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

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历了近30年的相对和平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理论流派和思潮纷至沓来，对这一时代的新变化作出不同的解答。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以“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旗号的伯恩施坦主义首当其冲，对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作出了最引人注目的挑战。

▷5.1.1　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及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

19世纪最后30年间，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第二次产业革命。新的炼钢法、发电机、内燃机和电动机等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导致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冶炼工业、化学工业等许多新兴工业部门的不断涌现，以及交通通讯事业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电力在动力方面代替了蒸汽动力，被广泛地应用于照明、车辆和电讯等方面。电力在工业上的广泛应用，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重工业比重超过了轻工业，形成了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国家。

但是，科学技术和生产的高速发展，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及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不平衡的。在这些国家内部，农业的发展落后于工业的发展，轻工业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的发展，旧工业部门的发展落后于新工业部门的发展；在这些国家之间，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落后于新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德国作为新起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技术，并在国内开展了科学研究，从而使它们能以最新的技术装备来发展本国的工业，迅速发展经济。相反，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其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英国原有的“世界市场”的地位一落千丈。总之，促进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第二次产业革命，对已经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资本积聚和集中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向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过渡。

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新变化中，众多的理论家都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现实意义、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社会发展和社会革命中的地位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首先，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暂时繁荣，特别是由于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产生了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经济似乎已经演变成“有组织的”经济制度的表象，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似乎已经“缓解”，甚至已经“消失”，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历史趋势的理论，如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理论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理论，也似乎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假说”。

其次，资本主义和平时期存在的“合法斗争”，淡化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模糊了对运用无产阶级革命手段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然性的认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似乎成为一种“过时的教条”。相反，主张阶级合作、走和平的“议会道路”，运用“渐进”的手段向社会主义“进化”的理论，一时成为时尚、甚至被视为惟一正确的“新思潮”、“新策略”。

同时，在长期的“合法斗争”中，资产阶级调整了统治策略，它们利用从殖民地剥削来的部分超额利润，收买本国工人阶级中的上层分子，使工人运动的某些领袖和理论家蜕变成工人贵族，成为一味追求“改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这些机会主义者逐渐在马克思主义内部组成一个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流派——修正主义。修正主义者借口时代的“新变化”，宣布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原理已经“过时”，并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科学性及其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意义。

▷5.1.2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初责难

爱德华·伯恩施坦（1850～1932年）年轻时是作为一位杜林主义者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他习惯于以拉萨尔主义和杜林主义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1881年至1890年这10年间，他在主编《社会民主党人报》时显露的某些组织上和理论上的才能，使他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乃至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名声。1895年8月恩格斯逝世后，伯恩施坦“修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倾向开始公开显露出来。1896年至1898年，他在《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发表的系列文章，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传统解释”的最初“批判”，成为这一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公开责难的代表作。

“社会主义问题”的系列文章通常指伯恩施坦在1900年编辑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一书确定的六篇文章。其中，写于1898年的《崩溃论和殖民政策》最集中地反映了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在《崩溃论和殖民政策》中，伯恩施坦提出了以下一些基本观点：

第一，借口反对“崩溃论”，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资本集中的新趋势和经济危机的现实性。伯恩施坦完全不顾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极其显著的资本集中的趋势，断然认为，在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小型企业并没有停止发展，它们只是在和大企业的“比例上逐步地后退”了；即便这种“后退”也被看做是不稳定的。相反，当时实际存在的大企业增长的趋势，却被看做是工业的“不断的运动”中的一种微不足道的现象；认为这种现象对考察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变化来说，完全是“次要的”。^[1]同时，他又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些新的机能的作用，如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邮政、电报、客运和货运等交通通讯的完善化，商业统计和情报机构的改进，以及工业家组织的扩展等等，极大地影响着“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从而“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2]

