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把社会主义当作了直接奋斗的目标,想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同时,也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因此,党的一大没有提出民主革命的纲领。然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同样是中国人民应该反对的敌人,这一点也是应该肯定的。这一认识,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纲领,是有帮助的。
党的一大后,随着革命实践领域的不断拓宽,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意“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以便“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3]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为进行这种有益探索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逐步恢复起来的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特别是通过1921年11月美国发起召开的九国华盛顿会议,使中国重又恢复到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宰割的局面。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扩大在华势力范围,各自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扶植军阀势力,致使中国国内军阀战争连续不断,逐步升级,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危机,从而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特征进一步显露出来。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人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以及确定当前阶段的革命任务提供了客观依据。同时,党在一大后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从1922年在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帝国主义勾结军阀政府对工人运动进行的破坏和镇压行动,使党和人民更加清楚地看到,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是中国人民的凶恶敌人。因此,在1922年5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宣言中,明确宣布: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结合全国的农人,至于小资产阶级暂时联络,共同向着那些敌人奋斗”。
1922年1月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带回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有关论述,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认识中国革命性质提供了理论依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指出,十月革命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已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援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这些国家应该先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和中世纪剥削制度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在这个革命中,无产阶级应当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但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个革命可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帮助下,实现非资本主义前途。列宁所提出的理论,直接启迪和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认识的不断深化。
这样,在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的基础上,在共产国际和列宁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很短的时期内便完成了认识上的转变。这个变化首先出现在青年团的文件和刊物上。1922年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的发刊词指出,中国还是“封建社会的状态”,“国内武人军阀横行,没有一丝民主的气味”。[4]4月,《关于中国少年运动的纲要》指出,中国革命要“分成两段程途”。[5]5月,共青团一大通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最后目的,现实的方针应该是“铲除武人政治和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压迫。”[6]6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了《对于时局的主张》,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7]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的基础上,于1922年7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通过进一步分析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历史和当前的现状,正确指出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会认为,中国已在事实上变成帝国主义“共同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8]。大会还认为,中国现在“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面,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之下”[9]。因此,目前“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10]在这一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大会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其内容主要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11]
第二,大会还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作了初步的分析。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正在不断成长,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势力”,而且“由于工人们处在中外资本家的极端压迫之下,革命运动是发展无已的”,“将会变成推倒在中国的世界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领袖军”;[12]中国农民生活在贫困和痛苦的环境中,这种经济地位使之具有极大的革命性,因此“中国三万万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大量的贫苦农民能和工人握手革命,那时可以保证革命的成功”;手工业者、小店主、小房主这些大量的小资产阶级群众,日趋贫困和破产,“也势必痛恨那拿痛苦给他们受的世界资本主义,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13]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旺起来的“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压迫,不能“自由发展和自由竞争而达到独立的地位”,他们“为要免除经济上的压迫起见。一定要起来与世界资本帝国主义奋斗”。[14]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和认识还十分粗浅,但是,上述分析实际上已初步确认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是民主革命的动力,而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将会成为“领袖军”,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大会做出了关于建立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
第三,大会还初步认识到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的问题。二大改变了一大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的错误做法,把性质不同的两种革命明确地区别开来,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规划,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这两步革命怎样联系起来呢?二大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无产阶级去帮助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无产阶级不过得着一些自由与权利,还是不能完全解放。而且民主主义成功,幼稚的资产阶级便会迅速发展,与无产阶级处于对抗地位”。因此无产阶级便须实行第二步革命,即对付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另一种可能性是:“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强固,这第二步奋斗是能跟着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即刻成功的。”这两种可能性的区别在于,在两步革命中间是否出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二大虽然强调要“养成无产阶级真实力量”[15],“训练自己的组织力和战斗力”[16],争取无产阶级成为“革命领袖军。”“预备与贫农联合组织苏维埃,达到完全解放的目的”[17],即争取实现第二种可能性。但同时提出两种可能性,表明了两步革命的联系还未真正解决。而且,提第一种可能性,就为“二次革命论”的提出留下了空隙。
中国共产党制定的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具体实际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最初表现。它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因而成为指引中国人民正确斗争方向的一面旗帜。
二大虽然提出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但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实现这一纲领,特别是对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还存在模糊认识。二大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出发,把民主革命看成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因而把无产阶级只放到“援助”“扶助”民主革命的地位。由于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虽然强调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独立性问题,但不懂得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必须占据领导地位,认为工人阶级只有在力量继续发展后才能担当领导重任,而没有认识到在现实革命斗争中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在对资产阶级的认识上,只看到了民主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而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不彻底性和妥协性,更没有认识到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必然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认识到中国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成功,更没有认识到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重要性。与此相联系,二大也就没有能够解决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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