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筹办《德法年鉴》出版之初，有一天，在处理来稿中发现了一封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信件。他拆开一看，里面用德文工工整整地写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落款为：弗·恩格斯。他看了一页，立刻被吸引住了。
恩格斯根据自己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劳动群众生活贫困、垄断、竞争和经济危机等现象,都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造成的。而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彻底杜绝这些现象的发生。
马克思一口气读完了恩格斯的文章，赞不绝口地说：“太精彩了！”真是“天才的大纲！”这篇文章给了他很大的启发，重新燃起了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热情。
其实，早在1842—1843年主编《莱茵报》时，马克思就深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必要了。当时他第一次遇到要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诸如莱茵省议会关于森林盗伐和地产细分的辩论；莱茵省总督沙培尔先生和《莱茵报》之间关于摩塞尔农民情况的论战,以及关于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的辩论等等,都是与经济问题有关的。马克思早就有了研究经济学的迫切愿望。
《德法年鉴》停刊之后,马克思立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巴黎丰富的图书资料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如饥似渴地研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著作，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以上,甚至一连工作三四夜不睡，有时竟连吃饭都忘记了。
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般社会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原理,这是他的一大贡献。另外，他把利润归结为工人的无偿劳动,把它理解为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这也是他的一大贡献。亚当·斯密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进一步坚持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他“把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作了最透彻的表述和发挥”,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1页。从而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统一的理论基础之上。大卫·李嘉图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
马克思既看到了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在劳动价值理论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又看到了他们理论的局限性。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毕竟是适应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需要而产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从本质上看,它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真正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而是要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的优越性。
除了研究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的著作以外，马克思还研究了法国、德国和英国的经济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麦西库洛赫、詹姆斯·穆勒、萨伊、斯卡尔培克等人的著作,并作了详细摘录和批注。在此期间，他写下了九大本经济学笔记。他的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1844 年4月至8月所写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中。这部著作直到88年后，才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名，在原苏联正式面世。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蕴含着丰富的内容。其中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是这部著作的核心内容。
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著作中,“异化”这个术语曾被广泛使用过。在黑格尔那里,异化的主体是神秘的绝对精神；在费尔巴哈那里,宗教被认为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马克思认为,异化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是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的活动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反过来又反对主体自身。他通过对异化劳动本质的揭示，有力地批判了私有财产这一剥削制度的根源。
马克思认为,在私有制条件下,工人和自己的劳动产品是相异化的。工人创造了劳动产品,但劳动产品却不属于劳动者，完全归掌握资本的人所有。也就是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
同时,工人和劳动活动也是相异化的。工人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劳动对他来说是外在的东西,是一种强制性和被迫性的活动。工人们劳动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
此外,人和人的类本质也是相异化的。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所生产的产品,把劳动本身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强制性的手段,这就使人变成仅仅为了维持肉体生存的人,从而把人的类本质也变成了异己的本质。
正是由于工人同劳动产品、劳动活动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那么它的直接结果就导致了人与人的相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对立,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就是人与人关系相异化的具体体现。
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现象,剖析了造成异化劳动的根源，指出了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原因,又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因此,要消灭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财产。他破天荒地把异化问题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统一起来,最后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0页。
这是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考察,第一次在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将为共产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由此,初步形成了他的马克思主义完整学说的雏形, 这是马克思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从马克思中学毕业后的思维轨迹来看，他最初学的是法律学，但探寻事物的本质、提高思维能力的强烈欲望，使他转向哲学。马克思开始自己的理论研究活动，是从接受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使他茅塞顿开，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使他对黑格尔哲学颠倒事物本质的观点有了一定的认识。当他把黑格尔关于概念与事物的关系加以颠倒并恢复它们的本来面目时,马克思发现是经济关系决定政治制度。特别是面向现实生活和置身革命实践,更加深化了他的只有在“市民社会”中，才能找到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锁钥的思想。可是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求之于政治经济学。于是,马克思合乎逻辑地把研究的重点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
从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使马克思能够突破德国思辨哲学的传统,“跳出哲学的圈子并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去研究现实”。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62页。他的理论前辈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马克思恰恰是在这一转向中进而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并最终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
在巴黎期间,马克思还研究了法国革命史,特别是研究了法国1789年大革命史和第三等级的历史,阅读了历史学家的大量著作,包括法国复辟时期著名的历史学家梯也尔、米涅和基佐的著作。他认为,这些历史学家能够承认社会划分为阶级,并揭示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是难能可贵的。但他们没有看到阶级斗争产生的经济原因,更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性质,这也是由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马克思通过对法国历史的研究,深化了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这为他日后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身处空想社会主义发源地的法国,马克思还研究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这些理论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法、英两国,它揭露了工业革命以来工人工资降低、失业增加、劳动时间延长、大量熟练工人被童工和女工取代的现实,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对于启发正在形成中的无产阶级的觉悟,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马克思发现,空想社会主义坚持的是“理性支配世界”的唯心史观。他们反对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变革的途径来实现社会主义，更找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社会力量，这是他们不可克服的缺陷。然而空想社会主义对未来社会的描绘,特别是提出了一些诸如计划生产、按劳分配和消灭三大差别等积极主张,却使马克思感到兴奋,这为他日后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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