第二，断言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义因素，消解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意义和作用。伯恩施坦认为，从资本主义制度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来看，这一制度“崩溃”的可能性不是更大了，而是更小了。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已使人们从“实质上”看到了“许多的社会主义得到实现”，或者说“社会主义的一部分的实现”。他所认为的已经“实现的社会主义”，主要包括社会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监督权的扩大、企业的良好的民主管理的逐步发展等。在他看来，社会只要能充分行使其监督经济关系的权利，也就能实际地使私人经营的企业向公共经营的企业转移。由此，伯恩施坦断言：“一部好的工厂法可以比一整批工厂的国有化包含更多的社会主义。”^[3]

第三，以“探求当前问题的细节”的重要性为借口，主张放弃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通则”）和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伯恩施坦看来，在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人们对社会主义“通则”不再感兴趣，“而是去探讨当前问题的细节，去寻求当前问题的基础上推动社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朝前发展的杠杆和着力点”。在他看来，即使像《共产党宣言》这样的文献，实际上也是“一个为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一名称而辩护的纪念性作品”^[4]。伯恩施坦“坦白”地承认，“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所谓运动，我所指的既是社会的总运动，即社会进步，也是为促进这一进步而进行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宣传和组织工作。”^[5]“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这一说法，成了概括伯恩施坦理论观点和思想方法的“名言”。

伯恩施坦在“社会主义问题”系列文章中提出的中心论点，就是主张“修正”乃至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的地位。

▷5.1.3　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

继“社会主义问题”系列文章之后，伯恩施坦在1899年1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下简称为“《前提和任务》”）一书。《前提和任务》是伯恩施坦主义理论与政策的最为系统的论述，同时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出的最为全面的“修正”。伯恩施坦承认，《前提和任务》不仅“在许多要点上违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主张的见解”，而且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6]。《前提和任务》成了伯恩施坦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决裂的宣言书。

首先，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修正”，集中在用新康德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用庸俗进化论取代唯物辩证法和主张折衷主义的多因素决定论这三个主要的方面。

形成于19世纪60年代的新康德主义，极力“复活”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成分，拼凑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流派。恩格斯生前就注意到新康德主义的理论取向，认为“新康德主义的最后一言就是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也就是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部分”。^[7]伯恩施坦力图把它作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抗争的思想武器，直言不讳地提出，“社会民主党必需有一个康德，他总有一天要十分苛刻地对传统的教义进行批判的审查和严厉的责备。他要指出，这一教义的表面上的唯物主义在哪些是最高程度的因而也是最易引入歧途的空论（Ideologic），指出轻视理想和把物质因素抬高为无所不能的发展力量是自我欺骗，而散布这种欺骗的人已经自己通过行动随时发现了或者将要发现它的本来面目。”^[8]

马克思高度评价黑格尔哲学的科学成分，指出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才能发现其“合理内核”，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又存在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伯恩施坦从否定黑格尔的辩证法入手，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致命之处”，就在于坚持了“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的残余”。他借口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存在着对德国革命进程预测的失误，目的在于诋毁辩证法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因为按照辩证法的这一本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理解既包含肯定的方面也包含否定的方面，即包含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方面，这恰恰是与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主张大相径庭。他借口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叛卖性因素”，是妨碍对事物作出正确推理的“陷阱”，目的在于诋毁唯物辩证法在经济与暴力关系论证中的作用。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不仅是经济对暴力起决定作用，而且暴力对经济还起着重要的反作用，即革命的作用，它“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9]

在伯恩施坦看来，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环节”，因而对唯物史观的发难就成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攻击的最重要方面。他把唯物史观比作宗教的教义，歪曲地解释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表述，并试图用一种折衷主义的庸俗唯物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他认为，“折衷主义——从对于现象的种种不同的解释和处理方式中进行选择——往往只是对于企图从一物引出万物并且以独一无二的方法处理万物的教条主义渴望的自然的反作用。每当这种渴望发展过度，折衷精神总是要一再以强大的自发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10]伯恩施坦就是要用这种“折衷精神”来重新规范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从根本性质上作出否定。

