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设计，绩效无比恢弘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中华民族带进了与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二十九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承接的历史新时期。全会以改革开放为轴心的战略决策，把中华民族复兴崛起的宏伟蓝图刻进每一位同胞的心头。从那时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捷报接踵而至。

第一，市场经济的驱动。鉴于以往那种“大公平”式空想和指令性计划调控的沉痛教训，邓小平郑重地提出改革治本的三条举措：一曰总方针——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长期共存；二曰大政策——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逐步带动左邻右舍共同致富；三曰新见解——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属于经济手段，都不决定社会性质。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方向，全党和全民族义无反顾地解放思想，干部和老百姓坚定不移地开拓创新，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充满前所未有的旺盛生机与活力。中共十四大如实地肯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十四届三中全会精心地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系统框架，十五大适时地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适时地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回头看，经济领域的制度创新功勋卓著：1998年冲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冲破美国金融危机，2010年后冲破欧债危机，全国经济总量提升到世界第二位，这一切奇迹，盖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缔造。

第二，民主政治的规范。基于遏止领导层之专断行为和群众中之无政府行为的紧迫需求，邓小平做出了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他首先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要确保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继而又强调社会主义民主的原则性秩序性：要正确理解和处理民主与集中、民主与纪律、民主与法制、民主与党的领导的辩证统一关系，严肃地防止、抵制、纠正我行我素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强调其制度化法律化的规范，旨在给弱小的民主政治提供强力保护，以便防止它再遭受侵犯；强调其原则性秩序性的规范，旨在给幼稚的民主政治提供正确指南，以便防止它再走入歧途。由此，我们在政治领域的制度建设中取得四项收获：一是严肃认真地继承、丰富、发展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二是科学妥善地制定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政治格局；三是积极稳健地推进了以农村村民自治、城区居民自治、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为依托的基层民主；四是持续不懈地建立并完善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了这些合理规范，便有了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第三，先进文化的导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文化领域的制度性建设也呈现出快速进展的势头。快速进展的标志可以归纳为“一一、二二、三三、四四”的几大项。所谓“一一”是专指马克思主义的一元化指导、民族精神的一贯性弘扬而言，二者都是毛泽东历来主张的，也都是我党在新时期进一步强调的；所谓“二二”是专指“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言，“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都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的产物，在新时期也都被赋予全新的意义；所谓“三三”是特指确保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确保现实文化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确保文化创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等立场性的规范而言，它们依序分别是由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提出来的；所谓“四四”又是特指坚持理论武装、舆论引导、情操塑造、作品鼓舞，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层面性的规范而言，该序列中的头一个“四”是由江泽民提出来的，后三个“四”则是由胡锦涛提出来的。凡此种种，尽管尚未冠以文化制度的称谓，但却都为制度性升华提供了深厚的积淀；现实中，它们也都在发挥着文化制度的功能。

上述三个领域不同建树的有机组合，构成了现在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统一序列。中共十八大已经将社会体制作为一个方面，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并列提出。由于社会建设使命的单独确立还只是十六大以来的事情，所以社会领域的制度创新还需相当时日的实践探索方可奏效。不过我们深信，随着和谐构建实践的步步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所标示的具体制度乃至基本制度，必定马到功成。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将近六十年的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六年的辉煌绩效充分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

总而言之，五四运动前后和改革开放前后的四大时段都聚焦一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根从何来？前面谈到我们是依靠社会主义制度拯救中国的，但也不要忘记，除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原封不动地照搬了苏联之外，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一经确立便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即使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建树的公有制与按劳分配相统一的经济制度，很大程度上也有我们自己的独立创造。弄清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根就弄清了它的历史必然性与内在合理性，从而就为制度自信夯实了基础。

我们坚持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拯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够发展中国，这不仅是因为历史进程的判断，而且是由于共产党人的信仰。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性学说到社会制度的转化，必须靠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大众去实践、去实现。事实证明，20世纪前半叶欧亚一系列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都是由这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带领人民大众完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构想性思维到社会制度的转化，必须靠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大众去实践、去实现。事实证明，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制度创新，都是由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大众完成的。中国共产党有史以来便全心全意地为了民族解放、民族独立、民族富强而奋斗，它服务人民和自我批评的品质无论哪个党派都无法比拟。中国共产党也犯过错误，甚至犯过严重错误。1966—1976的十年“文革”是在反修防修、揭露阴暗面的名义下进行的。当时党中央的主导思想认为，中国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只有发动群众把他们都揪出来，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彻底，才会有效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然而事与愿违，破天荒的“文革”实属最不该发生的历史悲剧。它蔑视知识人才，严重迫害了国粹精英；它践踏民主法制，严重危害了国家政权；它引发派性思潮，严重伤害了国人灵魂；它违背客观规律，严重损害了国民经济。正是这个反面教训的强大反冲力，促成了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变革。

通过新中国诞生以来六十多年的艰难缔造，特别是通过改革开放三十六年以来的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了体系形态，并且具备了相当的规模，因此我们有理由骄傲、自豪。不过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初成体系初具规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达到多方面展开的程度，更没有达到健全完善的目标。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说：“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992年初到现在，光阴又过去二十二年。按此推算，当时所设想的三十年亦即2021年远景目标，与我们目前的距离只剩下不到十年时间，只有加紧努力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