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瑞山
(原著选自《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原著简介
列宁一生中的最后著作
把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留下来
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原文精要
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各国所走道路的特殊性
从俄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
注意国家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
◇原理悟用
科学认识社会主义
善于发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的合适程度
注意从文化文明层面完善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永远保持改革探索精神
原著简介
列宁晚年八篇书信和文章是指《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和《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从时间维度看,它是列宁生前最后一组著述,后人又称其为列宁政治遗嘱。从内容维度看,这八篇著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深刻总结了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回答了党和国家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形成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1.列宁一生中的最后著作
列宁1870年出生,1887年考入喀山大学求学期间,列宁就开始从事革命斗争,由此遭遇被捕流放而长期颠沛流离。尤其是1918年1月和8月,列宁两次遭遇刺杀,第一次成功躲过,但第二次身中两弹,一弹击中左肩,一弹击中左胸并穿颈而过(1922年4月才取出),严重影响了列宁健康。从1921年底开始,列宁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22年5月,列宁第一次中风,右肢瘫痪,不得已开始减少政治活动,经过数月疗养,身体有所好转。同年12月中旬,列宁再次中风,卧床不起,也失去了写作能力。针对列宁的病情,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列宁离开工作岗位,到莫斯科郊外疗养。
头脑清醒的列宁深感自己的生命会随时有所不测,于是向中央要求,允许他每天口授一些文字。列宁以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惊人的毅力,从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3月2日(1923年3月第三次中风后失去说话能力,1924年1月21日列宁病逝),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三封书信和《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5篇文章,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以及“使他焦虑不安”的问题给予了思考解答,给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政治和理论遗产。后人把这八篇书信和文章,又称为列宁的“政治遗嘱”。
2.把最重要的想法和考虑留下来
读懂列宁晚年的八篇著作,要联系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历史转变、政策调整,联系列宁晚年的心路历程。
——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
1917年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尤其是通过随后三年的浴血奋战,成功粉碎了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势力叛乱后,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站稳了脚跟。此后的国际形势形成了以苏俄和国际帝国主义之间的暂时“均势”,由战争和革命时期进入了相对和平发展的时期,与此相应,苏俄国内也由战争状态进入到和平建设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着任务和重心的转变,即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也就是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强大压力下,使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又历经严重战争创伤的俄国,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并最终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完成这样一个复杂艰巨的任务,成为列宁与俄共(布)艰辛探索和深入思考的主题。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
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列宁的认识在十月革命前与1921年后是发生较大变化的。可以说,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认识,直接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这集中体现在他于十月革命前夕在拉兹尔湖畔所撰写的《国家与革命》。在这本书里,列宁比较具体地描述了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构想,其基本点是:没收地主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一律收归国有,实行公有制的计划经济;消灭商品和货币,由国家统一进行物质调配和组织居民的基本消费;废除旧式军队和警察,用全体人民的自动武装取代它们;取消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度,实行巴黎公社式的议行合一体制;国家行政人员的工资不得超过熟练工人,等等,这些措施与《共产党宣言》以及《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构想是高度一致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与俄共(布)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即实行余粮收集制,征集农民手中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对中小型企业实行国有化;取消自由贸易,由国家集中分配一切生活必需品和食品。这一政策一方面可以说是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造成的,但另一方面也是列宁按照《国家与革命》中的社会主义认识进行实践的结果,因为国内战争结束之后,这样的政策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加以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继续推行激起俄国农民抗议、工人罢工,尤其是喀琅施塔得水兵激变。严重的现实教育了列宁和俄共(布),果断停止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取而代之以新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采取租让制、租借制等形式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恢复发展现代工业;大力发展商业和市场,藉此建立工业和农业的结合。1921年3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很快取得了显著成效。
实施新经济政策后,无论是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还是人民群众都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主要问题是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机构膨胀、官僚主义习气严重,以及苏维埃俄国整体上文化文明落后问题。列宁原来设想,在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之后,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管理,从此真正当家做主,官僚主义就可以得到铲除。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新的社会机体内,官僚主义似乎死灰复燃。实践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和困难是列宁未曾料到的,它大大超出了书本的范围。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对这些问题予以解答,加以解决,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就难以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站稳脚跟。
