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

▷1.1.1　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决不是什么先知先觉者布下的某种“福音”，也不是什么千古不变的“教义”，它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世界文明世代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思想史上伟大革命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15世纪就已萌芽于欧洲。16世纪60～70年代，荷兰发生了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直到1640～1688年间发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才在欧洲的一个大国推翻了封建制度，初步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的重要标志。

英国资产阶级同封建阶级经过100多年的反复较量，才逐步地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到18世纪中叶，稳固地掌握了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已经能够摆脱封建生产关系的羁绊，踌躇满志地去发掘蕴藏在自然、科学、工业、农业中的巨大生产力，以其“非常革命的作用”，发动了亘古未有的产业革命。产业革命最先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的英国，历经80年，到19世纪30～40年代才告完成。它是以机器大工业为主体的工厂制度取代以手工技术为基础的工厂手工业的革命，它使英国率先成为以机器大工业占据优势的先进的工业国。

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后半期，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世纪中叶，德国、俄国和日本也经历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国家在革命胜利之后，也相继完成了各国的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力发生了巨大的飞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回顾英国产业革命的历史成就时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上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

然而，产业革命在使生产技术得到迅猛发展的同时，也使社会生产方式发生深刻的变化。产业革命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一方面，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使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以社会化形式使用的生产资料，却越来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下，1825年行将完成产业革命的英国，爆发了世界上第一次以生产的相对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在这之后的一个世纪中，这种经济危机大约每隔10年周期地爆发一次。尽管当时资本主义还处在它的上升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已开始从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转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

产业革命引起了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产业革命在创造出一个工业资本家阶级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个在人数上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阶级；产业革命在不断地刺激资本财富的积累、强化资本的力量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扩大工人贫困的积累、聚合工人阶级的反抗力量。产业革命把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推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9世纪30～40年代欧洲爆发的一系列工人运动，揭开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序幕。

▷1.1.2　资本主义时代发展提出的新课题

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时代正经历着历史性的变化。时代的急剧变化，迫使人们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作出反思，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一，资本主义时代这一扑朔迷离的变化背后潜藏的最根本的力量是什么？推而广之，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什么？第二，陷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困境的资本主义究竟向何处去？面对历史和时代发展提出的难题，当时西欧社会的一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并没有回避；但是，无论是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本人，还是他们的最忠实的后继者，都没有能够对这两个课题作出成功的回答。

当时，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乔·威·费·黑格尔（1770～1831年），在他那宏大而深邃的哲学体系中，第一次试图把整个自然界、历史和精神的世界描述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肯定事物是普遍运动和发展的，把事物的矛盾看做是运动和发展的内在动力，这种辩证法思想成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合理内核”。但是，黑格尔哲学体系在对历史和时代重大问题的解答上却毫无建树。一方面，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辩证发展的源泉被归结为“绝对精神”，历史发展的动力则被归结为“绝对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不彻底的，他在肯定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的同时，却断言他的哲学体系是“绝对精神”的最后体现，普鲁士专制制度是“和谐的”，是德国历史发展的“顶峰”。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辩证法，被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所扼杀。

这一时期，在欧洲思想界囿于黑格尔哲学体系而止步不前时，德国另一位哲学家路·费尔巴哈（1804～1872年）独树一帜，大胆地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世界是物质的、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意志而独立存在的等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但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半截的，在对历史和时代问题的回答上，他又退缩到唯心主义立场上。他认定，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仅仅是宗教变迁的结果；世界历史的发展是由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宗教和抽象的人“爱”所推动的。费尔巴哈在历史观上留有的唯心主义的印记表明，在有关历史和时代的重大问题上，资产阶级哲学大师们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建树。

