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条件

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虽然也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但没有搞清楚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步骤、道路等一系列问题,还没有形成切合中国实际的系统的成熟的革命理论。这些理论问题之所以没有搞清楚,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还很短,没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的积累,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思想能够得到充分展开而达到成熟,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主要在于具备了下列条件。

一是我们党拥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这是中国共产党达到成熟的客观条件。从党的成立到抗日战争胜利,我们党有了24年的斗争历史,并且经历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土地革命战争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历程,使中国民主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展示,这就为我们党认识这些特点和规律提供了有利条件。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才认识了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过去那么多年的革命工作,是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中央的任何一位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规律在开始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相信,没有那么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中国共产党正是从两次胜利和失败的对比中走向成熟的。

二是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逐渐地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性,开始独立自主地决定党内事务。遵义会议之前,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加之处于幼年时期,对共产国际有很大的依赖性。我们每次开会,共产国际都要派人参加,而且还要作指示。而共产国际远离中国,并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其指示往往偏离中国的国情,而中国共产党还必须执行,这样就容易出问题。遵义会议时,这种情况开始改变。由于在长征途中,和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电码丢失了,双方中断了电讯联系,再加上共产国际代表李德在军事上犯了错误,无法发号施令,这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没有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此后不久,1935年7月,共产国际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共产国际的工作方式和领导方法,提出今后一般不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事宜,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国情,制定正确的政策提供了有利条件。

三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这是中国共产党达到成熟的组织条件。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王明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回国,不仅提出了一条片面抗战路线,而且还与毛泽东争夺领导权。由于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有一段时期,甚至造成毛泽东很孤立。1937年12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甚至成了少数派。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受中央委托到了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了党的政策,取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之后,任弼时接替王稼祥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回国,带回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并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传达。指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政治路线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正确领导。在此基础上,六届六中全会克服了王明的新投降主义,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真正巩固下来。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巩固,为他综观全局,站在更高的层次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提供了有利条件。

四是中国共产党有了较稳固的革命根据地,形成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浓厚风气,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巩固和扩大了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又开辟和形成了许多大块的根据地,为全党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系统总结党内斗争经验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延安时期,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党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工作,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创立了一大批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机构和刊物,为广大干部群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供了条件。

五是开展了整风运动,运动后期又组织高级干部开展了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运动。延安时期开展的整风运动,中心内容是反对教条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思想武装全党,使全党在世界观和作风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通过整风,使全党树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自觉性和能力。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召开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和系统总结历史经验,使大家认识到:中国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行,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也不行。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随着革命实践的巨大发展和对历史经验与新鲜经验的不断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充分认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并把中国革命实践中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概况,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标志着他由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跨越到建构哲学理论体系,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代表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著作的发表,说明他的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业已成熟。抗日战争时期的两国三方的错综复杂关系和扑朔迷离的统一战线内外形势,使他充分展现了善于纵横捭阖的卓越才智。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述中,通过对各个阶级、各种政治力量的动态形势的精邃分析,以及党的一整套政策和策略的精辟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发展了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他深刻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精辟分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背景和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目的、前途等根本问题,基本建构起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风文献,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等方面的丰富经验,作了高度的理论升华,极大地丰富了党的建设理论。这些著作充分表明,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形态,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

在指导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和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正确性逐渐为全党所认识。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思想被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