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是在长期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从事艰苦的科学理论研究的。因而，他和他的家人长期忍受着贫困生活的煎熬。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当年这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在为工人阶级探寻通向理想社会道路的过程中，度过的是一些多么艰难的岁月。
多次被反动政府驱逐，使马克思一家始终过着颠沛流离、动荡不安的生活。早在流亡布鲁塞尔时，马克思一家便不得不靠借债和典当度日，而且经常由于付不起房租而多次搬家。在被驱逐出布鲁塞尔时，由于时间十分紧迫，他们甚至来不及带上家里值钱的衣物。移居法兰克福期间，为了度日，他们不得不再次典当一些家用银器。
1849年秋，侨居伦敦之初，马克思一家5口挤住在切尔西区的安德森街4号的一个小套间里。不久，马克思的第四个孩子、儿子亨利希·格维多出生。由于这里是伦敦的上等住宅区，每月的房租为6英镑，这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很快，他们就欠了债，于是在安德森街4号居住了7个多月后，他们只好在1850年4月被迫迁居了。燕妮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痛苦地记述了当时的悲惨境况：“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板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1页。
在听说马克思家被法警查封了财产后，马克思家的其他债主纷纷跑上门来逼债。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们才首先付清了房租，然后，卖掉了所有的床，用以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欠款。更有甚者，正在马克思一家遭受债主逼债而被迫迁居之时，竟有两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在门前围观。实在无奈，马克思一家6口只好迁到莱斯特广场莱斯特街1号的德国旅馆的两间小屋中暂居。然而，他们要为此付出每周5个半英镑的高昂代价。不久，他们又付不起房租了，终于，店主在一天早上不再给马克思一家开早饭，他们只好另外去找房子。
1850年5月8日，马克思一家在索荷区第恩街64号，也就是离德国旅馆不远的一个犹太花边商家里找到了两间小房，安顿下他们在伦敦的第二个家。他们在这里一直住到年底。以后又搬到第恩街28号楼顶上的两间房里。临街的一间兼做客房，后边的一间是全家人的卧室。马克思和家人在这里住了6年。
至今，在这幢房子上还留有大伦敦市政会钉上的伦敦唯一一个马克思故居的纪念牌。马克思的第五个孩子弗兰契斯卡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马克思一边同贫穷作斗争，一边顽强地进行科学理论的研究。然而贫困的生活始终在干扰着他的工作。无钱订报，无钱买药，无钱购买他认为从事研究工作所必须阅读的价值仅9先令6便士的书籍。
最难堪的一些日子是，马克思由于自己唯一的一套礼服躺在当铺里而无法上街。更有甚者，有一年马克思竟然在一年里两次当掉他的大衣。有时，由于家里凡是值钱的东西包括燕妮的披肩都送进了当铺，全家人只好穿得破烂不堪。有时，家里甚至一连10天都没有了一文钱。被逼无奈，马克思曾多次想方设法躲债。有时，债主上门，他藏在家里，只好由燕妮出面谎称他正在外面筹款。还有一次，为躲避家庭医生讨债，全家人只好跑到一个朋友家里躲了10个星期。
贫穷，有时使得马克思连邮寄自己手稿的钱都没有。当《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脱稿后，由于付不起由伦敦寄往柏林的手稿的邮资，马克思只好等待恩格斯汇款，才把手稿寄出付印。马克思在痛苦之余，写下了这段看似幽默，实则使人顿感悲凉的话：“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写这个问题的大多数作者都同自己的研究对象有最好的关系。”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371页。
贫穷，夺去了马克思许多宝贵的研究时间，因为他不得不为四处筹款等生活琐事而奔波。对于这一点，他十分烦恼，他无奈地写道：“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8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0页。
贫穷和疾病，毫不留情地夺走了马克思最珍爱的7个孩子中的4个。有3个孩子死于第恩街。儿子亨利希·格维多1850年11月19日死于肺炎，仅仅活了一周岁。女儿弗兰契斯卡死于1852年4月14日，也仅仅活了一周岁多一点。这时，正是马克思一家生活最窘迫的时期之一，家里穷得甚至无钱埋葬弗兰契斯卡。燕妮向一位德国流亡者求助了两英镑才付清了小棺材的钱和埋葬费。
1855年4月6日，马克思8岁的儿子埃德加尔因患严重的胃病不治身亡。这使马克思夫妇遭受到最沉重的打击。这个孩子聪明伶俐，长着一双漂亮的眼睛，曾使马克思的家庭充满生气，是家中的灵魂。马克思痛苦地写道：“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42页。
1857年7月初，燕妮又生下一个孩子，但刚生下就夭折了。
为了谋生，为了使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能够持续下去，马克思只有靠为报纸撰稿来获取微薄的稿酬。马克思说：“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8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4—85页。
为报纸撰稿的收入是不稳定的。1857年由于经济危机爆发，《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解除了除马克思之外的全部通讯员。但每月采用马克思稿件的数量也由8篇降为4篇，使马克思减少了一半稿酬的收入。这样的情况，在1861年初又一次重演。
当《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本想用这部著作的稿酬来还清债务、摆脱生活的窘迫，可是，稿酬少得可怜。马克思曾开玩笑地说，《资本论》的稿酬甚至不够偿付他写作时所吸的雪茄烟钱。然而，他为写作《资本论》辛劳了40年。威廉·李卡克内西感慨地说：“德国一个工资最低的零工，在40年中所得的工资也比马克思为本世纪最大的科学创造所得的稿酬要多。”⑤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1页。
每当马克思陷入了生活困境，恩格斯总是向他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这种援助几十年如一日地伴随着马克思。
早在1845年3月，恩格斯就对他父亲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了。可是1848年欧洲大革命失败后，他和马克思都流亡到伦敦，由于在革命时期，马克思把一家的积蓄和父亲的遗产都捐赠给了革命，因此到伦敦后，已是分文皆无。恩格斯不忍看到马克思为生活所累，把精力和智慧消磨在为生计的奔忙之中。因此，他决心自己作出牺牲，去从事他最不愿意从事的经商活动，为马克思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恰好此时恩格斯的妹妹受父母之托，来信劝哥哥重操旧业，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营业所任职。于是，恩格斯于1850年11月毅然离开了马克思，前往曼彻斯特。没想到，他在那儿生活了20年。
恩格斯从移居曼彻斯特的那天起，就开始资助马克思，从未间断过。他通过汇票，1英镑、5英镑、10英镑，甚至上百英镑地寄往住在伦敦的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把马克思一家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恩格斯讨厌经商，然而为了资助马克思，他决定永远忍受他所憎恶的桎梏,这“不仅是为了帮助自己的朋友，而且也是为了保存党的最优秀的思想家。只是根据这一点恩格斯才作出自己的牺牲，而马克思才接受他的牺牲。作出这样的牺牲和接受这样的牺牲，都同样需要崇高的精神。”①弗·梅林《马克思传》，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04页。
而当恩格斯开始作出这样的牺牲的时候，他在曼彻斯特仅是一个普通的职员，经济状况也并不十分好。只是在许多年后才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无私援助和自我牺牲精神既深感不安，又由衷感激。他曾对恩格斯说：“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像被梦魇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们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1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的书稿校阅工作完成后，马克思又给恩格斯写下了一封充满感激的信：
“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0—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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