在时代急剧变化的时刻，试图对历史和时代发展问题作出解答的，还有英国和法国的古典经济学家。19世纪初，英国的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对经历了一个半世纪发展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作了最后的结论。李嘉图的全部理论和政策主张都是以反对和消除一切阻碍资本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为宗旨的。为此，他强调指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的源泉，认为利润、地租等“收入”都是工人创造的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斥责土地所有者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赘疣”，证明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家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对立关系。但是，一涉及资本主义历史命运问题，李嘉图的科学的“公正性”就荡然一尽。一方面，他把资本看做是一种永恒的自然关系，以致原始人手中的石器、棍棒都具有资本的规定性；另一方面，他又极力掩饰产业革命过程中就已初露端倪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尖锐冲突，断然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普遍存在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他在历史和时代发展问题上所持的资产阶级的立场、所运用的非社会的和反历史的方法，得出的只能是这些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相悖的理论观点。李嘉图逝世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在实践和理论方面所采取的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完全堵塞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科学发展的通道。

作为对李嘉图经济学理论的最后的补充，法国的让·沙·列·西斯蒙第（1773～1842年）对资本主义时代问题作出了独特的思考。他严厉斥责资本主义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确认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造成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危机。他已经模糊地猜测到，资产阶级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但是，西斯蒙第并不理解，引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并不是这一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化大生产本身，而是这一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形式不再能适应它的物质内容。西斯蒙第往往把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看做是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结果。因此，他极力赞颂小生产，鼓吹恢复宗法制和行会的原则，力图以小生产的原则和规范来填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显然，在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趋势的问题上，西斯蒙第同样茫然无知。

在资产阶级哲学家、经济学家面对历史和时代发展的课题一筹莫展、困惑不解时，法国和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揭竿而起。这些从资产阶级营垒内冲杀出来的、反映不成熟的无产阶级愿望和要求的伟大的思想家们，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对未来的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和谐”社会作了许许多多天才的构想。空想社会主义的最杰出的代表就是法国的昂利·圣西门（1760～1825年）、沙利·傅立叶（1772～1837年）和英国的罗伯特·欧文（1771～1858年）。

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都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深刻的批判。在圣西门那里，虽然没有形成“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概念，但他通过对法国1789年革命后社会现实的考察，认识到这场革命并没有能够解决法国的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根本没有改变“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在他看来，法国社会呈现的仍然是一幅“颠倒世界的图景”，“专横、无能和阴谋”成为这一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主要弊端。

同圣西门一样，傅立叶也没有形成“资本主义”这一历史概念；但他已经意识到，人类历史总是表现为不断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而法国当时的“文明制度”也是从先前的“野蛮制度”发展而来的。法国社会中生产的分散性和不协调的劳动的性质、以自由竞争的名义装扮起来的商业欺诈等弊端，使“文明制度”成为一个“社会地狱”、成为“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的颠倒世界”。在他看来，消除这些社会弊端、走出“社会地狱”的惟一出路，只能是“力求消灭它，而不是纠正它”。“文明制度”的衰落，将引致更高级的“保证制度”、“协作制度”和“和谐制度”等等的产生。

欧文的名字是和19世纪初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联系在一起的。与圣西门和傅立叶不同，欧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私有财产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无论在过去和现在，私有财产制“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同时，他还进一步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认为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适应“力量无限的新的生产力”，迫切需要对现存社会进行“巨大变革”。但是，欧文并没有寻找到对旧有的社会制度进行“变革”的真正的力量、方法和道路。

这三位伟大的思想家具有同资本主义旧制度决裂的理论勇气，有为新世界的到来而努力奋斗的善良愿望；也都阐述了新的社会制度产生的必然性问题，表达了对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热切愿望，并对这种社会的具体细节作了富有天才性的构思。但是，他们在对世界历史发展动力和资本主义社会前途等重大问题的理解上，仍然裹足不前。他们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矛盾，但却不能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科学地阐明这些矛盾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们预见到资本主义制度必然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所取代，但却不能理解这一历史过渡的现实基础和实行这一变革的物质力量。

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空想社会主义者逐渐脱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只是躲到他们幻想的海市蜃楼中求得一丝慰藉；他们留下的一些真理的颗粒零星散落，已不可能再聚合成什么石破天惊的理论洪流了。历史和时代呼唤着新的理论的产生。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势在必行！

