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恩格斯各自完成了世界观的彻底转变，并从不同的途径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他们理论探索的观点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手稿和著作中。1845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第二次富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时，共同制定了研究和建立新的哲学历史观的任务，其结晶就是《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
▷2.2.1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创立唯物史观的理论探索
在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影响下，马克思认识到只有研究国民经济学，才能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为此，他研究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萨伊、詹姆斯·穆勒等人的著作，并写成著名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对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和商品交换的分析，得出“异化劳动”概念；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首次得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结论。马克思认为，对经济领域“异化”的分析是为了解决两个任务：第一，“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第二，“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15]马克思首先分析和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私有制，把劳动、资本、土地的分离，当做既成事实加以肯定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认为，要考察私有制的起源和本质，正是私有制把劳动、资本、土地分离开来；对人类劳动的性质、意义及其发展的研究，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出发点。
马克思同黑格尔一样，把劳动看做是人的本质活动，生产劳动是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标志。但马克思认为，人的劳动是一种客观的改造自然的物质活动，不是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活动。劳动创造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强调人的劳动的社会性，提出“社会性质是整个运动的普遍性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16]甚至从事的科学活动、思想家的语言、意识，都不能离开社会。由此可见，马克思在这部手稿中对劳动的分析和研究，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即“异化劳动”。黑格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马克思则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不仅看到了劳动具有创造性的一面，而且也看到了劳动摧残人、压迫人的一面。通过对异化劳动的研究，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他的新历史观的一个根本思想，即物质生产在人的社会生活和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17]，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物质生产的历史。通过异化劳动的产生、发展到扬弃过程的分析，马克思指出，异化劳动的扬弃阶段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阶段；共产主义也不是历史发展的终结，人类社会历史必然会走向更高的目标。由于发现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关于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也有新的进展。马克思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阶级观，马克思把阶级的存在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认为阶级是私有制发展的产物。可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唯物史观萌芽的重要文献。
在马克思为创立唯物史观作理论探索的同时，恩格斯也在进行着理论探索。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达英国之后，就决心献身无产阶级。为此，他深入工厂进行了达21个月之久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社会调查，使他深刻意识到制定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的重要性。恩格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主要描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的必然性，而对我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证明无产阶级的这一斗争是完全合法的，是要用英国资产阶级的丑恶行径来戳穿他们的花言巧语。我写的这本书，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就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的起诉书。”[18]列宁认为，恩格斯在这本书中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而是肩负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的先进阶级；认为“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19]
首先，恩格斯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后果的分析研究，阐述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恩格斯对英国工业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后果的分析研究，是全面的和细致的。早在《英国状况》一组文章中，他就指出，英国工业革命不只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革命，同时也是社会关系的深刻革命。他认为，“英国工业的这一次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的运动动力”；[20]工业革命的第一结果，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利益霸占了新创造出来的工业力量并利用它们来为自己服务；工业革命引起的最重要结果就是形成了无产阶级。对这些认识，恩格斯后来在巴门系统整理调查材料时，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说明。这表明，恩格斯已产生了物质生产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原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
其次，恩格斯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说明了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无产阶级争取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恩格斯在书中从无产阶级的贫穷经济地位和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深刻地揭示了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剥削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恩格斯认为，当时，“只有在英国，才能就无产阶级的一切相互关系来全面地研究这个阶级”。[21]英国工人阶级是常年处于饥饿和失业之中，“如果他侥幸找到工作，就是说，如果资产阶级发了慈悲，愿意利用他来发财，那么等待着他的是勉强够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的工资；如果他找不到工作，那么他只有去做贼（如果不怕警察的话），或者饿死，而警察所关心的只有他悄悄地死去，不要打扰了资产阶级。”[22]可是，资产阶级却不能消灭他们，资产阶级需要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因为，假若没有商业和工业，谁也不会付给他利息，谁也不能使用他的资本。可见资产者总是需要无产者的，但是他之需要他们，并不是直接为了生活（要知道，他可以吃光自己的资本），而是为了发财，就像做买卖需要货物，驮东西需要牲口一样。”[23]在这种状况下，无产者无论是个人或是整个阶级都不可能像人一样地生活、感觉和思想。“工人应该设法摆脱这种非人的状况，应该争取良好的比较合乎人的身份的状况。如果他们不去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剥削工人——作斗争，他们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24]恩格斯依据无产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了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恩格斯依据工人阶级的发展历史，分析和研究了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阶段性。他指出，宪章运动是当时发展的最新阶段，它表明工人要摆脱受奴役的自觉性、明确自己的真正敌人是资产者。恩格斯还指出，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和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是能代表人类利益的最伟大的阶级。他称颂英国工人阶级“不仅仅是普通的英国人”，而且是“意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人，是一个伟大的大家庭中的成员”。[25]
