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由于各个国家的国情和条件不同,实现暴力革命的具体斗争形式和途径也各不相同。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走了一条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即在一个较长的和平时期内主要在城市进行合法的、不流血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争取工人群众,积蓄革命力量;待全国革命形势成熟后,再举行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先占领城市,再将革命推向农村,这是国际共运史上欧洲各国共产党曾经走过,并被俄国十月革命证明是正确的道路。“城市中心论”是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的国情不同于欧洲,中国共产党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条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中遇到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大革命失败后,反革命力量暂时超过有组织的革命力量,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和剥削人民群众。他们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起反革命军事专政,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中国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激烈。
中国共产党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们吸取第一次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高举起武装起义的大旗。1927年8月1日举行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从1927年8月到1928年6月。在党中央统一部署下,相继在中国中部、南部、东部、北部和西北部12个省130余县,各地党组织领导工人、农民和部分国民革命军,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不同规模的武装起义,开始走上独立领导武装革命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在开始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都毫无例外地遵循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欧洲革命模式。在当时,无产阶级革命从城市开始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唯一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党的领导机关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党的许多领导人,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初期,都把着眼点放在夺取大城市上,“偏重在夺取城市的政权”[1]。毛泽东和湖南省委在1927年9月领导的湖南秋收起义,起初也是要以夺取省会长沙为主要目标。但在进攻长沙失利后,毛泽东即已开始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军事上不容孤注一掷;无论南昌起义还是秋收起义,均无法在城市立足;群众性的武装暴动虽然蓬勃一时,一旦敌人反攻,便惨遭镇压。他果断放弃了进攻长沙的计划,率领起义部队转向罗霄山脉中端,“上山”割据。毛泽东拒绝了中共中央和各省委要求农民割据环绕大城市或建立在政治、军事、交通要道的主张,选择了敌人统治薄弱、远离中心城市的农村边界山区——井冈山地区建立起革命的大本营。实践证明,那些环绕大城市的农民割据,最终都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几经挫折,却硕果犹存,而且发挥出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成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光辉典范。
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武装起义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党中央和各根据地都在总结经验教训,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并创造了一些新经验。
1927年11月7日出版的《中央通训》第八期刊载的《湖北省委工作计划决议案》中提到:“在(有)力可以攻城或可以占据数县的地方,省委应当坚决地领导这许多农民攻城或占据某几县为农村革命根据地,……暴动创造一独立割据的局面。”1927年11月底,江西省委提出:“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2],并提出要在发展游击战争中造成一割据局面。
虽然“左”倾盲动主义从1927年11月开始统治了中央,但在这个时期,党中央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还是提出了一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有益思想。1927年12月10日,瞿秋白发表了《武装暴动的问题》一文,其主体思想是“左”的,但其中也提出了一些正确思想。他分析了中国社会特点,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武装斗争中“自然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斗争策略,便是游击战争”。而且中国革命在农村开展的游击战争“必须进行革命地域的建立”和“发动群众自觉的斗争”,使农民起来“得到政权和土地”。如果不注意“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那么,这种斗争也是不能胜利”。
1927年12月21日,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给朱德的信,要求朱德和毛泽东“应确定联络,共同计划一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这在现实的湖南敌人势力空虚时,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
1927年12月28日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给中央的信中,提到继续暴动的策略时说:“先从农运较有基础的地方发动暴动,造成一县或数县割据的局面,形成包围广州的形势。”这一思想得到当时中央的首肯。1928年6月4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信中提到,广州暴动我们得到的教训之一,就是“认识了在全省暴动之先必须要有几个重要的中心区域的割据而向全省的中心区域作包围的发展,如此全省总暴动才有胜利的可能”。这封信不仅指出在农村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而且还对如何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提出了具体意见。虽然还是以城市为中心,但是已经开始把城市斗争和农村割据结合起来考虑,出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一省政权的概念。所有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毛泽东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理论,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有益思想。
1928年6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正确分析了中国革命性质,指出“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大会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形势,认为“现时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4]。同时,又指出革命高潮到来也是不可避免的;大会根据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形势,提出党在当前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和革命团体,准备武装起义。大会还明确提出了建立红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分配土地的任务。大会指出:“建立工农红军,在现时游击战争发动的区域,……应当是党在农民运动中所应特别注意的中心问题。”[5]“发展苏维埃底根据地,夺取新的区域,巩固新的区域,这种区域是要成为更大发展底基础的。”[6]红军和根据地可以成为“决定新高潮的一种主要动力之一”[7]。六大肯定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但是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由于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精神的错误指导,六大仍然强调了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
六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进行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1927年冬到1928年春天前后,处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非常残酷,广东海陆丰、湘东、湘南、黄安等地红色政权先后被占优势的敌军摧残。1928年3月和8月,当井冈山红军主力两次被“左”倾冒险主义者强迫调往湘南期间,井冈山红色政权也两次遭到挫折。
在白色政权的包围和优势敌军的不断围剿的困难形势下,在井冈山根据地中有些人思想上发生了动摇,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对这个问题的答复,是关系到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了从理论上阐明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解除人们的思想顾虑,1928年5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1928年10月,在他为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起草的以《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为中心内容的决议和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进一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从理论上科学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他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8]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地方的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村有很大的独立性,可以不完全依赖城市,这样就为无产阶级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实行武装斗争提供了物质条件;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各派新旧军阀之间的长期分裂和战争,削弱了它们协同一致地镇压革命的力量,使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和坚持下来。第二,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方,主要是在那些受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影响,曾经有过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的地方。第三,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各种矛盾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激化,全国革命形势将不断向前发展。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基础,“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更不能造成长期的和日益发展的割据局面”[9]。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不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又作了补充,除了以上提到的主要条件外,还有包括有便利于作战的地势以及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
毛泽东在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他指出,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方式、以土地革命为主要内容、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三者密切结合的总概念。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革命的武装斗争,就不能进行有效的土地革命,也不能建立和发展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充分地发动农民,红军战争就得不到广大群众支持,根据地也就不能巩固和发展。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阵地,不建设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没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也无法保持。三者的结合,就构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从实践上开辟了中国式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没有能够解决党的工作重点放在农村以及小块红色政权与夺取全国胜利的关系问题,因而还没有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但时,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提出,表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战争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了,开始向当时所坚持的“城市中心论”的错误主张提出挑战,为走向以乡村为中心奠定了基础。
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初,各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根据地的坚持和发展,以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检验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红色政权理论是符合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真理。同时,各根据地发展的大好形势,也使毛泽东提高了对工农武装割据在中国革命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开拓了视野,促使他把各个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同夺取全国革命政权的胜利联系起来,加深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1930年1月,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长信,即《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批评了那种不愿经过艰苦工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错误倾向,深刻地指出: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产生的独特的事物,“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的必然结果;并且无疑义地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10]。这充分证明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的工农武装割据是完全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1]。这样,毛泽东就深刻地阐明了建立和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实际上摒弃了“城市中心论”,确立了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并且把建立局部的红色政权与取得全国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了。所以,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篇文章中虽然还没有把中国革命道路概括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但这个思想是十分明确的,因此它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基本形成。后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敌我力量对比等方面,进一步论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性,从而使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论更加完善起来。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的极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的新发展。这一理论的创立,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形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