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地位

要革命，必须解决谁是革命的主力军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革命才能成功的保证。马列经典作家们在阐述革命理论时反复论证的一个问题是，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将农民发动起来，结成工农同盟。列宁还针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状况，指出:“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的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117]他还指出:“无产阶级要成为真正革命的阶级，成为真正按社会主义精神行动的阶级，就只有作为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在推翻剥削者的斗争中作为他们的领袖来出现和行动;但是如果不把阶级斗争引到农村中去，不把农村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周围，不由城市无产阶级来教育农村劳动群众，这个任务也是不能完成的。”^[118]但是，对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具有怎么样的地位和作用，马列经典作家不可能给出具体的方案，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在中共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农民在民主革命地位问题的思想。中共成立之初，即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当中国共产党以主要精力从事工人运动时，就已有一部分党员开始到农村开展工作。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浙江萧山县衙前村领导农民建立了农民协会。1922年，“农民大王”彭湃在广东海丰地区组织起农会。党的代表大会也不断加深对农民重要性的认识。中共二大宣言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最大要素”。宣言还破天荒地分析了农村人口的成分，“近来农民更可分为三种界限:(一)富足的农民地主;(二)独立耕种的小农;(三)佃农和农业雇工”。指出:“如果贫苦农民要除去穷困和痛苦的环境，那就非起来革命不可。而且那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中国革命的成功。”^[119]中共四大更明确阐明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帝国主义长期的侵略而崩溃，然而农民阶级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励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120]

虽然四大对于农民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地位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内，在关于革命动力问题上发生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只注重与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另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倾向，只注重工人运动，同时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与此相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在不断克服这两种错误倾向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农民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过程中得到完善和发展。毛泽东当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比同时一般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有较切实的了解，更重要的是，他从一开始革命活动起，就把研究革命的理论和参加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所以，他对于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认识，一方面，来自他能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正确运用。正如特里尔在论述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时说:“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像命令或疾病一样，从一种历史环境一成不变地传播到另一种环境，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再生。”^[121]另一方面，来自他对农民运动实践的总结。从1925年开始，毛泽东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农民运动方面。这年3月到8月，他在湖南湘潭的韶山、银田寺一带做了几个月的农民工作。这次农民运动的时间虽不长，却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种组织，农民运动开展得很有声色，颇具影响。在1926年3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其中“中国农民问题”是所有课程中授课时间最多的。同年10月，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负责指导全国农民运动。同时，他还直接从事农村调查、训练农民运动干部等工作。正是在总结领导农民斗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阶级分析，指出，在一个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同盟军，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力军。中国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中心问题是要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

毛泽东不是近代中国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事实上，在国民革命时期，“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这一声明本身并没有多少异乎寻常之处。事实上，自1925年下半年以来，城市出生的人也注意到农村革命活动高涨的形势，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有许多人经常谈论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最富特色的卓越贡献在于，他不是停留在对农民运动重要性进行口号式的空洞谈论上，而是通过分析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关于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理论上阐明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提出农民革命与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一致的。从1926年6月初开始，毛泽东为农民运动讲习员讲授“中国农民问题”课，他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系统地阐明农民问题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要解决工农商学兵的各阶级问题;设不能解决农民问题，则各阶级问题也无由解决。”还指出，“可以说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故土地问题为本党中心问题。”^[122]毛泽东于1926年9月发表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作为革命主要对象的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压迫榨取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帝国主义要实现对中国人民的压榨，全靠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以死力的拥护，否则，无法行其压榨。“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的农村封建阶级，乃其国内统治阶级国外帝国主义之唯一坚实的基础，不动摇这个基础，便万万不能动摇这个基础的上层建筑物。中国的军阀只是这些乡村封建阶级的首领，说要打倒军阀而不要打倒乡村的封建阶级，岂非不知道轻重本末?”^[123]他还指出，同样是革命对象的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他们的地位也是不同的，“有人以为买办阶级猖獗于都市，完全相同于地主阶级猖獗于乡村，二者应相提而并论。这话说猖獗对，说完全相同不对”。因为从地区分布上看，买办阶级集中在香港、广州、上海、汉口、天津、大连等沿海沿江数处，不如地主阶级之领域在整个中国的各省各县各乡。从政治上看，全国大小军阀都是地主阶级挑选出来的首领，他们利用城市买办阶级以拉拢帝国主义，名义上实际上都是军阀做主体，而买办阶级为其从属。从财政上看，军阀政府每年的消耗百分之九十直接或间接来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所以，“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均力总不会根本倒塌。”^[124]所以，“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25]

第二，分析农民的阶层构成，肯定农民运动的伟大实践。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还没有将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来分析，而是将自耕农(指中农)划为小资产阶级;将绝大部分半自耕农(指自己有一部分土地，同时租种一部分土地，或出卖一部分劳动力，或兼营小商的贫农)和贫农划为半无产阶级;将雇农(指长、月工、零工等)划为无产阶级;同时，也没提到富农。他通过对各阶级的经济地位考察后，得出结论:“一切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126]

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农民阶层构成的分析还存在着不够确当之处。那么，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则对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第一次提出:“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三种。”^[127]他考察了这三个阶层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和在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富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始终是消级的;中农对农民运动的态度是游移的;唯有贫民是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他们最听共产党的领导，他们和土豪劣绅是死对头。进而指出:“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没有贫农阶级(照绅士的话说，没有‘痞子’)，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128]当时还没有人像毛泽东这样如此精辟地阐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及对农民构成的精确分析。其中，他提出“贫农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的论断，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中国民主革命找到了最可依靠的力量，也使农村的贫苦阶层有了统一固定的称谓(“贫农”这个概念一直沿续至今)。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农民运动在动摇封建经济基础中的作用，指出:“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29]他还预言:农民“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