更令列宁焦虑的是,这一时期党内外政治上、思想上出现混乱现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论争和分歧显性化,如否定十月革命道路的倾向,处理民族关系中的大俄罗斯主义倾向,尤其是党的建设有所削弱,党的高层权力过于集中,党的集体领导、党内民主以及党和人民的监督薄弱,斯大林个人集权化倾向和粗暴作风,给俄共(布)带来潜在的分裂危机。这些问题使列宁焦虑不安,八篇著作就是他为解决无产阶级政权所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的殚精竭虑之作。
3.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列宁晚年八篇著作有没有一个总的中心?为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对这八篇著作做一总体概览。
从时间先后顺序看,列宁首先于1922年12月下旬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这三封书信。《给代表大会的信》是分三次口授完成的,主要是谈加强党的领导机关即中央委员会的团结和稳定,预防和抵抗分裂危险的问题。列宁在信中评述了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的个人特性,着重指出了当时党的总书记斯大林的个人特性、缺点,认为党内分裂的危险很大程度上是由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领导核心人物的关系造成的。防止党内分裂的危险,必须强化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列宁还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人数,吸收工人共产党员和劳动农民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委员。在《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一信中,列宁建议改革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中的宏观领导结构关系,扩大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权,因为苏俄改行新经济政策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愈来愈显得重要。《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一信口授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成立(1922年12月30日由全苏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之际,针对当时发生的“格鲁吉亚事件”,列宁要求,要以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友好互助和合作的原则来处理各民族人民的关系,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口授完带有党内文件性质的三封书信后,列宁于1923年1月初至3月初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5篇文章。
按时间顺序,首先是《日记摘录》。这篇短文主要针对当时俄国落后的文化教育状况,提醒俄共(布)要重视教育事业发展,切实增加教育经费,改善教师的物质生活条件,应当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列宁强调,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
《论合作社》主要讲如何把小农逐步引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列宁分析肯定了合作社在这方面的重大意义,高度评价了在新经济政策下从流通领域入手把农民组织起来的合作制道路,指出在国家支配着一切大的生产资料、无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列宁还阐明了实现合作化的重要原则:建立必要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用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坚持自愿的原则使每个居民都参加合作社买卖,国家对合作社进行指导,并在经济、财政、银行等方面给予切实的支持。
《论我国革命》主要是批驳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关于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前提、俄国的生产力和文化发展水平没有达到能够实行社会主义的程度的种种责难,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高度论证分析了十月革命道路的理论正确性与实践合理性。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集中论述怎样把从旧社会接受下来的国家机关改造为新型的国家机关问题,列宁把它视为两个划时代主要任务中的第一个任务,认为只有完成这一任务,才能顺利实现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战略计划。在文章中,列宁提出了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指出工农检查院的人员要精干、可靠,并懂得科学管理,具有现代素质。工农检查院的工作要同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同时,列宁也认识到,国家机关的整顿改造不能急于求成,工农检查院作为改善国家机关的工具应当首先成为真正的模范机关,然后逐步扩展,只有这样,才能完成整顿国家机关、革除旧习、改变机关面貌的崇高任务。同时,列宁又告诫全党要极其慎重地维护工人政权,加强工农联盟,注意并防止工人阶级同农民之间可能产生的任何分裂。
上述八篇书信和文章看似主题各异,实际上它们都是围绕一个中心而展开,那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八篇著作总结了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内容涉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心路历程转变的最后总结和结晶。
原文精要
列宁晚年八篇书信文章,文本篇幅并不长,但其中所蕴含的思想精华很丰富,也很深刻。要想读懂其中的思想要义,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带着问题去读。这里的问题,主要指列宁所认为的重要问题和令他焦虑不安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列宁这八篇著作,就是对困扰苏俄党和国家一系列主要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回答。抓住了列宁晚年关注的问题,也就抓住了列宁八篇著作所要表达的主题。这里我们就结合原文,对列宁晚年八篇书信文章所阐述的五大主题作提要解读。
1.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各国所走道路的特殊性
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第二国际与俄国孟什维克就以俄国的文明程度尚未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为依据,否定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先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上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1922年,俄国孟什维克派的尼·苏汉诺夫写下七卷本的《革命札记》,再次提出俄国的生产力和文明程度尚未达到可以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这一问题。于是,列宁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口述了《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对俄国的文明程度、十月革命和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最后的反思和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思想。
首先,分析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合理性,捍卫俄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权利。俄国革命是和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相联系的革命。战争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使俄国人民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地,这种毫无出路的境地又十倍地加强了工农的力量,因此俄国革命的发生成为不可避免。针对第二国际及苏汉诺夫“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指责,列宁反驳道:“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1]
