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踌躇满志,准备在大学讲坛上一展身手,实现自己的理想。
1841年4月中旬,马克思结束学业,从柏林回到特利尔。他中等身材，头发黑黑的，胡子黑黑的，深褐色的眼睛透着睿智的光芒，神情中充满着不容置疑的自信。他已从离家前的毛头小伙子，成长为一个沉稳、成熟的青年。
回到家乡之后，马克思迫不及待地去看望了燕妮和威斯特华伦男爵。就在他和燕妮秘密订婚的第二年春天，他便写信向燕妮家里求婚，通情达理的男爵已同意了他们的请求。
马克思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了这位自幼摸着他的头顶、看着他长大，曾给予他无数知识和启迪的威斯特华伦男爵。在论文的扉页上，马克思恭敬地写道:“我敬爱的父亲般的朋友，请您原谅我把我所爱慕的您的名字放在一本微不足道的小册子的开头。我已完全没有耐心再等待另一次机会来向您略表我的一点敬爱之意了。”马克思深情地说：“您，我的父亲般的朋友，对于我永远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理想主义不是幻想，而是真理。”在马克思成长的过程中，威斯特华伦男爵所付出的心血，不亚于他的父亲。
马克思这次返乡，还有一个美好的心愿，那就是与他日夜思念的、订婚已5年的燕妮完婚。
但是自从父亲去世之后,马克思家里的经济状况日益拮据,母亲希望家中的长子能早些赚钱帮她养家糊口。没想到马克思没有获得法学学位却获得了哲学学位,不去谋取高官厚禄而要去大学教书。母亲真是“恨铁不成钢”，她怎么也不能理解，卡尔为什么这样倾心于“对生计毫无益处”的哲学研究活动？她感到马克思违背了父母的意愿,一气之下,拒绝分给他一份父亲的遗产。
马克思理解母亲的苦衷,但是他献身于理论研究的理想业已确立,那就什么样的磨难也动摇不了他的坚定信念。婚期可以推迟,志向不能改变。马克思在征得燕妮的同意之后,决定先去波恩谋职。在波恩大学当副教授的布鲁诺·鲍威尔早就催促他了。
本来，凭着马克思的才能和学识，在波恩大学谋得讲师的职位是不成问题的。马克思的朋友们曾预言，他讲课一定会出现“轰动效应”。然而，当马克思1841年7月到达波恩后，残酷的现实又给他当头一击。正像他在中学毕业作文中所阐述的那样,人们在选择职业时难免会受到社会的制约。
当时波恩的情况正急剧恶化。1840年登上王位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撕下了“开明君主”的伪装,明目张胆地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进行镇压。在大学里，教学自由被取缔了，许多进步的学者被逐出大学校门。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布鲁诺·鲍威尔因为发表了批判福音书的新作而受到宗教信徒们的攻击。不久,国王找借口禁止鲍威尔在大学讲课,后来又解除了他的副教授职务。
在这种情况下，与鲍威尔有着密切关系的马克思受到牵连，波恩大学拒绝了他的求职申请,他的工作一时没了着落。但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反动势力的猖獗而退缩,他在波恩住了下来,一边寻找就业的机会，一边继续进行他的理论研究工作。马克思认为，自己虽然获得了博士学位，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
在波恩的日子里，他阅读了大量的著名学者的著作。就在这个时候，1841年夏，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出版了《基督教的本质》一书,马克思一口气读完了这部著作，顿时感到耳目一新。
费尔巴哈早年曾在德国爱尔兰根大学执教,由于他反对宗教,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长期在乡村隐居,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哲学的研究。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费尔巴哈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他认为自然界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思维是存在的反映,人是自然的产物,神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神。费尔巴哈第一次突破了唯心主义在德国长达数十年的统治,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
这部书的问世，引起了普遍的关注,对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像恩格斯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出这部书的解放作用。那时候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了费尔巴哈派。”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和其他哲学家著作的研究,写下了5大本笔记。
可是，马克思却始终找不到适合他的工作。他重新调整了思路，心想，既然不能利用大学讲坛同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那么，写一些政论文章发表，不是同样可以达此目的么！于是 ，他毅然投身到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之中,由此逐步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作为战士而不是作为学者所写的第一篇战斗檄文是《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他对普鲁士政府表面上放宽实则更加严格控制的“新闻出版自由”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这个新的书报检查令一方面声称允许对国家机构及其个别部门进行评价,对法律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又要求人们要“严肃和谦逊”。马克思指出了它的虚伪性和欺骗性，他认为，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风格和流派,不应加以限制,如果强行规定某一种风格,实际上是扼杀了学术研究自由,不允许人们去探寻真理。
马克思以犀利的语言抨击道：“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我是一个幽默家,可是法律却命令我用严肃的笔调。我是一个激情的人,可是法律却指定我用谦逊的风格。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所许可的唯一色彩。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马克思揭露了这个书报检查令的真正用意是扼杀言论自由,完全禁止人们批判基督教,并企图阻止对现存制度的一切批判。他主张：“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的。”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页。
这篇政论文章,表明了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尽管文章中还带有强调理性的唯心主义色彩,尽管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改革社会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那种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革命的批判精神以及卓越的才华已露出冰山之一角。
马克思把这篇具有战斗力的文章,寄给在德累斯顿办《德国年鉴》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卢格,受到卢格的赞赏。但由于书报检查的原因,《德国年鉴》无法刊载。卢格把它编入一部《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直到一年以后,才在瑞士面世。
在波恩逗留期间，马克思还与鲍威尔合作编写了《无神论文库》。第一部书是《对黑格尔、无神论者和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矛头直指宗教蒙昧主义和旧的封建秩序,出版后很受欢迎,但也遭到反动当局的查禁。第二部书是《黑格尔对宗教和基督教艺术的憎恨以及他对全部国家法律的破坏》，但这部书一直未能问世,主要是马克思在写作的过程中,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他察觉出自己在一些问题上与鲍威尔的见解已有所不同。鲍威尔只是停留在哲学批判上，而他则认为，仅在哲学领域批判普鲁士专制制度是不够的,还应投身于政治斗争,直接向反动政府宣战。
1842年初，威斯特华伦男爵病重。马克思对这位父亲般的朋友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放下手中的笔,从波恩回到特利尔,守在受病魔折磨的威斯特华伦男爵身边，照顾这位可敬的老人，直到老人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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