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党,并能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加强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而且加强了党的作风建设,从而形成了首先从思想上进行党的建设,同时在组织上和作风上进行建设的完备的党建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如何建设共产党的重大理论课题。
(一)党的思想建设理论
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抗日战争时期,党吸收了大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这些带有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而且党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左”倾错误,特别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还没有来得及进行思想上、政治上的彻底清除,因而党所面临的思想建设的任务还相当艰巨。为此,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党员思想教育,以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
要进行思想建设,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毛泽东深刻地总结了党内发生“左”、右倾错误的教训,指出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和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因此,他反复教育全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其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1937年,他发表了《实践论》《矛盾论》两篇重要哲学著作,用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对立统一的法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错误,用以端正党的思想路线,教育全党掌握进行革命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又针对王明由教条主义而导致投降主义的错误,要求全党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指出这是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全党整风运动中,为了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恶劣影响,把整风的中心内容定为反对主观主义,指出主观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把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分离开来。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则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这样,就为党明确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并把它提到了党性的高度。经过整风运动,使全党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
党的思想建设,必须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要密切结合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党的建设的论断,强调要紧紧联系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他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十八年的经验教训,深刻指出,党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缩小和扩大,发展和巩固,都与党能不能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密切地联系着。当党正确地处理了这两个问题,党的巩固、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就后退一步。而能否正确处理这两个问题,最根本的是体现了党是否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同时,他还认为,党的思想建设要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要寓于政治路线的实施过程中,大力纠正妨碍政治路线贯彻执行的错误思想,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实现。因此,制定党的政治路线的过程,贯彻党的路线的过程,都是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过程,或者说,党的建设的首要问题在于怎样制定和实行能正确处理这两个问题的政治路线。
进行思想建设,必须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来建设党,加强共产党员的修养,做到思想入党。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员要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的概念,并要求共产党员充分发挥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强调“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44]。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又号召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刘少奇在1939年发表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系统地论述了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他特别强调了思想意识的修养,指出:党员在思想意识上的修养,就是“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45]。目的是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忠诚纯洁的模范党员。进行修养和锻炼的途径,刘少奇指出,一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二是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同参加革命斗争实践结合起来。修养的方法,要把党组织的教育、同志间的帮助与自我改造结合起来,而以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为主。
为了有效地进行党的思想建设,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创造了用整风的方法,发动群众,大规模解决党内矛盾的新经验。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个是一般干部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政治路线为主,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整风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通过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态的主观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全党普遍整风是从1942年春开始的。2月上旬,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整风的任务和方针。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鉴于党的历史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巨大损失,因此,清算、批判王明的错误,总结教训,提高认识,成为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整风的方法步骤是,认真阅读文件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自我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总结经验,逐步取得思想认识的一致,增强党性,改进工作。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入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的阶段。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经过一年半的讨论,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对党的历史上若干重大问题作出正式结论后,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通过整风运动,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一次严肃认真的自我批判和自我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对党的历史上一些影响党发展的重大问题做了实事求是的结论,使全党在党的历史问题上达成了普遍的共识;清理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的积案,解决了党内的冤假错案;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使他们真正认识错误,然后争取和团结他们一起工作,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党员对党的向心力和同志之间的团结,在最大范围内实现了党的团结与巩固。
通过整风运动,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方法。整风运动用相对集中的时间,采用学习、对照、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法,解决党内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使党通过思想上的一致,达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团结。这一方针是根据党内矛盾的性质,总结王明“左”倾领导人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经验教训后提出的。实践证明,这个方针是党内斗争唯一正确的方针。延安整风运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共产党党情,有别于苏联共产党“清党”的做法,在当时是一个崭新的创造,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的建设的一大创举。
通过整风运动,还使广大党员的党性得到很大的提高。延安整风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干部的四条标准来检查自己。四条标准是:忠诚于党,联系群众,有独立工作能力,服从纪律。每个干部要在自我检查中肯定正确的方面,批判不正确的方面,分析根源,提出改进办法。结果提高了党性,而党性的提高就使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干部的骨干作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党的先进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二)党的组织建设理论
党的组织建设理论包括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内容。这几方面内容,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已有初步论述。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才得到系统阐述和展开,从而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学说。
1.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确立的,列宁在建设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第一次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完整概念。中国共产党是按照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并在1927年6月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第一次把民主集中制写入了党章。抗日战争时期,党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形成和确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制度。
第一,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本质含义和意义。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不是许多党员简单数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的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中央机关、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按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集中制。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保证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
第二,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内容及民主与集中的辩证关系。刘少奇在《论党员在组织上和纪律上的修养》一文中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与集中制的有机结合,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统一。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无政府状态;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只有把民主和集中密切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的总结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这一基本思想。这种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所实行的高度民主,是对我党实行民主集中制经验的高度总结。
2.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党的干部工作是党的组织建设中的核心问题和重要内容,是实现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保证。在抗日战争时期,党总结了干部工作的历史经验,形成了一系列干部队伍建设的理论观点。
首先,进一步认识了干部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46]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使命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7]
其次,提出了“才德兼备”的干部标准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在使用干部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48]。“任人唯贤”的路线,“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49]。这也就是“才德兼备”的选拔干部的标准。毛泽东还提出识别和考察干部的方法。一要用辩证的观点。全面地、历史地考察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重要方法”[50]。二是用群众观点。党的干部置身于群众之中,群众对干部实绩表现最清楚,广泛地倾听和尊重群众意见,是选拔和识别干部的基础。
第三,提出了培育和教育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和党中央强调要加强对干部的系统理论教育,作出了开办干部学校和加强在职干部教育的决议,并对干部教育工作的意义、任务、内容、原则、方法等作了详细规定。毛泽东为党制定了培养爱护干部的五条基本原则。即指导他们;提高他们;帮助他们;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教育、帮助犯错误的干部改正错误;照顾他们的困难。
毛泽东还提出全面团结干部的方针。提出要搞五湖四海,决不搞小圈子,要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他提出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一是个人和党的关系,局部和全局的关系,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二是干部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要克服干部中存在的工作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三是干部之间的关系,各类干部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支援,以此来达到团结的目的。他还指出,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环节,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而不应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
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正确的干部路线和政策,从而培养、造就和团结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保证了抗日战争的顺利进行。
(三)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
所谓作风,是一定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处理工作、对待人民群众方面的行为表现。无产阶级作风,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待人民群众、党的工作和党内关系上的行为表现。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之一。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历来非常重视党的作风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系统论述了党风的重要性和作风建设问题,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
毛泽东在《整顿我们的作风》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党风”的概念,并论述了党风建设的重要意义。他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学风和文风也都是党的作风,都是党风。只有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51]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把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52]并深刻指出,这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作风,是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因此,是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他还对三大作风分别进行了阐述。关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时,就成了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中国共产党是在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中,使自己在思想上极大地巩固起来的,因此提出了“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的正确论断。关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毛泽东特别指出:“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53]这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内涵所作的最准确的表述。关于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深刻指出:这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54]。号召共产党员为了人民的利益,勇敢地拿起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毛泽东关于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的提出,表明毛泽东建党学说达到了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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