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战争理论的全面形成

中国革命战争是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弱小的革命力量要战胜强大的敌人,就不能不特别讲究战争的战略战术。

从1927年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开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积极努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并在多次打破敌人“围剿”的战争实践中,形成了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在抗日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战略战术原则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最终形成具有完备理论形态和鲜明中国特色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科学。

(一)人民战争思想

对于人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曾有所论述,列宁则提出了“全民武装”的口号。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运用到战争领域,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战争理论。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发展了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关于动员群众,依靠群众进行战争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人民战争思想。1937年7月,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中指出:“民族战争而不依靠人民大众,毫无疑义将不能取得胜利。”^[29]同年8月,他在《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文中,提出了全面抗战或全民族抗战的方针。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强调了人民战争对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性,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30]他还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31]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对人民战争思想作了全面深刻的阐述。他说:“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32]人民战争是克敌制胜的唯一有效法宝。只有实行人民战争,才能在政治上使敌人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军事上迫使敌人处处遭受抵抗和打击,分散和消耗兵力,降低士气,便于人民军队集中兵力,加以歼灭;在经济上造成敌人物质供应上的极大困难,而人民军队却可因此弥补武器装备的不足的缺陷,克服战争中的各种困难,争取战争的胜利。

如何进行人民战争呢?

首先,要注意人民战争的战略基地建设,即根据地建设。毛泽东指出: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争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33]。建立了巩固的根据地,革命武装就有了备战和训练的基地;就有了休养生息的环境;就有了好的战场;就有了提供必要的人力、财力,以利坚持长期战争的后方;就能有效地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有了根据地,才能形成广泛持久的人民战争。

其次,必须广泛发动群众,向广大人民群众讲清进行战争的目的、方法、步骤和意义,进行全民总动员。动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武装人民群众配合军队作战,组织人民群众努力发展生产,积极支援前线。

进行人民战争需要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兵团与游击队、民兵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利用各种正确的组织形式,形成全民皆兵,全民武装的局面。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不仅使各种武装力量形成一个整体,而且任务各有侧重,以不同形式开展军事斗争,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各种武装力量的作用,形成对敌斗争的总体威力。同时,还要实行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把广大人民群众分别组织在工会、农会、青年、妇女和儿童等群众团体中来,积极从事生产和各种作战勤务。

第三,武装斗争必须和其他各条战线斗争相结合。战争不仅是武装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较量。“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胜利。”^[34]为此,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分别制定了党在日本占领区和国统区采取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的策略,在敌占区开展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在国统区动员各界群众开展争取民主、改善民生的斗争,推动国民党抗日。同时,制定了解放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以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需要。

(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哲学原理和军事理论,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进行总结和概括,逐步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

1.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时期,也是党彻底认识军队重要性的时期。但是对于斗争应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战略,当时认识并不统一。一些人无视敌强我弱和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的客观形势,机械地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武装起义后一刻也不应该停止进攻的理论,并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军事上只承认进攻,不承认防御,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惨重的损失。毛泽东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在领导秋收起义受挫后,率部进入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开始了战略防御作战的实践,并在反对敌人“围剿”的斗争中,形成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1936年12月,毛泽东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第一,中国是经历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这四个特点的相互联系和制约,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路线及其战术原则。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敌人,即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在战略全局上敌人是进攻的,我军是防御的。在战略防御中要反对消极防御,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他说:“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独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35]

为了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第一,正确地规定战略方向。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第二,灵活运用运动战、阵地战等相结合的作战形式。基本上实行运动战的作战形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走”是手段,“打”是目的。但也不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战略防御时,我们钳制方面某些支点的固守,战略进攻时遇着孤立无援之敌,都应用阵地战去对付。第三,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36],反对击溃战,只有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根据地。要打歼灭战,就要集中优势兵力,以十当一,“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37]。第四,实行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同时并重的原则。这是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指导的重要方针,是积极防御思想的主要体现,不仅适用于国内革命战争,也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

