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武装,在全国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深入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相继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了粉碎来自日寇的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了以军事斗争为中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内容的全面斗争,并在这个实践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根据地建设经验,制定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把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了抗日游击战争赖以生存发展的战略基地和后方,成了全国人民所向往的模范区域,为抗日战争胜利和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积蓄了力量,并为新中国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加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

抗日民主政权是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的根本问题。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对于这种政权性质的明确了解和认真执行,将大有助于全国民主化的推动。”^[55]

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但指出了抗日根据地政权的性质,而且具体地规定了这种政权的人员构成,即实行“三三制”。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中共中央要求各地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坚决纠正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克服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缺点,从政治上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中共中央强调:我们所要的是活泼的、有组织、有能力的、适应战争环境的、受群众拥护的政权机关。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多方。在政府中,共产党员只要占三分之一,并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党的领导地位及其优势,是靠真理、靠政策的正确性,靠组织的有力量、党员的模范工作以及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的。

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各根据地先后通过民主选举建立起临时参议会和政府机关。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经大会通过,以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毛泽东在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担任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同党外人士商量,鼓励党外人士对各种问题提出意见,取得多数同意,然后去做。他指出:“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并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重视执行“三三制”原则,在党外人士中引起强烈的反映。李鼎铭在就职演说中:共产党“很愿意大公无私做到精诚团结”,各党派、无党派人士应“互相信任、互相亲爱”,“看成一家人,同力合作,干这抗战建国的事”。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在日伪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之下,加上华北地区连年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各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根据地的人口急剧下降,而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猛增,党政军学脱产人员数量大大超过了中央规定的不能多于人口总数3%的比例,实际已达到了5.4%,这势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凸显出“鱼大水小”“塘小鱼大”的矛盾。现有的战争机构已适应不了发展了的战争形势,主力军军队人数过多;政权机构贪多求全,庞大臃肿,行政效率不高,而且上层积压不少干部,下层领导力量薄弱,形成了“头重脚轻”的现象。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的严重困难局面与党政军机构过于庞大臃肿,脱产人员剧增,进而使人民的负担加重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为了减轻人民负担,1941年11月,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一次参议会上,来自米脂县的参议员李鼎铭先生,向大会提交了精兵简政提案。提案认为:“军事政治之建立必须以经济力量为基础。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情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56]为此,提案提出五条具体办法:全面提高生产力,加强经济基础;政府应有量入为出的统一经济计划;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以加强战斗力,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以达人少事精;规定供给条例;提倡节约,廉洁作风。

“精兵简政”提案提出后,毛泽东对这个提案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将“精兵简政”的提案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认为:“这个方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57]并要求把“精兵简政”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政策在边区与各根据地实行。1941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实行‘精兵简政’,节省民力,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关于精兵问题已见军委指示。政权、党、民众团体脱离生产的人数亦应缩减,务求全部脱产人数不超过甚至少于居民的百分之三。根据地的财政政策必须注意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一切工作应求质量,坚决肃清浪费铺张,不节省民力的现象,严厉惩办党政军系统内贪污敲榨民财的恶棍。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的消耗完,假若老百姓因为负担过重而消极与我们脱离,那末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58]

“精兵简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指: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在简政方面,要求切实整顿各级政权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指示还具体规定各根据地脱离生产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

关于精兵简政的目的。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所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59]这就指明了精兵简政不仅在于编制的压缩、人员的减少,更重要的是通过编制、体制的改革,促进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改进,加强集中统一,提高军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增强军队的战斗力。

精兵简政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党为了战胜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所实行的重要政策之一。它的贯彻执行,对于克服头重脚轻的现象和文牍主义、官僚主义的作风,对于加强党政军民的战斗力,使之更能适应当时游击战争的环境,对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和克服当时严重的物质困难都起了很大作用。

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在整风运动期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和军政干部会议上,军地领导同志以互相尊重互相体谅的精神,各自检查了军政军民关系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措施。1942年9月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提出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一个军队“拥护政府,爱护人民”和地方“拥护军队,优待抗日军人家属”(简称拥军优抗)活动。1943年l月15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了《关于拥护军队的决定》和《关于拥军运动月的指示》,确定从1月25日到2月25日为全边区拥军运动月。1月25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关于拥护政府爱护人民的决定》和《关于拥政爱民月的工作指示》,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边区部队司令贺龙,分别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进行宣传动员,一个规模空前的双拥运动在延安兴起。1943年5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的经验》的社论,对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同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写的关于《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党委和军政领导机关,应于明年阴历正月普遍地、无例外地举行一次拥政爱民和拥军优抗的广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规定了具体办法。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各部队、各人民政府陆续发出通告、指示。于是,在全国各个解放区和敌后根据地也掀起了双拥运动的热潮。

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在每年春节前后,大张旗鼓地开展拥政爱民和拥军优属运动。军队订立拥政爱民公约,尊重地方政府,遵守政府法令,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经常关心和帮助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召开军民联欢会。军队还把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作为拥政爱民最实际最重要的内容,不但解决了在敌人严密封锁和疯狂围攻条件下的战争物资保障问题,而且还做到自给有余,繁荣了地方经济。政府和民众订立拥军优属公约,帮助军队进行训练和生产,对驻军伤病员、残废军人及抗日人员家属和和烈士家属,经常给予各种照顾和亲切的慰问。根据地人民还在革命政权的组织下,为军队出兵员,供粮草,送武器,养伤员,竭尽全力支援部队,支援前线。

