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

1925年5月,在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并迅速席卷全国,形成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大风暴。在这场斗争中,各个阶级做了充分的表演。工人阶级表现了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成为五卅运动的领导和中坚;大资产阶级暴露了其叛变民族利益的买办属性;民族资产阶级既表现出其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性的一面,又表现出政治上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小资产阶级则表现了犹豫怯懦的特征。所有这些,为我们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进一步认识它们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人,在五卅运动中和五卅运动后,从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从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从而深化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认识。

邓中夏在1925年5月发表的《劳动复兴期中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无产阶级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政权以及要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思想。瞿秋白在《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会议与五卅运动》等文章中,进一步发展了四大在革命领导权上的正确认识,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思想。李大钊在《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提出的“耕地农有”的思想,是对四大关于农民问题的重大补充和发展。周恩来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第三次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在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中,论证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蔡和森在《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革命法宝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四大认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初步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工农运动的不断发展,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更加激化。孙中山逝世后,不仅国民党老右派公开打出反共旗帜,而且新右派也积极活动起来。1925年5月至7月,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喉舌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等小册子,鼓吹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反对国共合作。其目的是同中国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企图把革命引向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轨道。同时,以曾琦、李璜、左舜生为头子的国家主义派也跟在戴季陶后面,明目张胆地进行反共宣传。他们否认近代中国有阶级存在,反对阶级斗争,鼓吹全民革命、全民政治。他们疯狂叫嚷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咒骂马克思主义是“洪水猛兽”。反对国共合作,提出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合作,共同反共。由于戴季陶主义打着捍卫三民主义的旗号,国家主义派盗用了国家、民族等冠冕堂皇的字眼,具有相当大的欺骗性。因而,当这些反动主张一出现,毛泽东、瞿秋白、恽代英、肖楚女等纷纷撰文,对其进行了坚决地批判和斗争。在批判中,进一步阐发了有关中国革命的理论。

为了给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以正确的指导,从理论上回击国民党右派和国家主义派的攻击,毛泽东于1925年11月至1926年3月,先后发表了《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填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党右派分离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等文章。根据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从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两个方面分析了具有很大特色的中国社会各阶级,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党对民主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者、前途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些文章不但集中了党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意见,而且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独到的见解。

毛泽东首先论述了分清敌我友的重要性,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33]把分清敌友问题提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来认识,并把正确分析各阶级和制定党的路线联系起来,以便正确地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发展了四大把中国资产阶级分成两部分的正确思想,更加明确地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和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毛泽东指出,大资产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34]。所以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一样,“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35],是民族革命运动中之死敌。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是具有两面性的阶级,对待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36]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37]。他们既要举起左手“打倒帝国主义”,又要举起右手“打倒共产党”。毛泽东不仅揭示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根本特点,而且还结合时代条件,说明在革命和反革命两大势力作最后斗争的局面下,具有两面性的中产阶级必然动摇于二者之间,没有独立的余地。毛泽东的分析实际上彻底地否定了民族资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能力,从而也就说明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已经历史地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肩上。

为了使我们党能正确处理好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提醒全党:“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38]毛泽东虽然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同盟军看待,但是并没有把它当成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无论从政治、经济,还是人数上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他们时刻梦想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所以,我们要时时提防他们。在这里,毛泽东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必要性。

毛泽东在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没有领导中国革命的能力之后,又分析了无产阶级,论述了无产阶级有能力担负起领导责任。毛泽东没有受共产国际对中国工人阶级力量估计不足的消极影响,也不是从一般的原理出发去复述无产阶级的一般优点,而是紧紧抓住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特点,令人信服地论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特殊优点。他指出,中国工人阶级有“很大一个数量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因此,中国产业工人不仅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而发展,而且伴随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经营的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他比民族资产阶级社会基础要广大些;而且他们特别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集中;经济地位特别地下,不仅受本国资产阶级剥削,而且受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和封建军阀“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特别能战斗”。通过上述分析,毛泽东明确指出,虽然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但却“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通过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析,使我党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深化,从而解决了四大没有解决的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理论问题。

毛泽东不仅分析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而且还对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中各个阶层进行了剖析。毛泽东分析了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分子、小商人等小资产阶级,以及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小店员、小贩等半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得出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可靠同盟军的正确结论。他特别指出:“绝大多数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39]从而解决了只占全国人口少数的产业无产阶级到哪里寻找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问题,特别是解决了四大没有解决的无产阶级应当同农民中哪些阶级阶层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问题。

毛泽东在全面分析了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后,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刻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40]

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毛泽东通过分析时代条件以及国际、国内环境,首先指出: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资产阶级一阶级的革命,其对象是国内的封建贵族,其目的是建设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后者是几个阶级合作的革命,革命对象是国际帝国主义,其目的是建设一个革命民众合作统治的国家。其次指出:国内目前的革命和辛亥革命“性质也不相同”。革命的目标由简单地排满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并且“工农阶级形成了一个社会势力,已经有了共产党;在国际又突现了一个无产阶级国家的苏俄和一个被压迫阶级革命联合的第三国际,做了中国革命有力的后援”^[41]。在这种情况下,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还企图实现自己一阶级的统治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前途只能是“实现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中产阶级的左翼的联合统治,即革命民众的统治”^[42]。这样毛泽东就完全否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资本主义前途,比四大两种可能性的提法大大前进了。

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虽然还没有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但他已对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有了相当的认识,并且明确地指出了革命的任务、对象、动力、领导者和前途,初步形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即中国民主革命应以无产阶级为领导,团结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翼),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与压迫,建立无产阶级与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实现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这个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又一重大成果,是毛泽东思想萌芽的主要标志。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还处在探索过程中,所以,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中国共产党这时已经明确认识到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并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问题,但是对于如何争取和实现领导权,特别是如何防止资产阶级的篡权活动,还缺乏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没有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特别是没有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农民问题的中心内容;在武装斗争问题上,当时没有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因而缺少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支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人所初步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没有成为全党的共识,更没有被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央领导机关所接受,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