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
19世纪40~6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时期。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还只是当时存在的众多的社会主义派别和思潮之一。但是,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的深入,随着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各种理论流派和理论思潮的反复较量,特别是在经历了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的洗礼之后,马克思主义逐渐为工人运动所接受,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非科学的流派和思潮,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但这一发展是曲折的。特别是在历史与时代的转折时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条件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外部的和内部的各种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然面临着种种新的挑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经历它创立之后的第一个世纪之交时,恰逢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转折时期。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资本主义处在相对和平发展时期,社会经济关系就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在那几十年间,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再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电的发现及其在工业上的广泛运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主义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向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过渡。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来临。
面对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新的挑战。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产生了资本主义似乎已经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制度的假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消失”,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理论,如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理论,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假说”。
其次,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存在的“合法斗争”,易于淡化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模糊对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的认识,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似乎也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教条”。相反,主张阶级合作、走和平的“议会道路”,运用“渐进”的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的理论,却成了一种时尚、甚至被有些社会主义者视为惟一正确的“新思潮”、“新策略”。
同时,在长期的“合法斗争”中,资产阶级调整了统治策略,它们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使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和理论家蜕变成工人贵族,成为一味追求“改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这些机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内部逐渐组成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新变化”,宣布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科学性及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意义。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爱·伯恩施坦就是这一修正主义思潮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伯恩施坦作为该党当时最主要的理论家,在1896年至1898年间发表的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论文中,就已隐晦地提出了这股修正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在此之后的几年间,他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的“修正”,特别是1899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提出了最为系统的修正主义的理论纲领与策略。一时间,宣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已经“过时”的论调、断言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被“颠覆”的奇谈怪论层出不穷。修正主义思潮在欧洲工人运动中的迅速滋漫,严重地侵蚀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科学基础,扼制了国际工人运动的健康发展。因此,怎样科学地分析和认识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新变化,怎样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发展中进一步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那一个世纪之交事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事关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首先站立出来,旗帜鲜明地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理论作了严肃的批判,为捍卫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应该看到,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对伯恩施坦理论的批判中,也存在着某些不足。例如,他们没有能从资本主义发展新特征的高度,认清修正主义思潮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政治作用;没有真正地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获得新的活力;也没有充分地认识到修正主义思潮的危害性,以及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其决裂的必要性。以致在那一个世纪之交,伯恩施坦理论一度占了上风,竟然成为欧洲工人运动中的“主流”思潮。在那一个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遇到了极其严重的挑战!
▷1.2.2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性贡献
列宁勇敢地迎接了挑战,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深刻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已经内在地决定,它总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内涵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在与历史和时代变化的新特征的结合中、在与各国的具体国情的结合中,对时代与社会发展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新的回答、得出新的科学的结论。列宁主义就是这一时代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在俄国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是由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说,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俄国,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发展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
19世纪末,俄国开始步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作为后起的帝国主义,俄国保留了许多封建关系的残余,直接以沙皇专制制度为支柱;由于沙皇政权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国内的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国外,沙皇政权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相勾结,坚持对外侵略与扩张,激起了东方落后国家和民族的强烈的反抗。俄国成为帝国主义所有矛盾的交汇点,成为世界帝国主义统治链条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随着俄国帝国主义种种矛盾的发展,俄国工人运动迅速地发展起来,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得到传播。由于沙皇政权的残酷镇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发展步履艰难。同时,俄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还要面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粹主义和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挑战。
列宁就是在俄国社会发展这一特定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20世纪初,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的非凡气魄和卓越才能,顶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马克思主义的逆流,深刻地把握时代变化的本质,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和工人运动的新情况,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有力地批判了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机会主义流派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和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坚持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首先,列宁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根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针对当时标榜为“新思潮”的各种唯心主义理论,以及针对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和歪曲,列宁写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重要著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例如,列宁总结了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发展的新成果,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针对唯心主义认识论的谬误,系统地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发展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检验真理的标准的思想;列宁还周详地阐明了辩证法要素,揭示了辩证法的主要内容。列宁主义哲学极大地丰富了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
其次,通过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入研究,列宁撰写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重要著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列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产生过程,揭示了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经济特征,并在对帝国主义诸社会经济特征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本质特征,指明了这一时代的主旋律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决定这一时代发展方向的中坚力量就是无产阶级,这一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实质上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理论,是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同时,列宁还揭示了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了“社会主义可能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科学结论。这一科学结论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它不仅指引着俄国无产阶级,而且还激励着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发挥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失时机地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世界上一大批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无不是列宁这一光辉理论的胜利和证实。