在参与范围上,不仅部队官兵、机关干部、普通工农群众踊跃参加,连商人也进行拥军义卖,各方面人士普遍发动起来。在活动内容上,既有赠送慰劳物品、开展生产互助、对抗日军属实行代耕包耕救济和购物折扣优待,又有举办军民联欢、发展学校教育和民众教育、免费为群众治病和普及卫生常识等活动。其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声势之浩大,气氛之热烈,都是空前的。同时,军队和党政方面都认真检查在党政军民关系上的缺点和错误,各自进行公开诚恳的自我批评,并总结经验,表扬先进,互相鼓励,共同前进。正是依靠这种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使解放区渡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进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并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加强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领导抗日军民独立坚持长期敌后抗战的重要一环。没有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要支援抗日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都是不可能的。

深入贯彻减租减息政策。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实行这一政策,在政治上可以动摇封建统治,在经济上可以削弱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它是党在民族战争条件下处理土地问题、发动农民抗日的重要政策。它兼顾农民和地主两方面的利益,有利于团结大多数地主抗日,把发展统一战线和解决农民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

早在1937年8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正式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并将此政策写进《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938年2月9日,晋察冀边区政府颁布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个完整的减租减息条例。条例规定:地主之土地收入,不论租种伴种,一律照原租额减少25%。钱主之利息收入,不论新债旧欠,年利率不准超过一分(即10%)。但是直到1941年底,有的地区还只是把减租减息当作宣传口号,并未认真执行,或者只在形式上减租减息,实际上明减暗不减,因而未能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对抗日根据地的巩固极为不利。

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于1942年月28日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2月6日又发出《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的指示》,对减租减息的方针、政策及实行的策略等,作了明确规定,使党的减租减息政策进一步完善。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根据地须责成各级党政检查减租减息实行情形,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对于交租交息,毛泽东多次阐明其重要性,他指出:“必须向党员和农民说明,目前不是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时期,过去土地革命时期的一套办法不能适用于现在。”现在的政策,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不要因减息而使农民借不到债,不要因清算老账而无偿收回典借的土地。在中央上述政策的指导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高潮。减租减息政策的贯彻执行,适当地调节了根据地内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团结了各个阶级、阶层,这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开展大生产运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作战逐步转向敌后战场和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日益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政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首先是在陕甘宁边区展开的。边区政府专门成立了生产委员会,制定和采取有效措施,鼓励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并号召种植经济作物。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令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赴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部队在缺乏资金、工具的困难情况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从旅长王震到工勤人员、随军家属,人人动手开荒种地,使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与此同时,在延安的数万名党政军学各方面人员,都投入到大生产的热潮中。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开荒种菜。周恩来、任弼时还参加中央直属机关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

战斗在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华中、华南等地区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也在“劳动与武力相结合”“战斗与生产相结合”的口号下,一面战斗,一面生产,在十分艰苦的环境中,创造了开展大生产运动和进行经济建设的多种形式。各根据地政府采取发放农贷、支援牲畜、代制农具等措施,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各根据地还派出小股部队,打击敌人,掩护军民生产。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敌后各根据地还注意发展工业生产,建立小规模的各类工厂,制造武器和生活用品。各根据地还注重运用互助合作的形式把农民群众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各抗日根据地通过大生产运动,许多部队实现了粮食、被服和其他日用品的全部自给和部分自给。由于军队努力生产,增加收入,还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为渡过经济严重困难,巩固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支持敌后长期战争,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还积累了一些经济建设的经验,并培养了一大批经济工作干部。正如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大生产运动在保证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如果不是适时地抓住这个环节,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革命链条,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前进。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后来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党内指示,并发表《组织起来》《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等讲话。全面总结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革命根据地战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发展根据地经济与保障战争供给的关系,明确提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发展经济,就是发展根据地公营经济、合作经济、农民和个体劳动者的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发展农业、手工业、轻工业、重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各行各业。保障供给,就是保障军队和工作人员生活费和事业费的供给,即保障抗日经费的供给。毛泽东指出: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只有认真地精细地而不是粗枝大叶地去组织根据地的经济,达到自给自足的目的,才是长期支持敌后抗战的基本环节。

为了保证财政经济工作总方针的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抗日根据地所处的具体环境出发,制定了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第一,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现以农业为主的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艺、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的方针。第二,在公私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的方针。第三,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第四,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的方针。第五,实行组织起来的方针。

总之,抗日根据地实行的经济上的各项政策,较为圆满地解决了在根据地既兼顾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又能够改善人民生活的难题。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根据地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

(三)加强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解放区的大发展,解放区的文化建设也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

第一,纠正了轻视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的错误倾向,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批判了党内轻视知识分子和文化工作的错误。他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60]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

与此相联系,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压迫的,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危险。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61]据此,1939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提出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加入人民的军队、学校和政府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帮助,使他们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实现革命化和群众化,并将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第二,提出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指出:“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62]

所谓民族的文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带有民族特征的文化。民族文化并不拒绝外来文化,而是要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量的原料。但是对外国文化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即使是外国的进步文化,也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63]

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文化。

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它应该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第三,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为了使文艺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特别强调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和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64]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而要做到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65]。

为了创作出为工农兵所喜欢的新作品,毛泽东号召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和根本。

解放区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投入到火热的群众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去,创作出许多热情地生动地反映工农兵群众,并为工农兵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开辟了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新的历史时期。

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正确方针的实行,把原来落后的农村根据地造成了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较先进的革命基地,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奠定了牢不可破的基础。同时,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各项工作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干部,成为未来新中国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