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莱茵报》主编

由于书的出版周期太长，所以马克思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报纸上，因为他看到当局对日报的检查要比对杂志的检查马虎。这大概是由于日报种类较多、出版周期太短的缘故。这时，一家设在科布伦茨的《莱茵报》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莱茵报》创刊于1842年1月1日，是由莱茵省的大资产阶级以及自由主义反对派的领袖们共同出资筹办的。他们企图用这家报纸来维护莱茵地区工商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普鲁士当局虽然对它存有深深的戒心，但为了对抗《科伦日报》还是从策略出发容忍了它的存在。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也为了使大批优秀的政论家和学者为该报撰稿，《莱茵报》的创办者们与激进派，特别是青年黑格尔派结成了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秘密联盟。

马克思十分关注《莱茵报》的出版编辑工作，他认为可以把它办成一份反对专制统治、宣传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报纸。因此，从1841年秋天起，他开始积极参与报纸的创办工作，这时他已经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权威人物了。

从1842年8月起，马克思开始亲自为《莱茵报》撰文。在4月至5月间，他在报上连续发表了题名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一组文章，在市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此后，他又陆续发表了《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同时，他还积极地为报纸的出版负责人出谋划策，就如何提高办报水平发表了十分中肯的意见。他提出，不要让撰稿人领导报纸，而要让报纸领导撰稿人的指导思想对《莱茵报》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从1842年8月起，马克思已经成了《莱茵报》的实际领导者。

此后，马克思移居到了科布伦茨，科布伦茨是德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是莱茵省的经济中心，在文化方面也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迁居此处后，就立刻以烈火般的激情和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开展工作，用自己过人的才华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对这份报纸施加了强有力的影响，从而开创了《莱茵报》发展史上最辉煌的篇章，在他个人的生活史上也写下了崭新的一页。

马克思虽然担任了《莱茵报》的主编，工作也十分出色，但他并没有忘乎所以、自命不凡，而是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一边紧张地工作，一边继续刻苦攻读钻研理论问题，从来不轻率地乱发议论。

这一时期，马克思一方面邀请了许多进步学者和撰稿人为《莱茵报》写稿，另一方面自己也勤奋地进行理论研究并发表了不少论述当时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文章，深刻阐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如果把这篇文章同他先前发表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相比较，人们可以看出后者只是一般地论述出版自由问题，而前者则是把这个问题同各个社会等级和阶层对待出版自由的态度问题联系起来加以详细考察，从而得出了更为深刻的结论。

《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一文鲜明地表达了马克思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他已经把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扩及到了对这个制度的社会基础——贵族统治和等级特权的批判，并揭露了普鲁士代议制度的实质——它不是人民的代表机关，它是虚伪的、反人民的，是维护特权等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的。马克思在告诉人们一切剥削阶级都是出版自由的敌人的这一事实的同时，还深刻揭示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真面目。这是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它把革命的热情与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紧密地联系起来，使《莱茵报》真正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从而成为该报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发表的评论莱茵省议会活动的论文中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在当时，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德国地主阶级对传统的公共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其中包括许多林地，这样就使得普通农民对森林的利用受到了严格的限制，这种情况给贫苦农民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因为使用公共林地和拾捡枯枝一向是他们谋生的一个重要来源，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与所谓“林木盗窃”有关的刑事案件。在莱茵省第六届议会上，地主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们支持对砍伐林木者加重处罚和对捡枯枝者给予严厉惩处的惩罚。面对这种情况，马克思挺身而出，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为穷苦农民进行了有力的辩护，反对国家准备制定的相关法律。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深刻揭示了把所有者的欲求变成了法律的社会经济根源。他认为这是私人利益的作用，这不仅仅是等级的私利，还是私有制的利益。马克思指出等级国家的法律是为剥削阶级利益服务的，不仅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而等级议会则是保护大私有者的有力工具，他们衡量一切事物的态度都是以剥削阶级的私利为转移的。在这篇论文中，马克思不仅从政治和法律方面揭露了剥削阶级的本质，而且指出等级国家及其法律代表的是大私有者的私利，并公开站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一边，竭力维护他们的权利，这表明他已开始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方向转变了。

但是，反动统治阶级是绝不会让革命思想在普鲁士的国土上自由地发展和传播的。由于马克思的社会理论和政治思想越来越激进，《莱茵报》对现实问题的剖析和批判也越来越深刻犀利，所以很快就触怒了当局。

因此，马克思回到科布伦茨后，就立即写了一组题名为《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的文章，并陆续刊载在《莱茵报》上。在这组文章中，马克思详细地列举了许多确凿的数字和材料，以活生生的具体事例说明了摩塞尔河两岸农民极端贫困的状况。马克思的这组文章用最尖厉的语言和入木三分的剖析对普鲁士的官僚政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勇敢地捍卫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了捍卫真理，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马克思和《莱因报》的同仁们与政府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马克思并不是单纯地满足于同政府论战取得的某些胜利，他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莱茵报》进行广泛的政治宣传，号召广大进步人士为彻底变革社会现状而进行战斗。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使报纸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长期生存下去，马克思作为主编不仅要把握报纸的政治方向，把编辑工作搞得井井有序，发动各界进步人士为报纸投稿，还要讲究斗争策略，不让书报检察官们找到查封报纸的借口。

最后，迫于普鲁士政府的政治压力，股东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抱怨马克思办报具有革命倾向，要求降低报纸的政治调子以维持其生存。通过这件事，马克思对普鲁士政府的反动性和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坚决反对妥协退让，绝不放弃原则，于是决定退出《莱茵报》。

从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到最终退出《莱茵报》，只有一年的时间，其中担任主编的时间仅仅5个月，这在马克思的一生中是十分短暂的，但在他的政治生活和世界观的发展过程中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同那些为了挣钱不惜出卖灵魂的庸俗作家不同，马克思把写作的目的看得极为高尚，他是出于宣传革命理论、改变旧世界、为全人类谋幸福的良好动机而从事写作工作的。所以他的文章一向实事求是、爱憎分明，既不隐恶，也不溢美，更不哗众取宠或卑躬献媚。他以锐利的文笔，深邃的思想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深刻地揭露了普鲁士专制统治的反动性和欺骗性，揭示了普鲁士代议制度的阶级实质。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他为广大的贫苦劳动者进行了强有力的辩护。通过勤奋的研究，特别是深入社会进行实地调查，使他深刻地认识到物质利益在人类社会中所起到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