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特利尔处理完威斯特华伦男爵的丧事及自己家里的一些事务之后，又回到波恩，继续为生计奔走。这时，《莱茵报》吸引了他的眼球。
这是由莱茵省的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于1842年初出资创办的报纸。随着莱茵省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这些颇有影响的人物认为有必要利用报纸来反映他们的利益诉求。为了扩大影响,他们专门物色了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参加报纸的编辑工作。鲍威尔兄弟、赫斯、科本等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都是《莱茵报》的撰稿人。马克思还把自己的朋友鲁滕堡博士推荐给报社任主编,
不久，马克思也决定投身其中。1842年春，他作为《莱茵报》的主要撰稿人，开始写作一篇篇的政论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评论莱茵省第六届议会辩论的政论文章,题目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文章发表以后,引起很大轰动，因为它涉及社会的敏感问题,即书报检查和言论自由。这篇文章与他先前写作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相比,已不是一般的论述出版自由问题,而是联系社会各个等级和阶层对待出版自由的不同态度来进行具体分析。因此,更加切中要害,入木三分。
马克思通过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出版自由辩论中可以看出省议会的等级性质。他一语中的：“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页。这样,马克思就从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深入到对这个制度的社会基础,即贵族统治和等级特权的批判了。
《莱茵报》的读者很快就发现，署名为“莱茵省一居民”的文章思维敏锐、笔锋锐利，它迥然不同于报纸上的其他文章。“莱茵省一居民”，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每期报纸，读者最关注的就是有没有他的文章。《莱茵报》的股东们也发现了这个年轻人。他们要的就是经济效益，只要读者争相购阅，即便文章中有一些激烈的言辞，他们也宁愿睁只眼闭只眼了。1842年10月,风华正茂的马克思被股东们聘为《莱茵报》的主编。
马克思非常感慨，经过一年多的打拼，终于找到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工作，一个没有使他奴颜婢膝、放弃理想的工作。随即，他迁往科伦。
马克思的办报原则是,不要让撰稿人领导报纸,而要让报纸领导撰稿人。他反对登载那些脱离实际的纯学术文章，更反对登载那些对当权者摇尾乞怜的文章。他主张，报纸应体现群众的基本要求。在他的主持下,报纸的革命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鲜明,完全成了民主进步人士的代言人。《莱茵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行范围遍及全国,甚至超越了普鲁士的国界。1842年8月，这份报纸还只有885个订户,可到了11月，就增加到1800户,而1843年1月,则发展到3400户了。
在此期间,马克思接触到的社会现实问题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是他以前从未涉足过的领域。
在当时的普鲁士，农民的生活非常困苦，为了解决燃料问题，他们不时去树林里捡一些枯枝来烧。没有这些可怜的枯枝，他们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度过寒冷的冬天。可是普鲁士政府却提出了一个林木盗窃法，声称未经土地和林木所有者允许去捡枯枝的，是犯了盗窃罪，而莱茵省议会竟然通过了这个法案。
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挺身而出，毅然为劳苦群众辩护，他奋笔写下了《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马克思认为,穷人到森林里去捡些枯枝当柴火,贫苦孩子到树林中采点野果换几个零钱,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不能把捡枯枝的行为当作盗窃行为来加以治罪。他从法的角度论证了，穷人拾捡枯枝的习惯是合乎本能的权利,是合法的。他巧妙地辩解说，落下的枯枝不再是林木,它是自然界的布施,而不是林木占有者的财产。因此,正如富人不应要求在大街上的施舍物一样,他们也不应该要求自然界的这种施舍物。如果把拾捡枯枝和盗窃林木混为一谈,“那末法律就是撒谎,而穷人就会成为法定谎言的牺牲品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9页。
马克思指出,莱茵省议会支持对砍伐林木的人加重治罪,甚至规定对穷人拾捡枯枝严厉惩罚的法案,维护的根本不是法,而是林木私有者的私人利益。等级国家的法律是维护私人利益的,等级议会是保护私有者利益的工具，他们与人民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
虽然此时马克思的思想还带有黑格尔的影响,还认为国家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但他已看到私有者利益同现存国家政策之间的联系,已意识到普鲁士国家决不像黑格尔哲学所赞赏的那样,是至善至美的国家。
对于普鲁士国家反人民的本质,马克思在1843年初发表的《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作了更进一步的揭露。
1842年,记者科布伦茨在《莱茵报》上发表了一篇通讯,对摩泽尔河沿岸种植葡萄农民的贫困状况作了报道，批评政府的漠不关心。没想到,省督冯·沙培尔大为光火,指责《莱茵报》诽谤政府。马克思作为主编,即刻奋起加以回击。
他亲自到摩泽尔河地区进行考察,他从小生活在这里，对这里再熟悉不过了。那些农民既受封建贵族的残酷剥削，又受资产阶级和商人的无情掠夺。每年农民卖葡萄的钱所剩无几，可是政府又要向他们征收沉重的税款。农民的生活惨不忍睹。
马克思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在《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他以确凿的数字和具体的事实列举了摩泽尔河两岸农民的贫困状况,说明普鲁士的官僚们确实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为这些农民提供过帮助。可有些人把摩泽尔酿造葡萄酒农民的贫困状况，说成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个别官吏的失职造成的。对此，马克思进行了严厉地驳斥。他明确指出，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普鲁士国家制度,不能简单把它看做是由于天灾或个别官员的失职造成的。在现存制度下,人民不能期待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要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必须彻底改变这个制度。
《莱茵报》的革命民主主义特色越来越鲜明，这使普鲁士反动政府深感恐慌。为了加强对报纸的控制，他们接二连三地派来检察官。这样，马克思不得不与检察官巧妙周旋。
一天晚上，检察官多里沙尔要带太太和女儿去参加省督邀请的舞会。可快22点了，报纸清样还没送来。当时规定，报纸的清样必须连夜送交检察官审查合格后，第二天才可见报。检察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无奈只好让太太和女儿先走。他打发仆人前往印刷厂取报纸清样，一会儿仆人回来说，印刷厂已没有人了。
检察官大为光火，只好亲自驱车去找马克思。当他找到马克思的住所时，已是23时多钟。一阵急促的敲门过后，马克思才在三楼的一个窗户里探出头来。检察官大声吼道：“清样！”马克思假装听不清楚。直到检察官喊得声嘶力竭了，马克思才告诉他：“明天不出报了”。检察官感到受了作弄，可又无可奈何，只好悻悻而去。马克思经常会与检察官斗智斗勇，给检察官送去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审查，出版时，一些必要的文章又巧妙地同读者见面了。
随着《莱茵报》革命影响的日益扩大,普鲁士政府感到威胁的日益加重,他们决定查封《莱茵报》。报纸的股东们为了不使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决定用降低报纸政治调子的手段来维持《莱茵报》的生存。可是，妥协、退缩不是马克思的性格,马克思决定退出《莱茵报》。他说：“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39—440页。1843年3月17日,马克思发表了退出编辑部的声明。
工作虽然失去了。但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却是一段难得的经历。正是这段经历，使他萌发了研究经济问题的动机。这种契机对于他最终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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