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理论的成熟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失败后,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跟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跑入反革命营垒,在如何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问题上,党内存在两种不同意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全国的工农贫民一样,仍然在反革命统治之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的过程中,实行了一些争取中小商人、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正确政策,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重新回到统一战线中来奠定了基础。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却无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中间派当成最危险的敌人,实行“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过“左”政策。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摆在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由于当时党内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导,以及党中央和工农红军所处的困难环境,使这个问题未能得到解决。长征胜利结束后,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和总政策。经过不懈的努力,在全面抗战能爆发后,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完整的统一战线理论和一系列策略方针。

(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

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鉴于德、意、日法西斯势力在国际上形成对和平、民主进步事业的严重威胁,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至8月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纠正了过去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规定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

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进一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改变政治策略,以推动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实现党对抗日民族运动的领导。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刻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议精神,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毛泽东首先论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给一切阶级和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是要求坚决抗日的,他们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的基本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的特点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因此,在殖民地化威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中间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其右翼也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还分析了地主、买办阶级,指出,地主、买办阶级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但是这个反动营垒并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中国的各个地主买办集团依附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形势下,也可能发生分化。要利用敌人营垒中一切矛盾,用以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这样,毛泽东就发展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部分的分析,不但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指出中国大资产阶级中一部分,即不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那一部分,也有可能成为反日同盟者。

毛泽东不仅指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而且论证了其必要性。在当前阶段,革命力量虽然比以前强大了,但中国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还暂时大于革命力量;同时,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持久性,所以,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必须招收广大的人马,聚集雄厚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统一战线中要注意反对左右两种倾向。他指出,关门主义倾向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但是,在着重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同时,要预防右倾机会主义复活的危险,加强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报告还制定了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如指出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代替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规定了相应的政策。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系统地提出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奠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成,不仅包括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而且还包括了以蒋介石为首的亲英美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些不同的个人,不同的团体,不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不同的武装部队,他们参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们不同的动机和立场。特别是掌握着全国政权和军队的蒋介石集团,虽然被迫加入了统一战线,但并未改变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时刻要限制、压制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甚至假手日本侵略者来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没有国共两党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又没有国共两党共同商定的抗日救国纲领,只是就某些重大问题由两党临时协商,而国民党坚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片面抗战路线,企图垄断对全国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从不给各抗日党派以平等地位。由此决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国共两党争夺领导权的不可避免性和斗争的复杂性。

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特点,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统一战线政策的同时,提出了独立自主原则,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严格保持自己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以此来实现无产阶级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抗战爆发后不久,党的洛川会议科学地分析了抗战开始后的形势,进一步肯定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针对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和对共产党斗争策略的转变,以及许多共产党员缺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增加和党内存在右倾投降主义倾向的情况,毛泽东在1937年11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指出,卢沟桥事变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的任务。重申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和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他指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23]

1937年11月王明从共产国际回国后,把党内右倾思想引导发展成为右倾投降主义。他们反对独立自主原则,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完全放弃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王明这种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错误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在斗争中进一步说明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毛泽东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统一战线本身就是统一性和独立性的辩证统一。首先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同时,也应该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因此,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由于国民党是当权的党,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国民党不给各党派以平等权利,因此我们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如果你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那就是要一切经过国民党,经过蒋介石,这样只能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其次,毛泽东阐述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由于中日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是次要矛盾,因此,必须使阶级斗争服从于抗日的民族斗争,各个阶级、各个党派要团结对敌。然而决不能抹杀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因此必须保存各阶级、各党派的相对的自由权。但必要的阶级斗争以有利于坚持统一战线而不破裂统一战线为原则。这样,“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另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24]这样,就把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因此,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原则。

再次,毛泽东论述了各党派间的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是消极的。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是积极的,使各抗日党派和阶级的力量都得到巩固和扩大,这才有利于抗战。如果采取消极的让步,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就是投降主义,是必需反对的。

毛泽东还指出,坚持独立自主的目的。一方面是要保持自己已取得的阵地。“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25]

毛泽东在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阐述,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既注意了统一性,以便团结对敌;又注意了区别性,以免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同化,更好地发展和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并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这样,就把党怎样实现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具体化了。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变化,蒋介石集团的政策重点由对外转向对内,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这种新形势下,毛泽东总结了我党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经验,发表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章,进一步完善了统一战线策略总方针。

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26]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就是放手发展和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大力发展民众运动;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扩大争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这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力量,也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力量。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他们在中国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我们对中间势力的争取,不但同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区别,而且对于各部分中间势力也有区别。“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当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27]争取中间派任务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第一,我们有充足的力量;第二,尊重他们的利益;第三,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进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是不易争取的。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势力。他们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抗日派,我们对其抗日的方面是加以“联合”的政策,对其反共方面是加以孤立的政策。这就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或革命的两手政策。我们同顽固派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内战的发生。

在同顽固派斗争中必须坚持以下原则:第一,自卫原则。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政策,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要利用顽固派的矛盾,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休战原则。打退顽固派进攻后,要“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双方休战。并且我们要主动和对方讲团结,决不可无止境斗下去,这就叫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指出:“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打内战。”^[28]

上述理论的提出,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统一战线的经验和理论已经成熟。它不但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保证了党在日本投降后能够顺利地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