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转变

马克思到巴黎后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忙着新刊物出版前的具体准备工作。当时,由于卢格生病,创办刊物的重担全部压在了马克思的肩上。他除了撰写自己的文稿以外,还邀请一些著名的学者如费尔巴哈、赫斯、海尔维格、海涅等人为杂志撰稿。

1844年2月,浸透了马克思心血的《德法年鉴》第一期、第二期的合刊终于出版了。经过精心的准备，首期的内容非常丰富。刊载了在筹办杂志期间马克思致卢格的三封书信,发表了马克思的两篇文章《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还刊登出恩格斯所撰写的两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以及著名诗人海涅和海尔维格的诗歌、赫斯的文章等等。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意义非同小可。它标志着马克思两个转变的完成，即在哲学上实现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在政治上实现了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布鲁诺·鲍威尔在犹太人解放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唯心主义立场。马克思与鲍威尔原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由于政见不同，在理论观点上也产生了很大分歧。

鲍威尔认为,犹太人问题是宗教问题,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必须放弃犹太教。而德国是基督教国家,没有能力解放犹太人,因此,对宗教的批判是政治解放的前提。

马克思指出，犹太人的解放不是宗教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他分析了德国、法国和北美合众国的犹太人问题,认为,政治解放并不包括宗教解放,就在政治上已经解放的国家中,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在我们看来,政治解放和宗教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

马克思针对鲍威尔把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混淆起来的观点,明确指出，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政治解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它的目的是推翻封建制度,使人们获得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是政治解放是有局限性的,人们在政治上得到自由时,经济上仍受私有制的束缚。因此政治解放并不消灭私有制,也不可能消灭宗教，只是以改变了的一种私有制形式代替了一种旧的私有制形式。因此,要使人获得真正解放,还需要把人们从私有制和剥削中解放出来,从异己的经济活动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人类解放。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则进一步阐明了关于人类解放的实质和实现人类解放的力量问题。马克思说，“政治解放”是毫不触及大厦支柱的革命,而“人类解放”则要触及大厦的支柱,它“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1页。因此,“人类解放”的实质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私有制。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还首次明确提出了担负着解放全人类使命的阶级,就是那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由历史所赋予的、肩负着实现“人类解放”使命的现实力量。无产阶级在完成这个使命时,必须把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他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掌握了哲学的精神武器,也就是掌握了革命的理论，才能完成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这两篇论文的发表,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他世界观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像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所发表的论文中已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7页。

《德法年鉴》出版后，再一次引起轰动。有赞扬的、有诋毁的、有害怕的。不可否认的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鲜明的革命倾向,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被查禁的厄运。普鲁士政府如临大敌,立刻通告各省,诬蔑《德法年鉴》阴谋叛国,侮辱圣上。他们采取各种手段阻止这份刊物进入普鲁士境内,甚至不许书商出售这份杂志。而且警察机关被授命,一旦发现马克思、卢格、海涅进入德国境内就予以逮捕。由于普鲁士政府采取的反动措施,运抵边境的数百本《德法年鉴》都被查出没收了。

一个小小的刊物竟使反动政府如此大动干戈,可见它的威慑力之大。

在这种情况下，卢格退缩了。虽然他的思想总体来看是进步的，但只不过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他无法接受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立场，特别是他藐视工人阶级,反对马克思提出的“诉诸无产阶级”的主张。因此，两位主编的分道扬镳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就这样，《德法年鉴》刚刚创刊,竟成了绝版。马克思又经受了一次沉重打击。

由于卢格片面撕毁了与马克思签订的合同，马克思在巴黎的家庭失去了生活的基础。尽管卢格的经济条件相当富裕，但却拒绝按照每月500塔勒的预定数目向马克思支付酬金,甚至他还提出，把没能出售的《德法年鉴》杂志给马克思作为经济补偿。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处在窘迫的困境之中。而此时,燕妮恰逢临产,幸亏朋友们的帮助,才使他们暂时摆脱了贫困。

马克思是条硬汉子，一次又一次的挫折非但没能动摇他的志向，反而一次比一次更坚定了。

就在1844年的5月1日,马克思和燕妮的大女儿出生了。或许是对于妻子深切的爱,或许是对于女儿美好的祝愿,马克思赋予了女儿与妻子同样的名字：燕妮。如同所有初为人父的男人一样,孩子的出世给马克思带来了无尽的幸福和快乐,也给他每天紧张、繁重的理论研究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就在小燕妮出生后不久,为了能够给马克思的研究创造一个安静的良好的环境,燕妮便带着女儿回特利尔老家了。

马克思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理论研究之中。与此同时，他始终没有忘记，用手中的笔来同德国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这时，一家由德国的民主流亡者在巴黎所办的《前进报》，引起了他的关注。这家报纸原来政治倾向比较温和,后来激进主义者卡尔·贝尔奈斯担任了主编之后,它的民主主义倾向越来越鲜明。于是,马克思成了它的撰稿人。除马克思以外，为《前进报》撰稿的还有卢格、海涅、海尔维格、巴枯宁、毕尔格尔斯等人。

1844年6月初，德国发生了一次震撼世界的大事件。德国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为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发动了由3000多工人参加的起义。他们捣毁了机器和工厂主的住宅，烧毁了票据和账簿，并用石块、木棒与前来镇压的军警进行殊死搏斗。起义持续了3天，终因反动政府的血腥镇压而失败了。如何对待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前进报》很快就对这个敏感的问题作出了反应。

卢格对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持否定态度,他以“普鲁士人”为笔名,在《前进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是缺乏“政治精神“的、“毫无意义”和“徒劳无益”的暴动。他否定无产阶级所采取的革命行动,认为解决社会问题不应是无产阶级的使命,而是政权、国家和普鲁士王朝的使命。

马克思针锋相对,在《前进报》上发表了《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对卢格的观点进行了驳斥，他强调指出,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标志着德国工人的政治觉醒。马克思高度评价这次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它“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83页。

马克思从这次起义中看到，德国工人阶级与法国工人阶级一样，蕴藏着非常强大的力量,他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解决社会问题只能依靠无产阶级的力量。只有依靠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才能推翻私有制和现存的国家政权,而不能像卢格说的那样，依靠现存国家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和消除贫困。

这时的马克思，已经以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崭新面目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