恩格斯的理论探索，使他开始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观察社会历史的变化中，认识到经济事实的重要作用，从而对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有较深刻的认识。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追忆的那样：“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26]
▷2.2.2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唯物史观
1844年夏天，恩格斯由英国绕道巴黎拜访马克思时，他们发现“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示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他们“共同的工作”。1845年春，马克思拟成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恩格斯说：“当我们1845年春天在布鲁塞尔再次会见时，马克思已经从上述基本原理出发大致完成了发挥他的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工作，于是我们就着手在各个极为不同的方面详细制定这种新观点了。”[27]“这种新观点”集中体现在他们合作撰写的《神圣家族》著作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它在唯物史观形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神圣家族》是为彻底批判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兄弟的哲学基础而撰写的一部论战性的著作，正如这部著作序言中所指出的：“我们的叙述主要针对布鲁诺·鲍威尔的‘文学总汇报’，因为在该报中鲍威尔的批判以及整个德国思辨的全部谏言达到了顶点。”[28]从唯物史观的形成史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鲍威尔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欧洲近代哲学史的演变进行了研究性的批判考察，从而克服了旧哲学在历史观上的两个主要缺点。马克思说：唯物主义在培根“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霍布斯把培根的唯物主义系统化了。……唯物主义变得敌视人了。”[29]这里所谓“片面化了”、“系统化了”是指霍布斯把唯物主义的辩证因素抛弃掉，而使机械唯物主义系统化，从而否认人与自然的区别，把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情欲都看成机械运动。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特性，否定了人的能动性，因而也就否认了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的作用。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近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两大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做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30]对这两大主要缺点的分析，是建立唯物史观的起点。
其次，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以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思辨哲学的批判，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观点。对此，恩格斯从实践上用事实说明鲍威尔的哲学是“儿子生父亲”的哲学。马克思则从理论上以异化劳动对鲍威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作了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是黑格尔哲学解体中的一个“极端的哲学派别”，他们认为，历史是自我意识的创造物和表现，普鲁士国家正是自我意识的体现。他们以哲学的形式掩盖其反动的政治立场，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的险恶的威胁。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的开端就尖锐指出：“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31]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了青年黑格尔派自我意识的极端唯心主义历史观的秘密所在。
针对青年黑格尔派依据“自我意识”创造历史的思辨公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指出：社会经济是政治、思想的决定力量，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丑；社会的经济方面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层次的，经济利益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之中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内容；思想在历史中的现实力量在于正确地反映了社会需要、进步阶级的利益。[3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得出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社会中的普遍性等结论后，进一步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33]恩格斯还进一步说明了什么是历史的问题，历史就是人的创造性活动的历史。“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34]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神圣家族》提出了确立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则问题，如关于科学的人的本质思想的初步确立、关于历史发展是现实的人的实际生活过程的思想、关于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伟大人物的思想等等，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新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做了直接准备。
在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神圣家族》的同时，马克思就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批判问题作了深刻思考，并于1845年春拟定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88年恩格斯在第一次将这一提纲公诸于世时，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35]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纲》彻底批判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哲学，明确勾画出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在《提纲》第一条一开始，马克思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36]这就深刻地说明，在旧哲学中，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分别抓住了精神的和感性的东西，各执一端，但它们都把人的感性的活动抛在一边，这正是旧哲学的困境。马克思的新哲学突破了旧哲学的困境，他在《提纲》中把实践作为首要范畴运用于哲学，最终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论域。《提纲》把实践范畴纳入认识论范围，科学地解决了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问题。马克思认为，实践不仅是认识论的范畴，同时也是唯物史观的重要范畴。他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37]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还包含着社会生活的创造性。因此，在《提纲》的最后，马克思以实践作为新哲学的特征，把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统一起来，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8]这就充分表明，《提纲》是马克思明确提出建立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伟大思想纲领。这在后来他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得到比较详尽的阐发。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