其次,分析了十月革命道路的特殊性。列宁指出:“俄国是个介于文明国家和初次被这次战争最终卷入文明之列的整个东方各国即欧洲以外各国之间的国家,所以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但却使俄国革命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革命。”[2]也就是说,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俄国没有从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而是国内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先于经济进步和文化进步,即先用革命手段取得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创造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这种特殊性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的总的路线。列宁批评那些畏首畏尾的改良主义者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不相信“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3],只迷信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固定道路,而没有想象到,这些道路必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作出相应的改变。列宁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关于俄国革命的新论断,即俄国革命的意义在于它开辟了一条新的赶超资本主义,进而走向社会主义的人类文明发展道路。
再次,尽管俄国革命是一种历史的飞跃,但它终究不能超越由一定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而必然要使之经历的文明发展阶段。也就是说,它“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社会主义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由于俄国是在缺乏这样的生产力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所以在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应该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大力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实现的高度的工业化、现代化,以达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的、实现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程度。诚如列宁所说,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在伟大的政治变革和军事变革以后,要用很长的时间在文化上和经济上消化它们”[4]。
列宁上述思想有力地回击了第二国际和俄国孟什维克对十月革命的种种责难,同时它也是思想理论创新的典范,它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与建设社会主义文明的紧迫性结合起来、统一起来,给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深刻理论指导和思想启发。
2.从俄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月革命后,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一反一正的实践比较,使列宁实现了研究社会主义问题的出发点的转变,即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到从俄国实际出发、探索符合俄国实际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921年之后,列宁日益认识到了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特殊国情,指出,俄国无论在政治制度方面或在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英国或德国还要先进;但在文化程度方面,在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生产上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由俄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俄国就不能不呈现出多种经济社会结构成分并存的局面,如宗法式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等。而在这些社会经济成分中,宗法式经济和小商品生产占有优势。而要在小生产占优势的状况下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电气化”[5]。可是,俄国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来改造小生产。因此,俄国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就必须从这种基本的国情出发,采取一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辅助办法:
——把大力发展现代生产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摆在首位
列宁认为,大工业是社会主义赖以建立的物质基础,如果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因此俄国必须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电气化的先进的工业国。列宁强调:“我们的希望就在这里,而且仅仅在这里。”[6]
——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
晚年的列宁分析了现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复杂性,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建立生长在中世纪制度、小生产、官僚主义大量存在的俄国这样的国度里,必须善于借用发达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科学成果、管理技巧来建设社会主义,这是现实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吸收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才能摆脱中世纪半亚细亚国家的沉重历史包袱,使现实社会主义真正消除前资本主义的胎痕。列宁这方面的论述是很多的,譬如:“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7]
——从农民居多数的国家和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国情出发,大力发展合作社
尽可能地考虑农民利益,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在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适应小农生产力提高的基础上,在同农民结成巩固联盟的基础上,而不能通过使小商品生产者破产的办法来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对合作社予以高度评价,指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在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取得了阶级胜利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8]
3.注意国家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保证党的团结统一
列宁这方面的思想集中体现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三篇书信与文章中,具体思想主要包括:
国家机关及其改善的问题。列宁把“改造我们原封不动的从旧时代接收过来的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作为当时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首,表现了他对保持“苏维埃政权”的高度警惕性。列宁认为改造国家机关是一个非常困难、远未解决同时又亟待解决的问题。
国家机关改革的设想。列宁建议党的代表大会从个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新的中央监察委员,同时精简工农检查院至300~400人,在改革后的基础上把中央监察委员会与工农检查院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它能够不顾情面、不慑于哪怕是总书记或其他中央委员的威信而提出质询,检查文件,使各项事务严格按规定办理,以减少中央委员会因纯粹个人因素或偶然情况造成的影响以至分裂。
