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雄厚广大,而产业无产阶级人数很少的国家,中国共产党要壮大发展自己的组织,就不能不从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中吸收先进分子入党。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们受着封建势力残酷剥削和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由于农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里边来,不但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占了绝大多数,而且也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情绪带到党内来。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这是国际共运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艰巨任务。
大革命失败后,城市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虽然中共中央还是坚持“城市中心论”,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实际工作中开始把工作重心逐步由城市转到了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开始了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使农村党组织得到了很大发展。随着农民大量加入,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也随之而来。党如果不及时地纠正这些错误,对其进行思想改造,势必要影响到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
当时党中央对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必要性已有所认识。党的六大政治决议案提出了“党应当日益加紧反对一切小资产阶级式的思想来影响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的任务”。六大以后,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周恩来在《坚决肃清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中强调指出:“要加强无产阶级的基础,同时要继续改造党的组织,尤其要坚决地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意识。”[12]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又指出:“要以正确路线纠正非无产阶级意识”,“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工作”。
虽然当时党已提出反对非无产阶级思想问题,但由于受教条主义的束缚以及“城市中心论”的影响,党中央却想通过加强城市领导作用和大力发展产业支部和工人党员,特别是加强党的领导机关的工人成分,来防止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不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是照搬苏联共产党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建党经验,过分强调党员的工人成分,甚至提出要在没有产业工人或产业工人很少的农村根据地,突击征收优秀工人入党,企图以此摆脱和避开汪洋大海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种不切实际的形而上学的做法,必然要影响到党在农村的发展。
毛泽东等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党的性质不仅仅决定于党员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决定于党的指导思想和纲领。面对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现状,对于怎样根据中国特点进行党的建设,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毛泽东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工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泽东就对农村根据地建党经验作了初步总结。他针对党内农民成分占大多数的状况,特别强调了党的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问题,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3]对于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大量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以极大的毅力进行了勇敢的斗争和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在1929年12月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根据大量的调查材料和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亲自起草了古田会议决议,着重总结了红四军党的建设经验,解决了党和军队建设的一些原则问题。
第一,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原则,强调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红四军中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思想的社会根源以及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他指出:“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14],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存在,“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3〕。为此,他提出要积极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加强党内思想政治教育。
如何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呢?决议指出,加强党内教育,主要是对党员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正确路线的教育,使党员不仅从理论上,也能从实践上划清与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决议》对各种错误思想都列举了具体表现,具体地分析了它的来源,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形式多样的党内教育方法。这样,毛泽东不仅论述了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论述了思想建设的内容、途径和方法,从而奠定了党的思想建设的基础。
第二,阐述了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和措施。在着重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这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决议》指出:“红军党的组织问题,现在到了非常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党员的质量之差和组织之松懈,影响到红军的领导与政策之执行”。提出“要努力去改造党的组织”,以使其“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15]。
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明确提出并强调必须贯彻“党的组织路线”。其首要内容是“党员发展的路线”,要求注重在战斗第一线发展党员,并严格入党条件和入党手续。第二个内容是搞好红军中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强调“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16]。
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要求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决议》针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强调“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17]。即实行有领导的、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导下的民主生活。为此,要正确处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路线,建立党的领导中枢;同时,领导机关要了解下情,以其作为正确指导的客观基础。为此要把党的决议交给党员群众进行讨论,以求彻底了解决议的意义,并决定执行的方法。为此,必须“严格的执行纪律,废止对纪律的敷衍现象”[18],特别强调必须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纪律,党员要在党的会议上充分发表意见,但“少数人在自己的意见被否决之后,必须拥护多数人所通过的决议……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19]。
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决议》还对党的组织生活会作了明确规定,要求定期召开支部大会和小组会,“会议要政治化、实际化”。真正解决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并提倡“反映无产阶级之积极活波的爽快的精神”的会风,使会议“真正实现了教育的意义”[20]。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所提出的组织建设的路线、原则和措施,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理论基础。
第三,初步论述了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问题。古田会议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党的作风这个科学概念,但却提出了“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生活都能政治化、科学化”的问题,制定了端正党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三条重要措施。一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做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21]”二是要“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避免“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22]。三是要开展正确的党内批评,要把党内批评当做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23],“不应当利用批评去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24]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实际,初步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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