其次，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面“修正”，突出地表现在对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批判”、对资本积累理论的攻击和对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理论的“修正”这三个方面。

伯恩施坦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彻底否定为起点，进而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大加贬斥，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他断然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价值只是一种主观的“纯粹的思想的幻想”，是“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缺乏现实的可行性；他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资产阶级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学派的价值论相提并论，认为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与奥地利学派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并无二样，二者虽然都是以现实的关系为基础的，但又都是通过“抽象”产生的，因而也都是一个纯粹思维的产物。

在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科学性的否定中，伯恩施坦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剩余价值是商品的劳动价值同对于生产商品时工人消耗的劳动力的付款之间的差额。因此可以明白，当劳动价值还只能作为思维的公式或科学的假设而要求得到承认的时候，剩余价值更加不过成了单纯的公式，成了一个以假设为根据的公式。”^[11]在伯恩施坦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只是一种“道德的命题”，并不能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的剥削。伯恩施坦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发难，是要从根本上推翻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是在论证资本积累的实质及其必然性、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之间的对立运动的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尖锐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科学学说。伯恩施坦避开资本积累的实质及其必然性，只是从“资本家数目”的多寡上认识问题；撇开资本主义股份企业运行中大资本家对股份的实际控制权，以及股份企业中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的内在规定，只是从持股人数的迅速增长上认识问题；撇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内在趋势，只是空泛地谈论剩余价值的“吸收”问题。伯恩施坦就是这样用现象来否定本质，否定马克思的资本积累学说，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从而进一步否定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新变化，否定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时代特征。

在此基础上，伯恩施坦还进一步否认了经济危机的现实可能性，宣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已经是一种“过时”的理论。他故意混淆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和直接原因，舍弃了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性质的分析；他还抓住罗莎·卢森堡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解中的某些偏误，得出两个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相反的结论，即认为信用制度能够自行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性质、认为个别工业中出现的生产过剩并不意味着普遍的危机，并试图以此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理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三，伯恩施坦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责难，主要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背叛、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任务的曲解，以及对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的歪曲等三个方面。

伯恩施坦完全避开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来谈论阶级划分问题，他笼统地用“财产”和“无财产”的区分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把阶级的划分完全看做是对人们的财产及其收入的划分；他也完全放弃了从社会劳动组织中人们之间相互关系上理解阶级划分的正确思路，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企业中劳动过程分工体系的等级划分来理解阶级问题的思路。伯恩施坦在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同时，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他一方面污蔑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以法国革命的恐怖时期为典型例子的，不具有普遍性；另一方面又宣称无产阶级专政一词现在已经过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伯恩施坦的这一做法，表明他已公然背弃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背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学说的背叛，必然导致他对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任务的错误理解。他强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中，应该取消用无产阶级社会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的提法，而应该采取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提法。他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一种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的进化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还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放弃反对和消灭资产阶级的理论纲领，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党派中“完完全全是曼彻斯特式的经济上的个人负责原则”来改造党；要求德国社会民主党担负起保障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任务，要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其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民族的党”。

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目标和特征的歪曲是以“合作经营”为中心命题的。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关于合作经营的论述是十分肤浅的，并且也没有以理论上的“公平态度”来对待合作社。在伯恩施坦看来，合作经营形式不仅是与资本主义直接相对立的，而且还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好体现。它虽然不是社会主义本身，但它作为工人组织包含着充分的社会主义因素，足以发展成社会主义解放的有价值的和不可缺少的杠杆，因而是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伯恩施坦还认定：在向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过渡中，并不需要“炸毁”现存的包括国家机器在内的社会制度本身；而且在这个过渡中，社会主义运动的任务就是积极地“发展”资本主义民主、自由制度；即使在最后的“过渡”过程中，也完全可能“和平地”，而不是借助于“暴力”、“专政”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目标。