改造中央委员会。一是改变规模、增加人数,从以前的十来个、二十来个人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从而使更多的人参与制定党的重大决策。二是改变成分,吸收工人共产党员和劳动农民共产党员担任中央委员,打破中央委员会由清一色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传统格局。
防止党内分裂。从防止党内分裂的危险出发,列宁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这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列宁强调:“从防止分裂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9]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全新的国家机关不是空中楼阁,必须有坚实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而对于改善国家机关来说,“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10]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列宁告诫人们,在改善国家机关问题上,要持之以恒,有步骤、坚持不懈地进行,急躁冒进是有害的。
4.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和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重视文化建设,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实现一场革命,是列宁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因为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无论是在经济建设上还是民主政治建设上,都遇到了由于文化落后而带来的一系列困难。比如,俄国国民文化水平低下主要表现在识字率低、行为粗鲁和缺乏文化修养等方面,这造成苏维埃俄国的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仅限于肤浅的口号式宣传和简单的主观想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难以在最广大的社会阶层中发挥出来。列宁还认为,实行合作化不仅需要国家在财政上的支持与帮助,还需要有一定的思想和文化条件,没有整个的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由此,列宁提出,“我们要做的事情‘仅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国居民‘文明’到能够懂得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一切好处,并参加进去。‘仅有’这一件事情而已。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11]列宁甚至认为,“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2]
实现文化革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日记摘录》中,列宁针对1920年俄国几乎70%是文盲这一统计数字感叹道:在俄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都是很差的,“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已经赢得胜利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13]在《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中又说:“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有真正的资产阶级文化也就够了,在开始的时候,我们能够抛掉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不错了。”[14]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更为深刻地指出:实现这个文化革命,“无论在纯粹文化方面(因为我们是文盲)或物质方面(因为要成为有文化的人,就要有相当发达的物质生产资料的生产,要有相当的物质基础),对于我们说来,都是异常困难的”。[15]
重视教育和教师工作。列宁晚年把教育作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文化的最重要手段。他指出,国家首先要关心的应当是要“有读书的人,有更多能阅读的人”。发展教育必须要发挥教师作用、提高教师地位。对此,列宁在《日记摘录》中批评党和政府没有关心或者远没有充分关心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应有的高度,强调指出,不做到这一点,“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16]列宁明确要求:“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17]在苏维埃国家经济状况还很困难情况下,列宁一再强调要削减其他方面的开支来保证国民教育的经费:“首先应当削减的不是教育人民委员部的经费,而是其他部门的经费,以便把削减下来的款项转用于教育人民委员部。”[18]
注重发展农村文化。列宁晚年提出,发展农村文化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大任务”[19]。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明确指出,摆在苏维埃政权“面前的两个划时代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20]。此外,列宁提出了教育农民、发展农村文化的重要方式:一是要形成城市工人团体经常下农村的制度。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的整体文化水平较高,工人群众的政治素质较好。如果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许多以帮助农村发展文化为宗旨的团体,经常下农村开展工作,则有利于农村的文化建设。可以以加强城市工人与农村雇工(农村无产阶级)之间交往为突破口,再由农村雇工的思想行为“示范效应”带动其他村民习惯的改变。二是使城市一些党支部与农村的党支部之间建立“帮扶”关系,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在工厂工人中以党的、工会的、个人的等多种形式组成许多团体,利用一切机会、一切场合,经常帮助农村发展文化,满足帮扶兄弟支部的各种文化需求。列宁特别指出,工人团体下农村,使“城市在政治、经济、道德、身体等等方面”给予农村积极影响。“这是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政治问题,对于我们的整个革命有决定的意义。”[21]
5.正确对待和处理民族问题
苏维埃俄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国内民族关系至关重要。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问题上,列宁一贯既反对压迫民族、大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也反对被压迫民族、小民族的狭隘的地方民族主义。但他强调的侧重点是反对压迫民族、大民族的大国沙文主义。1922年,在筹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过程中,格鲁吉亚共产党领导人提出不通过外高加索联邦而直接加入即将成立的苏联的要求,遭到粗暴的压制和打击,后人将此称为“格鲁吉亚事件”。同年12月30日,正当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宣告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这一天,列宁口授了《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件。在这个分三次完成的口述信件中,列宁从苏俄的国情出发,强调要极其细心地对待以前遭受民族压迫的各民族人民的民族感情,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列宁重申,苏联的成立不应是其他各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并入”俄罗斯联邦,而应是包括俄罗斯联邦在内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根据平等原则进行“联合”。因此,在成立联盟的问题上,列宁反对“自治化”,即反对使各个独立的民族共和国变成俄罗斯联邦的成员而只享有自治权。针对格鲁吉亚事件,列宁认为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他指出,那些满不在乎随便给人加上“社会民族主义”罪名的人,“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地道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22]。1923年3月5日,在进一步掌握情况的基础上,列宁当日给托洛茨基口授一封信,请他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那件事进行辩护”。次日,列宁又口授了一封信给格鲁吉亚的姆迪瓦尼、马哈拉泽等人:“尊敬的同志们:我专心致志地关注着你们的事。我对奥尔忠尼启泽的粗暴,对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感到愤慨。我正为你们准备信件和发言稿。”[23]这是列宁生前口授的最后的文字。
