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坚持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考验面前,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把这条道路推向了21世纪。

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关键词:坚持和推进。江泽民同志担任总书记是在1989年到2002年间,一共是13年。从国内看,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爆发了严重的政治风波。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邓小平说,我马上联想到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江泽民当初用“黑云压城城欲摧”来形容当时的形势,用这个话来表达那时候我们受到的国外压力。从国际上看,就是苏东剧变。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夜之间丧失政权。我们只有坚持住、挺住,才能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向前进。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江泽民同志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继续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第二个问题,就是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1989年政治风波过后,邓小平同志有一个讲话,就讲了这两个问题。他说,现在主要任务是什么,一个就是要更加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就是抓紧惩治腐败。惩治腐败主要是针对党的建设。小平同志说了一句话: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江泽民同志在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当选为党的总书记的时候有个表态。他说,在对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要明确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

(一)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苏东剧变和国内的政治风波给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改革开放要不要继续走?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很多人提出,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搞什么市场经济,我们要搞计划经济,而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平演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导致政治动荡的一个原因。他们把1989年政治风波归结于我们搞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进来了,所以酿成了政治动乱。所以,当时压力很大,就是要不要继续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一个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在回答要不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面临了两次争论。第一次争论就是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1989年动乱、苏东剧变之后,关于要不要搞市场的争论很激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小平同志1992年春节期间,到了珠海、深圳、上海,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我们称之为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社会主义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和计划并不是判断社会制度的标准,市场和社会制度没有必然联系,它和资本主义结合就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就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个判断就在理论上给大家解疑释惑,一下子澄清了大家的认识,因为当时计划还是市场争论很大,小平同志这时候发表这个讲话,就好像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就说明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还会进一步推进市场经济。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全面贯彻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主要精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判断和重大的突破,那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判断在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四大之后,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对中共十四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基本目的、路径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细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是揭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不是社会的基本制度,不能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也不能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二是揭示了市场经济体制比计划经济体制更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充分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提高经济效益;三是明确了我们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特有优势的同时,大胆借鉴和吸收人类社会一切行之有效的发展经济的体制和方法。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通过中央全会的形式正式确立了,推动了我国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这就是争论一:姓“资”还是姓“社”。我们最终回答了,我国的市场经济并不姓“资”,它姓“社”,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

中共十四大之后随着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我们在经济领域的推进过程之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之中,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第二次争论,我们概括为姓“公”还是姓“私”的争论。所谓姓“公”还是姓“私”,就是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到底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因为社会主义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私有制是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以江泽民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了一个回应,也正式确立了非公有制经济(私营经济)的地位。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们第一次提出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而且可以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该说对我们进一步破除思想上的障碍、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一个最高的、明确的态度,就是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这个争论,回应了姓“公”姓“私”的问题,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澄清了迷雾,为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二)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

在江泽民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怎样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苏东剧变之后,很多人认为社会主义不行了,社会主义要终结了,资本主义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还能够打多久提出了很多疑问。所以,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当时世界上一些重要的大党纷纷丧失政权,例如日本的自民党连续执政38年,但是在1993年大选中失败,沦为反对党;印度尼西亚的专业集团党,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丧失了执政地位,其领导人苏哈托执政了30年,也被迫辞职;北美洲的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拉美地区的第一大党,它连续执政了71年,是当时整个世界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结果在2000年7月的大选中失败,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和影响。在这些大党、老党纷纷丧失政权的背景之下,我们党的建设就提上了日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接力棒交到江泽民手中之后,他重点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有重要的历史背景。第一个历史背景是党的历史方位发生了两个根本性的转变。第一个变化是,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且长期执政的党,简单来说就是从革命党变成执政党。第二个变化是,从在受到外部封锁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党变成了在对外开放条件下建设市场经济的党。这个转变势必对我们党自身的建设提出新的要求。第二个历史方位的变化,就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成分、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分配方式日益多元化,原来我们的阶级是工农商学兵,但是现在,社会的经济成分、组织成分越来越多,包括民营企业里的管理人员、有技术的研发人员,等等。这些新的阶层的出现、新的分配方式的出现,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的13年里,中共党员从4800万发展到6600万,增加了将近2000万人,这是人数的扩大。另一方面,党员队伍的职业结构越来越广泛。原来我们说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是我们的一个定位。但是,私营企业主能不能入党,如果他们不能入党,那谁来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我们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这两个先锋队的提出,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这个阶段,出现了新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予它以准确的答案,那就是用两个先锋队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面临着长期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考验这三重考验的前提之下,我们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