毛泽东提出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军事理论上是一个创造,他把古今中外一切战争中攻和防两种基本作战方式辩证地统一起来,把战略上的防御同战役战斗的进攻结合起来,做到攻防结合,防中有攻,攻是为了防,防是为了转入攻。而“一般军事家对进攻问题永远看作只是进攻问题,看不见其中别的因素;对防御问题永远看作只是防御问题,同样看不见其中包括别的因素。而进攻和防御这两个基本战争的基本方式,落在毛泽东手上,便发现新的内容和新的角度”^[38]。

2.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早在1936年7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形势,指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39]。在1937年8月洛川会议上,党中央根据中日民族矛盾的客观情况和抗战爆发后国际国内条件,明确提出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思想,为全党确定了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全国人民指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方向。但是,当时许多人对于什么是持久战,怎样坚持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等问题并不清楚,国民党创造的“速胜论”“亡国论”在人民群众中影响还很大。为了澄清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论持久战》,从理论上对抗日战争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毛泽东首先论证了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这个根本问题。他指出: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于中日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40]。他对这个基本根据加以具体的分解,指出了战争双方存在着完全相反的基本特点:第一,敌强我弱;第二,敌退步我进步;第三,敌小我大;第四,敌寡助我多助。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41],“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42]。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毛泽东还彻底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速胜论”者忽视了敌强我弱的事实,夸大了中国的其他长处,或则只看到一时一地敌我力量对比的有利情况,而忽略了总体上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以及国际上有利条件还没有组织起来,相当大的部分还是潜在的等情况。而“亡国论”者则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个特点,而没有看到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的三个因素。看不到敌虽强,但其强已为其不利因素所减杀;我虽弱,但我之弱则为有利因素所补充这个情况。由于“亡国论”片面强调亡国的这种可能性,其结果只能把抗战引向失败。这样通过对“速胜论”和“亡国论”的批判,澄清了人们思想认识上混乱,使人们进一步掌握了持久战这一战略方针。

毛泽东通过对中日双方四个特点在战争中的发展变化进行的分析,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战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在持久战这个总的的战略方针下,毛泽东规定了具体的战略方针。即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实行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是战略的反攻战。而在作战形式上,从全国来看,抗日战争应以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三个战略阶段中,作战形式呈现如下变化: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游击战上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上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反映了抗日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中国的抗战事业指明了达到胜利的具体道路。

3.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关于游击战,马克思和恩格斯曾作过高度评价,列宁还写过《游击战争》的专著,称它是革命战争初起时不可避免的一种斗争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与朱德一起总结了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执行了及其灵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随后又发展为运动战,使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抗日战争前夕,中共中央预见到游击战争将“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卖国贼”,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8月党的洛川会议上,确定了人民军队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决定实行由运动战的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转变。然而,抗战初期,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并没有被所有的人接受。国民党方面的责难和攻击自不待言,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一些人,轻视和否定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把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上。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对于由运动战向游击战争这一战略转变表示不理解。为了纠正党内外轻视游击战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于1938年5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指出,中国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时代,因而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日本占领中国地方甚广和兵力不足的现象,留下很多空虚,给了游击战一个广阔的活动场所,使其主要地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内线作战,而是可以长期开展外线单独作战;由于中国的进步,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参战,使抗日游击战争不是小规模,而是大规模的,就产生了一整套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等问题。由于战争的长期性带来的残酷性,规定了游击战必须建立根据地和向运动战发展等问题。这样“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43]。从一般战争看,游击战争是辅助的,但在抗日战争的特殊条件下,游击战争是坚持持久战和转变战争局势的的重要环节,具有伟大的战略作用。

毛泽东还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必须坚持的正确的战略方针。第一,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二,和正规战争相配合;第三,建立根据地;第四,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第五,向运动战发展;第六,正确的指挥关系。只有认真执行这六项具体方针,才能使抗日游击战争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并掌握了适合中国情况的战争规律,提出了持久战的理论和抗日游击战争的理论,这是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在抗日民族战争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