原理悟用
列宁一生有两大贡献,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首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飞跃;二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予以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对于第二大贡献,邓小平曾评价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4]我们今天读列宁晚年八篇著作,不仅要读懂其中的思想精华,更要联系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感悟列宁思路“好”在何处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1.科学认识社会主义
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生成了全新的理解,在《论合作社》一文中,列宁又明确谈到了十月革命以后他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大变化。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25]那么列宁所讲的“根本改变”指的是什么呢?结合上下文和列宁这一时期的其他著作,列宁所讲的“根本改变”应该包括以下几层含义:①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理的认识改变了。原来列宁局限于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西欧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绘,把社会主义社会设想为一个无商品、无货币、无市场、无竞争,而由一个中心遥控全国所有企业的高度集中的“大工厂”,实施新经济政策并取得明显成效后,列宁更倾向于把社会主义社会看成一个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利益结构复杂的“大合作社”。显然,对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俄国来说,高度集中统一的“大工厂”模式是理想化、简单化了的幻想,“合作社”设想才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现实生活。②对合作社性质和作用的认识改变了。列宁在作《论粮食税》的报告时,还认为合作社的性质是国家资本主义的,而到写作《论合作社》时则认为合作社属于社会主义性质。其判断依据是,合作社在资本主义社会是集体的资本主义组织;在政权和主要生产资料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以后,合作社的性质就相应发生了变化。所以列宁强调,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导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要是完全实现了合作化,我们也就在社会主义基地上站稳了脚跟。”[26]列宁重视发展合作社实际上抓住了小农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所在,即通过商业把农业和工业联系起来,不是靠与农民“斗”,而是靠通过合作制将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结成联盟。③对社会主义的工作重心的理解改变了。列宁在《论合作社》中谈到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根本改变时明确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27]这里列宁所指的文化是广义的文化概念,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精神文化。④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手段的认识改变了。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革命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手段,而改良只不过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阶级斗争的副产品;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改良(即改革)则上升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手段。⑤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不能变。在理解列宁“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一论断时,要注意列宁此言是有一个“政治前提”的,这就是苏维埃政权已经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在《论合作社》中,列宁在讲“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之前,已明确指出:“不进行争取国家政权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除了这一点“小小的”例外,“现在我们有理由说,对我们来说,合作社的发展也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明显突破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所形成的建立单一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等等的认识,非常珍贵,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列宁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即他所强调的“实践”标准。由于社会主义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照书本和传统观点行不通,所以列宁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多次强调一定要以实践而不是以书本作为认识社会主义的标准,“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28]“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这体现了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应当遵循的、科学的“思想路线”。
2.善于发现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的合适程度
列宁在《论合作社》中还提出了一个具有现时意义的重要思想,那就是: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现在我们发现了私人利益即私人买卖的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合适程度,发现了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而这是过去许许多多社会主义者碰到的绊脚石。”[29]他还指出,“由于不善于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走一步都吃到苦头”。
是否承认“私人利益”并实行“私人利益”同“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实际上反映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的根本区别。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苏维埃政权完全否定个人利益,强调共产主义觉悟与热情,产品的生产和分配按共产主义原则靠“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来实行,结果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进而威胁到苏维埃政权的生存。列宁后来明确表示这么做是“我们错了”。1921年后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对工业企业实行租让、租借,承认商品货币作用并大力发展商业,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交往等等。新经济政策反映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要求,即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否定个人利益,而必须承认它,并把握好“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合适程度”。