▷5.1.4　伯恩施坦主义理论的泛滥及其危害

1899年发生的米勒兰入阁事件，可以看做是伯恩施坦主义理论的实践。阿历山大·米勒兰作为法国“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首领，入阁资产阶级政府，担任工商业部长，并帮助资产阶级政府制定收买工人的法令，进行分化和破坏工人运动的活动。米勒兰的这一背叛无产阶级事业的行为，无论在法国党内还是在国际范围内，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在法国党内，以饶勒斯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极力支持米勒兰入阁，认为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是“社会党的发展和强大的明显标志”^[12]，它有助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盖得派和布朗基派议员则非常愤慨，为抗议米勒兰的入阁行为，退出了联合党团，单独组成了革命社会主义党团。

在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00年10月），就是国际范围内马克思主义者与伯恩施坦主义者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在这次代表大会上，米勒兰问题成为中心议题。意大利社会党人恩利科·费利和考茨基分别提交了决议案。费利提案认为，在资产阶级制度下，要夺取社会权力，只有占据议席，而要这么做就要依靠党本身的力量，即依靠组成阶级政党的工人的力量，并且必须禁止任何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社会党人对资产阶级政府应当保持不屈不挠的反对立场。考茨基提案认为，在政府实行集权制的国家里，政权是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的。个别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政府，不能看做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只能看做是迫不得已采取的暂时性手段。在政治形势要求这么做时，这就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大会围绕这两个提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费利提案的支持者强调策略与原则的统一性，认为一个人“不可能同时为两个阶级服务”，参加资产阶级政府“就会是为资产阶级的政策和罪行承担责任”，米勒兰入阁直接违背了国际的原则，应该受到谴责。考茨基提案的支持者则反复强调米勒兰入阁是一个策略问题而不是原则问题；饶勒斯对考茨基提案表示支持，认为它可以被接受；有的支持者甚至认为，米勒兰入阁才表明他真正走上了一个战斗岗位。大会最后以29票对9票通过了考茨基的“橡皮性”提案，这一结局标志着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的产生。

在巴黎大会关于米勒兰入阁问题的争论中，基本形成了左、中、右三派。以费利、盖得为代表的左派从原则上谴责米勒兰的背叛行为，并坚决主张对米勒兰的叛卖行为予以制裁；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无产阶级革命，既与右倾机会主义划清界限，也同“中派”彻底分裂。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站在调和的、折衷的立场上，制造各种听起来好像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实际上则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寻找各种借口躲避革命。以饶勒斯为代表的右派极力赞同和支持米勒兰的叛卖行为并为其辩护；他们公开否认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间在原则上的对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直接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主张资本主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中、右三派之间的矛盾经过1904年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大会关于米勒兰问题的继续争论和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1910年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及1912年巴塞尔代表大会关于帝国主义与战争问题的争论日趋激化，分裂日趋明显；修正主义集团逐渐地篡夺了第二国际的领导权，在国际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大多数社会党的领导人都背叛了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所规定的革命原则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义务，公开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的立场上，打着“保卫祖国”、“保卫国内和平”的幌子，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右派堕落为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中派”则变成暗藏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鉴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政党公开投入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的事实，列宁宣布：“第二国际（1889～1914）大多数领袖背叛社会主义，意味着这个国际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破产。”^[13]

第二国际中的修正主义者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所采取的手法，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断章取义，摘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言论中能够为自由资产阶级所接受的内容，同时又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容，抛弃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把它变成对自由资产阶级无害的“偶像”。第二国际中以“理论权威”著称的“中派”领袖考茨基，采用的方法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害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革命实践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书本上的“条条”和孤独的“信条”，使人们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各国马克思主义者需要在认清时代的特征、修正主义的实质的基础上，阐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对时代变化之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作了思考；但是，真正对时代变化作出科学分析、对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发展的却是列宁。