再次,针对当时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革命学说的歪曲与篡改,列宁潜心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述,撰写了《国家与革命》这一重要著作,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列宁不仅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原理,而且依据阶级斗争的新的事实、新的经验,进一步阐述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深化了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基本原理,进一步论证了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原理,提出了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理论结论。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天才地探索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问题。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政权建设、思想文化建设、民主法制建设以及执政党建设等方面的实践及其理论探讨,开创了20世纪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列宁之所以能在20世纪开初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对马克思主义作出这些历史性的贡献,同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科学态度是分不开的。列宁一生不仅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与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地位;同时,列宁又从来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是我们必须熟读死背的教条,而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当做行动的指南。列宁注重一切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地研究新情况,着力于解决新问题,致力于提出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随着时代的变化和人民斗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是真正地坚持和科学地发展、真正地继承和科学地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列宁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1.2.3 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
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和长期实践的探索过程。例如,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曾出现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它主张放弃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地位,由资产阶级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地割裂开来,结果葬送了大革命的成果。后来,中国共产党内又发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它完全脱离中国的实际,照搬俄国革命的现成经验,反对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道路;它也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线,致使中国革命再次遭到严重的挫折。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在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的过程中,也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革命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证明,毛泽东思想是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作了客观而清醒的分析,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其中如中国革命领导权的理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的理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理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的理论、统一战线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等等。我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已经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自己的实践结合起来,就不可能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新中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继续探索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首先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的具体经济和政治条件,提出了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理论,正确地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方针和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中,中国共产党人又总结新的经验,提出了诸如关于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工业化的理论,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论,关于意识形态领域内贯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等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一时期,年轻的共和国的建设和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曾有过理论上的迷误和实践上的挫折。这种迷误和挫折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极端,出现了全局性的错误,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了极为严重的损失。痛定思痛,我们深切地感受到,这种指导思想上的根本性的错误,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违背了我们一贯倡导和坚持的科学的方法和原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和原则。当我们在理论上背离了这一科学的方法和原则,在实践中就难以避免挫折和失败的厄运。
▷1.2.4 现时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年间,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对这些新变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能完全预料到,甚至本世纪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没能完全预料到。
首先,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特点,如新技术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当代资本主义的国内和国际的垄断组织及其形式,在国际经济交往中起着重要作用;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得到加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方式也有了深刻的变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国际垄断资本的新殖民主义政策,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步履艰难。
其次,在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已出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实践,之后的几十年间,这些国家既积累了改革成功的经验,也有过改革失败的教训,历经如磐风雨。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十余年间,以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实践和理论探讨为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经历着严重的挑战、出现了严峻的局面,其突出表现就是: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早已存在的某些失误急剧膨胀,使它们在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改革的路线和方针上都发生急剧逆转,最后导致这些国家社会主义改革的挫折和失败,给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使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极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还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的挑战,既包含着经济上的合作与竞争,也包含着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渗透”与“反渗透”、“西化”与反对“西化”的斗争。
最后,近半个世纪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都有了长足发展,在许多学科领域都有新的突破,也出现了一批新的学科领域;同时,新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手段、方法和能力,大大地拓宽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认识的视野,人类文明有了以前任何时代都没有过的巨大的发展。对这些重大变化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构成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基本线索。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对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新情况、新问题的探讨中,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形成了一些颇有影响的理论流派。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代资本主义走完了战后20余年的所谓“黄金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全面危机”再度降临,这时,“复兴”的马克思主义一度成为西方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理论思潮。在这之后的30年间,西方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特征、矛盾及其历史命运等问题,作出过多视角、多层面的探索。尽管这些探索瑕瑜互见,但对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新视野是有重要意义的。80年代末,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对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冲击,但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而“死亡”,相反,历经磨难,在走向新世纪的道路上,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已经开始显露出它的新的光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拨乱反正,坚决地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恢复了毛泽东思想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新时期的实际结合起来,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进程。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主题和总体国际形势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下,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一系列正确的理论原理和构成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我们党与时俱进、不断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最新理论成果。江泽民同志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立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站在历史发展和时代要求的高度,敏锐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总结我们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而精辟地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立足于新的实践适应新的需要,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回顾20世纪初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进程,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出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的境界。
“青山缭绕疑无路,忽见千帆隐映来”。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成就,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地预示着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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