列宁的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列宁逝世之后的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又一再证明了这一原则所体现的客观规律性。搞社会主义不能不重视群众的实际利益。马克思曾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30]他和恩格斯在合著的《神圣家族》中又说:“‘思想’一旦离开了‘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31]邓小平同志针对我们党过去轻视物质利益原则的“左”的政策,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2]这是对列宁“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结合”思想原则的重要发展。社会主义者要重视这一原则,将这块“绊脚石”变成“垫脚石”,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3.注意从文化文明层面完善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在列宁最后五篇文章中,有一个经常出现的关键词,那就是“文化”或者说“文明”。列宁关于这方面的主要论述和主要思想,前面已述。这里要强调的是,列宁所论述的文化革命,多是从广泛的意义而谈的,它既包括精神方面,也包括物质方面。只有加强文化建设,实现了这样的文化革命,苏俄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这里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科学地揭示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趋势,即社会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革命、经济制度建设上,不仅仅在于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它还需要有深入人心、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新型文明,“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作已达到的成就。”[33]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真谛就是意味着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同俄国一样,中国也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对于我们当前的意识形态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于解决我们当前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进而巩固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轨道良性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4.永远保持改革探索精神
今天我们读列宁最后八篇书信和文章,最为重要的不是记忆其中的思想论述,而是要从中感悟文章背后所体现的坚定的人民群众立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感悟列宁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和改革的精神。可以说,列宁晚年面向生活实践,一切从国情实际出发,既勇于开拓新路,又勇于修正错误的认识论、方法论原则,是我们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探寻改革之路的精神动力源泉和哲学创新基础。列宁当年就预言,“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殊性”。[34]中国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进一步讲,不仅革命具有更多特殊性,革命胜利后的建设也具有更多的特殊性。正处于改革开放进程中的中国,有许多不同于当年苏维埃俄国的特殊性、复杂性、丰富性,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有不同于当年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众多特点。因此,我们学习列宁晚期的著作,不是要简单地回到列宁晚期的思想那里去,也不能简单搬用列宁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构想,而是要继承和发扬列宁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践中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那种精神和思想路线。没有这样的思想路线,没有这种敢闯、敢试的劲头,就谈不上改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大胆地闯、大胆地试”,永不停步,永不僵化,在30多年里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改革开放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包括最后八篇书信和文章的列宁晚年著作是我们确立改革新观念、新思维的重要思想发源地和生长点。领悟列宁晚年著作中的思想精髓,不断通过改革创造性地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是我们今天学习列宁最后八篇经典的意义所在。
【注释】
[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1~372页。
[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0页。
[4]《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8页。
[5]《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6]《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2页。
[7]《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0~171页。
[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5页。
[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0页。
[10]《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1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4页。
[1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1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357页。
[14]《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
[15]《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
[16]《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页。
[17]《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8页。
[18]《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页。
[1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0页。
[20]《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21]《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9页。
[2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53页。
[23]《列宁全集》第5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54页~556页。
[2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25]《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26]《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368页。
[27]《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7页。
[28]《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6页。
[29]《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2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
[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3页。
[3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33]《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9页。
[34]《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