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5年1月，一个寒冷的日子。马克思正在家里看书，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接着，巴黎警察闯了进来。他们代表政府向马克思宣读了驱逐令，限令马克思必须在24小时之内离开巴黎。
事情来得这样突然，但却是在意料之中。
马克思自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一直从事理论研究并投身反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为此，马克思当主编的(莱茵报》因其民主倾向而被普鲁士政府查封。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马克思离开德国，来到民主空气稍浓的巴黎，但是他与卢格合办的《德法年鉴》刚刚出了创刊号，则由于它的鲜明的革命倾向，引起了普鲁士反动政府的惊恐。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反动措施，致使刊物被迫停刊。。
《德法年鉴》停刊后，马克思在德国流亡者办的具有激进倾向的《前进报》上发表文章，后来还参加了这份报纸的一些编辑工作。不久，一直密切注视马克思动向的普鲁士政府，又被《前进报》所具有的强烈的反对宗教和反对普鲁士专制统治的倾向激怒了。鞭长莫及，于是，他们又唆使法国基佐政府采取措施，并要求法国政府将《前进报》的编辑和撰稿人统统驱逐出巴黎。
马克思等人接到这个驱逐令后，由于德国和法国民主人士的强烈抗议，法国政府只好表示，只要马克思等人放弃反普鲁士政府的宣传，就可以继续留在巴黎。卢格马上奔走在德、法两国官方机关之间，竭力证明自己是忠诚的普鲁士臣民，结果获准留下。马克思不是那种趋炎附势、苟且偷生的人，他不能以自己的奴颜婢膝作为交换的条件。于是，他毅然决定离开巴黎。
马克思在巴黎住了15个月，他对这里是有感情的。在这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大都市里，他通过深入工人群众，考察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情况，认识到工人阶级是肩负着伟大历史使命的阶级；他投身现实斗争，结合实践研究理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他广泛交往，结识了在巴黎的各国的革命家、理论家，进步的诗人和学者，刻骨铭心的友谊使他终生难忘。特别是马克思舍不得离开德国的大诗人海涅。
海涅是马克思自少年时代起就崇拜的诗人，他们在巴黎相识后，很快就结下了真挚的友谊。海涅比马克思大21岁，但他佩服马克思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才华，他几乎天天到马克思家里来，经常把自己的新诗读给马克思夫妇听，征询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也常常向海涅讲述自己的政治见解。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是马克思同诗人之间在精神上是能够沟通的。正如海涅所说，我们不用多少言词就能相互了解。
在海涅同马克思交往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入生境界得到升华，诗歌创作也进入到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海涅这一时期所写的《织工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充满了反对封建专治的色彩，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不朽之作。马克思在离开巴黎前，在致海涅的信中深情地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7页。
尽管有诸多的留恋和遗憾，但马克思是不会向普鲁士反动政府妥协的。1845年2月初，他离开巴黎，前往他认为尚有一丝民主气息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陪同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的是他的朋友毕尔格尔斯。随后，燕妮把巴黎住处的家具和一部分衣物变卖完毕，拖着病体，带着刚9个月的女儿也来到了布鲁塞尔。
马克思初到布鲁塞尔，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由于他是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的，因此他的到来引起了比利时王国政府的不安，他们命令警察部门监视马克思的行动。一个多月后，马克思又被传到警察局，强令他签署了一份不在比利时境内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文章。当时马克思正急于从事他未完成的理论研究工作，便答应了这个要求。但普鲁士反动政府岂能善罢甘休，他们又给比利时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比利时政府把马克思驱逐出境。
为了不给普鲁士当局以任何干预他自由的借口，马克思不得不于1845年12月，公开宣布放弃普鲁士国籍。从此，马克思成了没有国籍的人，四海为家，颠沛流离。但他幽默地说“我是个世界公民，走到哪儿就在哪儿工作。”
马克思除了在政治上遭受着普鲁士政府和比利时政府的迫害外，生活上也遭受着贫困的打击。从巴黎迁居布鲁塞尔，为了筹集路费，他把多年来的一点儿积蓄用完了，甚至把在巴黎好不容易置办起来的家当卖掉，也难以维持生活的费用。
初来乍到，囊中空空。比利时反动当局又雪上加霜，不允许马克思发表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文章，这样就使以稿酬为生活唯一来源的马克思一家跌入生活的低谷。好长时间，马克思竟连一所固定的合适住房也找不到。搬家几次，最后才在东城的同盟路5号安顿下来。
就在马克思一家举步维艰的情况下，恩格斯雪中送炭地发动朋友从多方为马克思筹款，并把他自己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第一笔稿酬一起寄给了马克思。他在信中写到:“我还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使你在布鲁塞尔安顿下来，所以不言而喻，我是万分乐意把我的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的稿酬交给你支配的；这本书的稿酬我不久至少可以拿到一部分，而我现在不要这笔钱也过得去，因为我会向我的老头借钱。至少，不能让那帮狗东西因为用卑劣的手段使你陷入经济困境而高兴。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23页。
恩格斯的情谊使马克思十分感动。在以后的日子里，为了使马克思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他们共同的事业，恩格斯曾无计其数地给予马克思以经济援助，他把这看做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也看做是自己对伟大事业的一份贡献。
当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流亡生涯刚拉开序幕时，家里又多了一位新成员，她叫海伦·德穆特，是摩塞尔河谷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她很小就来到威斯特华伦男爵家当佣人，在燕妮身边长大，大家都叫她琳蘅。当燕妮和马克思成婚后，威斯特华伦男爵夫人看到女儿的生活非常艰难，便在燕妮带着刚出生的孩子回特利尔时，把22岁的琳蘅当作“最好的礼物”送给了马克思夫妇。
琳蘅聪明、善良，善于当家理财。自从她来到马克思家后，一切都被她安排得井井有条。琳蘅在马克思家里度过了她一生的宝贵时光，虽然在此期间，她也遇到过倾慕她的男人，但是她放弃了个人的幸福，对马克思一家忠心耿耿，，始终与他们患难与共。琳蘅除了操持家务外，还精心地照顾马克思的子女，孩子们都称她为“第二个母亲”，她成了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永久性成员。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曾说:“凡是知道马克思家庭情况的人，也就永远忘不了一位最高贵的妇女海伦·德穆特这个光辉的名字。”②胡尧之等译:《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1页。
1845年的4月初，恩格斯摆脱了他在巴门的、使他厌烦的“生意经”，也来到了布鲁塞尔，他在马克思家旁边的同盟路7号租房住了下来，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从此可以朝夕相处，共同创立他们新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了。
随着恩格斯和琳蘅的到来，马克思的家苦中有乐，充满着温馨的气息。以前巴黎的老朋友海涅、艾韦贝克、海尔维格、贝尔奈斯也同马克思建立起了通信联系。在布鲁塞尔的一些国家的革命流亡者、当地的先进工人、民主派人士纷纷慕名而来，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家，成了各国革命者和民主人士喜欢的聚会场所，马克思的威望与日俱增。
由此看来，普鲁士反动政府可以把马克思从一个国家驱逐出去，但是它却不能把马克思从各国革命者的心目中驱逐出去，更不能把马克思的新思想从他的脑海中驱逐出去。真理终将取代谬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就是历史发展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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