护社会劳动政策诱惑无产阶级，使为已用而专擅国民革命的指导权”。^[82]二是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关于“全民革命”和“全民政治”的理论。陈独秀指出，国家主义派“往往抬全民政治与全民革命的金字招牌来反对阶级争斗说，我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全民’是怎样解释。……若说是具体的指由全民出来革命，由全民管理政治;那么，我们便要问:卖国贼、军阀、官僚及一切作奸犯科的人，是否也包含在全民之内?若除开这一大批人，还算得什么全民?”^[83]三是揭露了国家主义派所谓“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反动本质。提出，国家主义派高喊“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实际他们是分裂国民革命的各阶级联合战线与反帝国主义的国际联合战线的最坚决的主张者，是民族运动的死敌。“国家主义派的兴起”是帝国主义“于军阀以外另找一种比较‘灰色’的的工具”。^[84]针对国家主义派攻击、诬蔑国民革命时期的革命运动的一系列反动言论，马克思主义予以坚决反驳。对于国家主义派在“三一八”惨案问题的卑劣言论，马克思主义者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对青年党的反动言论进行严厉的批驳:“许多革命的青年学生在谋民众解放的斗争中，纯洁地勇敢地牺牲了，事后一些自命为革命家的却还站在旁边说风凉话儿，诬为‘盲目’‘被人利用’;自然这于死难诸烈士的英魂并无所损，这实在是诬陷人者自己的耻辱啊”!^[85]在回答共产党何以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时，马克思主义者对此态度鲜明地提出:“因为共产党真能知道民众的痛苦，真能知道怎样去解除他们的痛苦，而且真肯牺牲自己的一切去为他们解除痛苦，所以革命的民众都愿意奉共产党为领袖，听他的指挥。”^[86]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的高潮，对于北伐战争的否定和对北伐战争必然要失败的预言，充分暴露了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本质，马克思主义必然要对此进行严厉的批判，他们指出:“最近对于国民政府的北伐，《醒狮》报的攻击与诅咒，尤其较任何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为卖气力。它能代帝国主义默祷，想出了蒋介石北伐必归失败的六大理由，而且它这篇不刊的妙论公然为从不登载时论的香港帝国主义者的工商日报特加转载。”^[87]

第二，既有平心静气的说理与批驳，又有出于义愤的辛辣嘲讽。关于前者，上已述及，这里着重论述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主义派的辛辣嘲讽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会在这次论争中表现出这一特征，是由于国家主义派在这一时期将主要矛头直指中共和苏俄，青年党自成立以来即以“外抗苏俄，内除共党”为职志。据有关学者统计，“《醒狮》周报有90%的文章是攻击和谩骂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88]并极尽诬蔑诽谤之能事。在反击青年党对苏俄和中国的诬蔑诽谤方面，陈独秀和萧楚女做得更为突出。陈独秀擅长以杂文等形式批驳国家主义的反动言行，在《向导》和《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萧楚女写了系统批判国家主义的小册子《显微镜下的醒狮派》。国家主义派标榜国家主义是世界上最好的救世良方，说列宁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承认他们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必要，是他们的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已经取代了苏俄的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在讽刺国家主义派反苏方面，陈独秀说道:“英国帝国主义者废了许多气力，印了许多《诚言》，意图在中国民众中毁坏苏俄的信用，实际上只惹起一些反感，因为他们的方法太笨，他们若用《醒狮》周报替他们宣传，定然有效得多，并且《醒狮》攻击苏俄诬蔑苏俄，比《诚言》还要起劲十倍，可惜英国人太忽略了。”^[89]由于北伐战争是国民革命的高潮，国家主义派在此期间的种种恶劣言行对革命破坏力更大，所以陈独秀以大量的精力来批驳他们在这方面的反动言论，撰写了大量的杂文。对于北伐期间英帝国主义制造的屠杀中国人民的万县惨案时，主张“外抗强权”并引以为自豪的国家主义派却选择了沉默和主张容忍。陈独秀尖锐地批判道，当万县惨案发生全国各界无不悲愤之时，“独有一向自称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者，不知道那里去了?国家主义者的大首领多半是四川人，现在强权屠杀到他们的家乡了，他们再不出来抗一抗，他们的血也未免太冷了!”^[90]对于国家主义者在英帝国主义制造汉口“一·三”惨案并出兵上海等地时，却主张“暂且容忍英人对我之横暴”，陈独秀尖锐地指出:“国家主义者大骂我们妄倡无祖国，大骂我们不要国家，骂得雄赳赳的满腔热血几乎要喷将出来，像煞是个爱国青年。不料当着英国对华出兵，祖国危急之时，这班满腔热血的勇敢青年，却不敢挺身为祖国奋斗，反而缩进龟头。”^[91]

