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生涯的开端

1840年，费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普鲁士的王位。新国王与他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父亲相反，他对革命年代留下来的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东西十分反感，他希望建立起一种专制主义的家长制的社会，所有的德意志人都是他的家庭成员。为了收买人心，他上台伊始曾装出了一副开明公正的面孔，接受了反对派集团提出的自由主义的执政方针。但随着德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运动日渐高涨，这位虚伪的君主感到十分恐慌，并很快就撕下了伪装的面具。他公开表示绝不实行立宪改革，甚至连任何批评当局的言论也不许发表。统治当局的倒行逆施引发了资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反对封建专制制度斗争的一个新高潮。在这动荡不安的时期里，普鲁士政府加强了政治上的反动，不仅在政治领域疯狂地镇压自由民主运动，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打击压制他们认为不利于专制统治的各种思想言论，迫害持有进步思想的政治家和学者。在这股反动逆流中，教育界的形势犹为恶劣，教育自由已不复存在。许许多多进步的学者被逐出了学校的大门，在新任文化大臣艾希霍恩的指使下，波恩大学的某些御用文人开始攻击陷害鲍威尔。由于鲍威尔在其新作《同观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中批判了宗教愚昧，因此成了反动派打击他的依据，威廉四世以此为借口禁止鲍威尔在大学讲课。1842年3月又宣布解除他在波恩大学副教授的职务。这样，马克思通往大学讲坛的道路被彻底堵死了，他的博士证书竟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马克思在波恩谋职的日子里，一边为求职而奔忙，一边仍在埋头苦读——他觉得自己虽然获得了博士学位，但还有许许多多的问题没搞清楚，需要认真研究。为此，他研读了许多学者的著述。

在波恩居住期间，也是马克思自由政论家生涯的起步阶段，他为自己安排了许多写作计划，并开始从事这方面的尝试。起初，马克思打算与鲍威尔共同编辑出版一本新的哲学杂志——《无神论文库》。由于普鲁士的封建反动势力对进步运动进行了严厉的镇压迫害，在讲台上已经很难宣传激进的革命理论了，教育部的部分进步学者们只好转而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理论和政治见解。恰好当局此时对科学报刊的重要性还认识得不足，篇幅不超过20印张的书籍可以不经预审出版，因此为政论家们留下了一个充足的活动空间，他们便纷纷转移到了这一阵地上。马克思步入哲学领域已有几年时光了，其学识也受到公认，但到这时为止他还尚未公开发表过文章，因此他也想在这一领域一显身手。为此，马克思做了充分的准备，阅读摘录了许多著名的哲学著述。

马克思和鲍威尔原想以这个新杂志团结动员一大批进步的学者，向宗教和黑暗的社会势力发起猛烈的进攻。但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他们的计划。为了躲避普鲁士政府的迫害，阿尔诺德·卢格把他主办的《哈雷年鉴》转到普鲁士境外去出版，改名为《德国年鉴》，并转向激进的人道主义立场，举起为争取自由、反对敌对政权而斗争的旗帜。卢格的立场观点与马克思和鲍威尔比较接近。因此，如果再创办新的刊物势必会引起力量的分散，这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策略的，所以马克思和鲍威尔的计划就此搁浅了。但马克思决定要用辛辣的政论文章来抨击、批判宗教和专制暴政。在1841年8月到9月间，他参与了鲍威尔的《对黑格尔的末日的宣告》一书的写作。由于早就有所准备，马克思对该书所要阐释的理论问题驾轻就熟，所以写作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当年晚些时候该书就问世了，这部作品表达了当时大部分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和立场，号召进步的哲学家们联合起来，并建立了现实的政治反对派来反对现存国家。书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论题——进步的思想家们应该将理论变成实践。文中写道：“理论原则应直接转向实践和活动，如果现存制度同哲学的自我意识发生矛盾的话，哲学应在政治领域中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坚决地冲击和动摇现存制度。”

《对黑格尔的末日的宣告》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战斗檄文，其矛头直接指向宗教蒙昧主义和旧的封建秩序，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由于作者们使用的语言和笔法比较隐晦，一般读者并不能完全抓住其要领。

1842年初，马克思在特利尔为《德国年鉴》写了一篇语言犀利、内容深刻的政论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对统治当局的虚伪面目和险恶用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该法令要求人们在探讨真理时必须严肃谦逊。马克思认为当权者提出这一点是企图扼杀学术的研究自由，阻碍人们去探寻真理。所谓的“严肃”，马克思认为就是不许学术界出现不同的风格和流派，限制学术讨论的自由发展。用行政命令强制规定某一种写作风格，其结果只能使学术界出现死气沉沉的局面。他写道：“你们赞美大自然令人赞叹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烁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有一种色彩——官方的色彩。”

《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一篇战斗的檄文，它表明马克思已经公开地站在反对专制统治的立场上，直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他希望以哲学为锐利的武器，向一切反动的东西发起猛烈的进攻，从根本上变革普鲁士的整个国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虽然他此时还不能完全了解进行这一改造的动力和伟大的历史意义，但他已经与青年黑格尔派分离了，成了一个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篇文章还显示出了马克思非凡的写作才华、独特的写作风格和不妥协的战斗精神。这些宝贵的东西将在马克思的一生中不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为了避免遭到打击迫害，马克思没有在文章上署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冠之以“莱茵一居民”的署名。这一署名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莱茵地区是当时德意志境内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地区，争取自由民主的运动在这里有深厚的土壤和广泛的群众基础。马克思是作为莱茵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代表，向整个普鲁士的封建专制主义发起挑战的。文章写成后，马克思把它寄给了激进的政论家卢格主编的《德国年鉴》，希望能尽快发表，以发挥其战斗作用。由于《德国年鉴》的检察官禁止发表这篇文章，卢格只好把它载入一部《轶文集》，于1843年在瑞士出版。但当这部文集进入普鲁士境内时，仍遭到了当局的查禁。这一事实彻底撕去了罩在普鲁士当权者脸上的虚伪面纱，进一步有力证明了马克思对普鲁士书报检查令的评论是何等的正确。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政论家，一生著书立说、笔耕不辍，留下的文字著述汗牛充栋、浩若烟海。但直到他晚年，每当回想自己的写作经历时，他仍然对自己的这篇政治处女作感到由衷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