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博物馆的足迹

伦敦，是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之一，是资本主义世界文明的中心，更重要的是，它有根据英国1753年颁布的法案建立起来的、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的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

马克思的研究课题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及其规律，伦敦对于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不能不是一个方便的地点，而大不列颠博物馆所珍藏的丰富的图书文献，更是其他任何地方所不能比拟的。马克思选择伦敦作为他新的落脚点，也有这些方面的考虑。

1848年至1849年发生的欧洲革命，使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被迫中断。1850年春，侨居伦敦不久的马克思又回到书斋里，开始了对经济学的研究。在此之前，他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先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然后是在1847年所写的《哲学的贫困》中，继而又在同年12月为工人所作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演讲中，都表明马克思的研究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来到伦敦后，马克思便取得了很不容易得到的大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的阅览证，从此，他便成为那里最忠实的读者。

有许多年，马克思都是白天在阅览室里读书写作，夜里在家里工作。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经常每天早9点就来到阅览室，直到晚上7点才离去。他刻苦钻研的勤奋精神给阅览室的管理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天早上，有位读者拿着书来到马克思常坐的座位，坐下来阅读。这时，阅览室的管理员走过来礼貌地劝他离开那个座位，并告诉他，那是马克思博士的座位，他马上就会来的。桌上摆放的英国政府关于工厂工作的年报就是马克思每天来研究用的。这位在阅览室里工作了20年的管理员还向这位读者介绍说，几年来，马克思博士每天都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是他20年间在阅览室里所见到的最勤劳和最准时的读者。

由于马克思长年累月地坐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阅览室D行的第二号座位读书，而且在读书时常常不自觉地用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以至把他座位下面的水泥地磨去一层，永远地留下了他的“足迹”。这“足迹”至今还珍藏在世人的心里。

在此期间，为了研究经济学，马克思阅读了“多得要命”的文献，作了许多摘录。仅从1850年春到1853年8月间，马克思所作的经济学研究方面摘录的笔记就有24本之多。这些笔记本记录了他博览以往经济学家的著作以及官方文件和期刊时的思维轨迹。从这些笔记本上所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从经济学的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当时发生的经济现象等各方面，对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研究。马克思的研究还延伸到其他相关领域。为了研究地租，他进行了对农艺学、特别是农业化学的研究。为了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艺情况，他考证了几百年间各种类型生产中采用数学、物理学和其他科学的情形。马克思还重读了他过去读过的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等著作。

在英国流亡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马克思除了拿出一部分时间进行理论研究以外，还要挣钱养家糊口。他不得不把一些精力放在为《新奥德报》撰写有关英法局势和克里木战争的文章上，放在与恩格斯一道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关于英国侵略中国的一组文章，以及与恩格斯一起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写军事条目上。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撰写的文章中，他对发生在1857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进行了评论，深刻地剖析了危机产生的原因和特点。由于对1857年经济危机的密切关注和对它将会引起的政治后果的预测，使马克思增强了迅速完成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紧迫感。他写信告诉恩格斯：“我现在发狂似的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他在这里所说的“洪水”，是对可能引发的革命的代称。

1857年7月至1858年5月，马克思写出了长达50个印张的篇幅巨大的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前提。《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主要内容包容在写满7 个笔记本的《货币章》和《资本章》两个章节中

在《货币章》中，马克思研究了价值和货币的一般理论，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货币理论，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在于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马克思阐述了一系列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论点，

在《资本章》中，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了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将剩余价值本身与其具体表现形式严格地区分开来，从而完成了对资产阶级利润学说的批判，科学地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还深入探讨了资本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根据对资本不同部分在价值过程中的不同作用，马克思第一次将资本划分为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可变资本(劳动力的价值),并由此而明确了利润在生产过程中不是由整个资本产生的，而只是由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产生。这就克服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剩余价值时，通常只从利润、地租等特殊形式来考察价值、而没有考察剩余价值本身及其起源问题的缺陷。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所研究的问题的内容和所达到的理论高度上看，应当说，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两部著作的草稿。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即《导言》中，对自己的经济学原理进行了概括，而且更加完整地表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理论意义。

当《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尚未全部完成之时，马克思便开始为这部手稿的付印作准备。他在手稿的基础上艰苦写作了三个半月，终于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初稿，并打算分6册出版。1859年1月，这部书第一分册的手稿寄给了出版商，同年6月面世。《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除了序言，还包括《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

在《商品》一章中，马克思阐述了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相统一的商品的二重性以及作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相统一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学说，这在马克思之前的那些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在内是都没能提出来的。他们虽然也已经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区别开来，却没有说清它们之间的真正关系；虽然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却没有弄清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特点；虽然可以用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却没有从质的方面指出表现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中的劳动形式的特殊性。只有马克思首先做到了这一点。

在《货币或简单流通》一章中，马克思对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进行了内容丰富而系统的论述，确定了货币的必要流通量的规律以及货币流通的其他一些基本规律。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次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可以说它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同时，这部著作的序言，也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价值。在序言中，马克思对他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了全面而完整的表述。这是他从研究经济学中得出来的，而且一经得出就用以指导经济学研究的理论。

马克思说：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9页。

马克思的这一经典表述，为我们研究全部生活和全部历史，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马克思在研究经济学的过程中，除了去博物馆查找资料和进行写作外，还经常在家里工作。如果白天不受干扰，他往往在八九点钟起床后，喝过咖啡，读过报纸，便进入书房一直工作到深夜两三点钟，只在用餐和午间有短暂的休息。他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就餐时往往也要被人呼唤多遍。如果白天受到干扰，他便在夜里工作，有时还要干上一个通宵，以弥补白天没有进行研究的缺憾。。为此，燕妮曾不止一次地责备他。

马克思抓紧一切时间进行研究，甚至在外出散步时也在思考问题，还不时地往特意带在身边的本本上记下思想的“火花”。马克思在书房写作时也时常离开写字台，边漫步边思考问题。由于他在室内来回走动，以致在门与窗之间的地毯上踏出了一条痕迹，就像穿过草地的一条小路一样。据朋友们回忆，马克思经常说：“我们在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斗争，可是我们自己的工作时间却往往两倍于此……”②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