3.早期马克思主义对国家主义批判的影响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这场论争与批判，较为全面、系统地揭露了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本质，戳穿了他们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幌子下进行反共反革命活动的实质，暴露了国家主义者的真面目。从而抑制了他们的反动气焰，对于教育广大青年及部分群众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一些受国家主义的“爱国精神”一度蒙蔽的青年逐渐觉悟过来，放弃了对国家主义的信奉，并脱离了他们的组织。国家主义派的组织发展曾经有过“辉煌”时期，从1924年秋至1925年底，他们在全国的许多省市相继建立了30多个团体，并成立了“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并在北京、南京、武汉建立了分会。但从1926年开始，随着国家主义派反动本质的被揭露，加之其他的原因，国家主义派的许多组织纷纷瓦解了，一度信仰国家主义的人宣布退出该组织。当时信奉国家主义的人数最多的上海“中国少年自强会”自行解散，发表宣言，表示愿放弃国家主义与进步的革命青年合作。四川是曾琦等青年党大部分首领的老家，那里的国家主义派组织曾风行一时。此时纷纷瓦解，如曾经信奉国家主义的“自强会”和“起舞社”就是其中的典型。自强会发起人彭十严、起舞社的发起人宋继武分别发表文章，叙说他们放弃国家主义信仰的理由。宋继武说明自己不再信仰国家主义的理由主要是，明白了真正国家主义的宗旨，并不是外抗强权和内除国贼，而是专门反对苏俄;明白了国家主义派的行为不是救国乃是卖国;明白了它的策略不统一;等等。^[92]面对此种颓败的场景，曾琦颇为感慨地悲叹道:“赤焰薰天势莫当，纷纷余子竞投降。”当然，国家主义派虽然在同马克思主义者的论争中被击败了，但它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改头换面并有新的活动和发展。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论争中逐渐成熟起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程度进一步提高，初步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中国的实际斗争中，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批驳国家主义的反动理论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较好的掌握和运用，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阶级斗争学说、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等有较为正确的掌握及运用。萧楚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批驳国家主义派的超阶级国家观时指出:“私有财产制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一切生产机关不公之于社会而为私人所占有时，阶级是自然要生起来，而且要分化发展得愈明显的。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国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阶级——得胜阶级用为工具。”^[93]恽代英也阐述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国家观:“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抵御国际资本主义的压迫而存在的;我们心目中的政府，是为保障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了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94]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还结合第一次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实践，阐明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的关系。针对国家主义者提出的，明确主张“阶级革命”、“打破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主义者，何以也主张“国民革命”的问题，周恩来明确回答道:“不错，我们共产主义者是主张‘阶级革命’的，是认定国民革命后还有无产阶级向有产阶级的‘阶级革命’的事实存在。但我们现在做的国民革命却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翻当权的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这何从而说到‘国民革命’是‘阶级妥协’?且非如此，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发生，‘打破私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自也不能发生。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虽说走到第一步，无产阶级尚未得到真正生路。”^[95]这里，显然已蕴含着中国革命应当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走的问题，是对中共二大革命纲领的应用。

陈独秀在批驳国家主义派主张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应该由中国人的自己力量单独来做而反对接受外力援助时，论述了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提出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全世界各弱小民族和被压迫国家的解放运动与各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工农解放运动都是整个世界的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国家主义者想“以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做”，这是关门革命的方法，“若是用他们这样独立的方法，想达到独立之目的，真算是缘木求鱼!”^[96]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张闻天指出:“不论主张国家主义也好，主张国家主义的教育也好，如其不以打破现状为前提，我敢说这种提倡是徒然的。打破现状!这就是说我们须用社会的政治活动，把一般的平民团结起来，推倒现政府，获得政权。”^[97]

当然，由于当时处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和初步运用阶段，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国家主义、阐述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问题时，也难免存在着历史的局限。用后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来衡量，比较明显的是表现出“左”的倾向。如，恽代英在反驳国家主义派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时，论述了无产阶级要联合各阶级进行国民革命的必要性，虽然也认为这是由于“各阶级中可以有革命分子”，但更强调这主要是“因为无产阶级单独的力量，还不够去打倒帝国主义的原故”。^[98]这种认识实际是不够全面的。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无产阶级以外的其他阶级、阶层也具有某种革命的要求，无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广泛的统一战线，最根本的还取决于其他阶级和阶层的革命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无产阶级一阶级之事。如果过分强调无产阶级单独力量不够打倒帝国主义而不得不联合其他阶级，只能孤立自己，犯关门主义的错误。瞿秋白在批驳国家主义派只主张“外抗强权”而反对“打倒帝国主义”时，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左”的倾向。他说，无产阶级要“认清必须打倒国际的帝国主义，而后中国才能根本免除侵略”，“中国民族如果真能排斥一切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必然与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各国无产阶级得此援助，必然群起革命，推翻世界的资本主义，那时帝国主义自然要根本打倒。”^[99]此处讲的打倒“国际的帝国主义”，就是要推翻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中国革命无论怎样胜利都不可能消灭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列强，“打倒帝国主义”或“打倒列强”的口号的真正含义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宰割中国，使中国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至于由中国革命而引起世界革命的认识，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李立三设想的“中国革命战争一胜利，立刻就影响到全世界，全世界革命就起来了，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都打倒”，“中国变成了世界革命中心”^[100]的“左”倾观点颇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