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但它主要是根据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创立的。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就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之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含义应该如何理解?迄今为止,学术界由于所持视角不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也就不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包括三层含义:

从内容上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并在运用中给予新的理论创造和发展,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从形式上说,就是要以民族的形式来表述。即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洋教条。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人民所接受,还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赋予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适应其民族性。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

从动态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对稳定的。但是这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是凝固不变的,因为中国的实践是不断变化的。原来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新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中国共产党人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问题,就有一个不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只要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没有完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也就没有完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从总体上说是同质的。既然如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分期,就不能不采用党史的分期,即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新中国成立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29年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30多年的三个时期,简单地说为“三个30年”。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党史又有区别,对这三个时期的表述,不能简单套用党史的说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虽然采用了党史分期,但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却只有两次。这就有一个怎么将“三个30年”与“两次历史性飞跃”联结顺当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来表述“三个30年”的历史进程。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依据以上原则,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1921—1949)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中没有现成答案的特殊问题,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指导工人运动中去,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进行了发展,真正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在中国革命刚开始时,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再加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影响,“结合”在错误的路线上左右摇摆,以致第一次大革命和土地革命先后遭到失败。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曲折。

1935年的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一般原理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使中国革命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更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条条,而是用创新的精神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开辟了一条与俄国十月革命道路截然不同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还向全党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课题,率先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正是在毛泽东难得倡导和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1949—1978)

讲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就是延伸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过这段延伸,获得了两方面成果。就实践成果言,一是根据新民主主义理论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二是在过渡时期,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就理论成果言,是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丰富和发展。第二个历史决议对其作了概括。这个新概括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在总体上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包括整个29年的探索所积累的各种基础和经验教训。因为党在这个时期不仅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而且已有良好开端。这就是说,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那时算起。但遗憾的是,历史发生了大的曲折,出现了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失误,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不过,从1956年党的八大开始的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重要准备。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78—)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如何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化和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成为摆在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问题。邓小平不负众望,在毛泽东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上,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以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和历史任务,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集中全党智慧,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阐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关系,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1997年党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世纪之交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弘扬与时俱进的精神,集中全党智慧,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勇于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以及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又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卓有成效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鲜活力量。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变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这说明我国社会发展目前正处于一个关键阶段,迫切需要全面协调经济、文化、政治及社会的发展,改变以往发展模式,更多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

科学发展观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全面,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就是要坚持“五个统筹”,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保证一代一代地永续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兼顾统筹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兼顾统筹,就是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群众的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节处理好各种具体的利益关系,促进整个社会比较协调地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现阶段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成果,进一步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阶段的一系列问题,从新的层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揽国内国际大局,论述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主线,提出并全面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特别是提出并形成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核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和政治立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居于引领位置的战略目标,就是把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期盼放在首位。全面深化改革,是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措施,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强调的是人民主体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护人民、造福人民。全面从严治党,是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强党的建设的指针,其核心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让人民群众满意。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续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篇章的最新理论成果。

【注释】

[1]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9页。

[2]《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1514页。

[3]同上书,第14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