▷1.1.3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历程

19世纪40～6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他们在这一时期创立的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即后来以它的创始人之一命名的“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作了分析批判，对资本主义时代发展提出的理论课题作了科学的论述。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来到人世间，同别人一样，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也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现实世界，接受的也是来自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他们也曾信仰过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接受过那个时代风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那么，为什么在那个时代，惟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冲破旧思想的藩篱，创立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呢？简要回顾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和事业，特别是他们思想发展的历程，对这个问题就可能有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解。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代的物质的和经济的事实，是他们创立科学的世界观的根源或基础。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19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德国和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正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一种新的理论，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对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趋势作出科学的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逢其时，使他们有可能成为这一新理论的创立者。

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这一科学的理论，并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局部问题，而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问题；它要回答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一阶段的问题，而是要揭示整个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规律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永远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一时代发展的各个阶段都不可能过时。

其次，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一新世界观的创立者，同他们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憎恨和对劳动群众的深厚感情是分不开的。1818年，马克思诞生在一个富裕的文明的、但却不是革命的家庭，然而，他的诞生地莱茵省却是当时德国经济和政治最发达的省份，他后来上大学的波恩和柏林则是当时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青年马克思对这一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不合理性，早就有了深切的认识。在中学时代，马克思就立志选择“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事业”，就极力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辩护，就对“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的现状作了有力的鞭鞑，^[2]对“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充满了信心。

1820年，恩格斯出生于莱茵省的一个工厂主家庭。他17岁时，就由于父亲的坚持而辍学习商，这使恩格斯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穷苦的工人群众，他在19岁时发表的《乌培河谷的来信》一文，就已愤怒地揭露了工厂主对工人群众的残酷剥削。1842年，年轻的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时，更是深情地告诉工人们：“我愿意在你们的住宅中看到你们，观察你们的日常生活，同你们谈谈你们的状况和你们的疾苦，亲眼看看你们为反抗你们的压迫者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3]

在那个时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凭借他们的家庭地位、社会关系和本人的才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毫不动情地舍弃这一切，宁愿清贫一生，受尽反动统治者的迫害，始终和广大劳动群众站在一起。显然，没有这一基本的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可能矢志不移、历经险阻地创立这一代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根本利益的革命理论的。

再次，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这一科学理论的必要条件。纵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首先是伟大的革命家，他们一生始终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斗争，投入创立无产阶级政党、组织无产阶级队伍的所有活动，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们毕生的使命都和壮大、发展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从19世纪40年代后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开始，一直到90年代前半期恩格斯晚年领导第二国际的活动，关注欧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和政党的发展为止，在这半个世纪的历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斗争的前沿。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事业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所具有的这种紧密联系，使他们有可能创立这一极其彻底而严整的、构成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学说。

最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从事的艰苦卓绝的科学研究是分不开的。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还是他们的敌人，都不得不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那个时代的“最卓越的学者”。马克思在大学学的是法学，但对历史和哲学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后来，他又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学说、文学、人类学等学科作了深入的研究，还广泛研究或涉猎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些前沿学科。恩格斯曾经说过：“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4]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评价，也适合他本人。恩格斯尽管只有中学学历，还要从事繁忙的商务活动，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科学研究。1841年，年轻的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他还刻苦自学政治经济学，在24岁时撰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恩格斯精通多种语言，对文学、历史、军事学、人类学也都有深入的研究，他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使他有可能遨游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对自然科学某些学科提出了至今仍然有其科学价值的结论。今天，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反对者，面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作、论文、书信、笔记和手稿，也不得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渊博学识表示由衷的钦佩。

回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正是通过孜孜不倦的科学研究，才可能批判地吸收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优秀成果，才可能在已有的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实现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因此，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相反，马克思主义回答的正是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以批判的态度审查了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思想材料。马克思主义无愧于人类思想史上已有的优秀成果，特别是19世纪创立的优秀成果的当然继承者。这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